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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唯一一个再次对记忆感兴趣的人。试图了解某人的过去，并且连贯地叙述他怎样一步步成长，可以说是人类基本的需要。我们也许很好地发明了自己珍藏的许多记忆，因此，那些记忆似乎以灾难性的方式质疑了我们的身份感。近代一些最有影响力的艺术作品也关注了自传体记忆的欺骗。例如，泽巴尔德（W.G.Sebald）的反流派小说《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或者2000年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执导的影片《记忆碎片》（Memento）。回忆录成为一种越来越受欢迎的文学体裁，然而，很少有人询问传记作者，是否应当信任他收集的内容，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讲，这种体裁的作品，几乎没有对自身进行过检验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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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许多人觉得，记忆让我们失落，而一批自助式书籍承诺帮助我们改进记忆。一方面，记忆的迷失，可能是痴呆症渐渐渗入的信号，而我们改进记忆的兴趣，一定是利用了我们对阿尔茨海默病[1]的焦虑感。另一方面，有些人记得的事情太多了。对那些受到心灵创伤影响的人，记忆可能是导致严重精神问题的恶性循环。说起目击证人和受害人在法庭上回忆某些事件，记忆的弱点可能有着令人绝望的重要的含义。美国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洛夫斯特（Elizabeth Loftus）和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记忆很容易被事件发生之后的信息所扭曲，而且在某些情形下，只要适当地给人们提供一些暗示信息，甚至可以“种植”记忆。证据表明，有的人能够生动地回忆起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件，这种现象一定会让我们重新思考，在法律诉讼中是不是应当强调目击证人证词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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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太多时候，记忆的不可靠性并未得到足够的承认。甚至，如挪威的一些心理学家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对于记忆如何工作，即使是心理学专家，也不比普通人知道得更多。在研究中，研究人员向大约850名心理学家出示了12条关于记忆的陈述，并询问他们是否赞同。例如，其中一条陈述是：“在庭审中，目击证人的信心，是预测他在辨认被告是否为犯罪者时的好的指示符。”随后，研究人员将实验对象的回答与那些根据当前的科学知识被认为是“正确的”答案进行对比。心理学家平均获得63%的“正确”率（如果把实验对象换成普通公众，该比率为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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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这些问题上的表现并不如人意，其实，还有很多人和你一样。在另一项最近的研究中，研究人员从普通美国人中挑选了一个大型样本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的方式是电话调查，询问人们是否同意已选择的6条陈述，这些陈述与专家的共识相互冲突。陈述的主题包括健忘症和身份、对证词的信任、记忆与摄像机的类比、催眠对记忆的影响、对意料之外的物体的注意，以及记忆的永恒。赞同错误陈述的人比例非常大（在两个案例中都占到绝大多数）。例如，83%的人认为，健忘症导致人们无法记起自己的身份，而63%的人认为，记忆的运行和摄像机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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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似乎非常错误地理解了记忆。尽管如此，当这些主题出现在媒体上时，公众对信息的渴求似乎难以满足。据报道，美国记者乔舒亚·福尔（Joshua Foer）由于组织了针对参与记忆竞赛的“心理运动员”的研究，因而从出版商那里获得了高达7位数的预付款。我在写这本书时，2012年1月，《科学美国人MIND》（Scientific American Mind）杂志中刊登的一篇文章推翻了关于记忆和忘却的常见错误认识，英国《卫报》（The Guardian）的一次特刊告诉读者，人们可以怎样最大限度地利用记忆的力量。伴随着这次特刊文章的发表，研究人员举行了一次关于记忆的网络实验，获得了世界各地8万名网友的点击。英国广播公司（BBC）较早的一次网络调查则产生了巨大的争议，特别涉及会说话前的童年记忆的确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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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心理学和神经系统科学的研究通常会取得一些违反直觉的发现，人们对这些发现一直有着广泛的兴趣，而对记忆的兴趣，则是这种广泛兴趣的一部分。如今，我们经常读到一些研究文章，对我们脑海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思维如何运行的假设表示怀疑。我们知道，人类的大脑中并没有单一的体验中心；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的思维是由一些半独立的“处理器”拼凑而成的组合，其中每个“处理器”都为完成一件特定的任务而发展、进化。我们知道，当我们看着窗外的景色时，实际上并不是从它的整体来观看的；我们首先看到它的片段，随后将它们拼凑起来，制造了一个统一场景的错觉。在这方面，如果你想着，当我们的大脑持续处在忙碌状态时，还有其他不连续的认知相伴相随，那么，记忆就不再那么突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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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说，对记忆的研究，确实引起了一些非常有针对性的挑战。我读大学的时候，对有没有可能设立一门专门研究个人故事的科学感到悲观，现在，面对某些实实在在的不确定性，我的这种悲观依然存在。要询问人们的记忆，是很头疼的事情。记忆会由于构建它们的程序的改变而改变，而实验参与者报告的每一种记忆，都可能被对过去行为的回忆所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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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科学家们想出种种办法研究自传体记忆，而且，100多年来，他们一直在系统地做这件事。首先，19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的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和德国的赫尔曼·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开创性地（并且非常独特地）进行了记忆的自我检查，记忆研究员让实验参与者参加一些测试，回忆无意义音节、回顾他们最早的记忆，并进行一些关于感官刺激力量的实验（比如音乐和气味），以便勾起回忆。记忆重新构建的观点，最初由弗雷德里克·巴特莱特（Frederic Bartlett）提出，他是剑桥大学实验心理学的首位教授，其最著名的著作是1932年编纂的《回忆》（Remembering）一书。巴特莱特请他的实验参与者读一篇描写北美印第安人的民间故事，称为“幽灵的战争”（The War of the Ghosts）。该故事描述了幽灵之间的一场战争。然后，请实验参与者在一系列不同的情形下回忆该故事。巴特莱特发现，人们对故事的记忆，受到他们自己对这个世界如何运转的理念的影响。他们会扭曲该故事，使之与他们自身的知识结构相一致，忽略其中一些看似与他们并不相关的内容，并改变故事的着重点和结构，以便与自己的理解相一致。巴特莱特总结道，我们对事件的记忆，反映了我们当时编码的信息，综合了一些推断，这些推断根据各种其他知识、期望和信念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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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莱特关于记忆重建的观点，现代有一些衣钵传人，包括丹尼尔·沙克特、伊丽莎白·洛夫斯特、安道尔·托尔文（Endel Tulving）、多娜·罗斯·阿迪斯（Donna Rose Addis）、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和马丁·康威（Martin Conway）。康威利用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做出的区分，区别了人类记忆的两种力量：对应的力量以及连贯的力量。前者抓住了记忆对保证所发生的事实真实性的需要，后者致力于使记忆与我们当前的目标、我们脑海中的画面以及我们对自我的信念相一致。如果说记忆是一门科学，那么，也可以说它是一门艺术。在那些对记忆进行科学研究的学者中，认为记忆是构建的学者，已经颠覆了自传体记忆的传统观点。他们借助了一个流程，该流程将保存的感官信息和情绪信息与对某人过去人生中的知识进行更加正式的概要描述结合起来，这要求同时运行许多不同的认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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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心理学家来说，“记忆”意味着不同的事情。自传体记忆是一种有趣的情形，因为它跨越了科学家们就记忆的类型而做出的最基本的区分：即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对事实的记忆）与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对事件的记忆）之间的区分。我们对自己人生中的事件的记忆，包括对已发生的细节（情节记忆）与对我们人生中的事实的长期了解（一种自传体记忆）的综合。另一个重要的区分是外显的或陈述性记忆（记忆的内容容易进入意识）与内隐的或非陈述性记忆（这是潜意识的）之间的区分。正如我们理解的那样，谈到我们经历的创伤和极端情绪将怎样影响记忆时，后面这种区分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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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体记忆还是一种长时记忆，因此，我不会过多地描述短时记忆或者更为人所知的工作记忆。在各种类型的记忆中，没有哪一种是单一和独立的，全都取决于几个不同的认知系统和神经通路。例如，内隐记忆取决于与自传体记忆不同的神经回路。当你学会一种新的运动技能时，你的小脑（隐藏在你的头盖骨之中，位于后颈区的后部）忙着运转起来。当你出于习惯而采用了错误的方法时，你将看到保存在你的基底神经节的信息模式的证据，该神经节位于脑干上方大脑中部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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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自传体记忆，人们经常错误地认为记忆的痕迹保存在大脑的任何一个部位之中。事实上，早期的记忆研究学者对后来广为人知的“记忆痕迹”的搜索，总是不可避免地失败。所谓的“记忆痕迹”，就是记忆留在大脑中的单一的生物电痕迹。尽管这并不是我在本书中重点阐述的内容，但人们在理解神经元之中长时程增强作用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些结构性变化潜藏在大脑的信息存储之中。你曾经一定读过一些新闻故事，它们讲述了当你的大脑中的神经细胞的突触中发生一些化学变化时，“记忆”会怎样形成。尽管这些研究引人关注，而且也很重要，但并不是我感兴趣的记忆：它们是关于单个细胞的，而不是关于人类的。这两者处于完全不同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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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的每次被激活，便在分子层面上重新组成“记忆”，根据这一观点，可以围绕再巩固（reconsolidation）的流程提出类似观点。纽约大学的研究人员曾运用一种化学物质来进行研究，这种物质已证明可以破坏那些学会了避开电击的老鼠的记忆痕迹的形成。自从这些研究之后，再巩固成为记忆科学中的一个热门话题。这次实验中的重大发现是，化学物质（一种蛋白酶抑制剂）同样能很好地勾起回忆（当老鼠记得电击时），同时还能高效地进行最初的编码。如果记忆痕迹是永久的，这种情况绝不应当发生。相反，数据表明，事件发生之后，在缺少原始刺激的条件下，记忆痕迹可能发生改变。再巩固似乎指向了一种分子机制，通过该机制，记忆可能被随后的事件所改变，但并没有表明它们怎样改变。对于那一点，我们还需在认知的层面上调查记忆，也就是说，在个人的思考、信息和偏见的层面上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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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其他一些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也需要提出类似的提醒。新的神经影像学，为“我们的记忆到底保存在大脑中的什么地方”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带来了全新的观察视角，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用全新的视角来观察，我们的自我究竟处在大脑中的什么位置。记忆科学家们已经通过神经成像扫描、脑电图实验以及对脑损伤患者的细致访谈，对记忆在大脑中的位置进行了研究。根据脑成像结果显示，大脑前庭中的活动，通过杏仁核系统和关联的新皮质中心的情绪回路，激发了重新构建被记住的经历的努力，最后通向大脑背部的枕叶。在这里，典型的自传式记忆的视觉质量，作为感官碎片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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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这些神经解剖学的模式，是十分珍贵的。如果我们想掌握一门人类体验的科学，就必须在不同的层面上解开它的奥秘，至少包括分子的、神经的、认识的和社会的层面。而对大脑学习与记忆过程的研究，已经极大地帮助我们理解了记忆怎样运行。出于这一原因，我将特指认知神经科学中的新研究，这门学科综合了来自实验心理学、神经成像以及神经心理学（对脑损伤的研究）的成果。记忆的神经触角四处蔓延，许多不同的大脑系统都牵涉其中。为了做好准备，这里将对我们重点阐述的主要大脑区域做一个简单的概述（见本书结尾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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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把一根手指放在耳朵上方，想象一下推着它移动大约5厘米距离，那么，你的虚拟的指尖可能会触及自传体记忆中唯一一个最重要的结构——即海马体。数十年来，科学界对此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海马体牵涉诸多心理过程，比如记忆、空间导航和焦虑，等等。科学家通常把它比作一只海马，是由于它那弯曲而呈流线的形状，并且位于内侧颞叶中记忆回路网络的中心（在大脑的两侧，各有一个海马体和内侧颞叶）。海马体与附近区域的皮质密切合作，后者称为边缘皮质和海马旁皮质，各自位于海马体前部和后部的下方。这个相对较小的大脑区域，延伸到更广阔的、与记忆相关的网络之中，包括杏仁核。杏仁核则与海马体的前部相连，对于了解刺激在情绪上的重要性至关重要。向着大脑前部的方向移动，内侧颞叶记忆回路与前额皮质的控制系统相连。在大脑的后部，枕叶皮质区存储着视觉感知细节，它们在自传体记忆中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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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重要性对神经系统来说并不太大，对记忆来说则很大。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要真正揭开记忆的奥秘，就要把它放回到科学之中加以研究。在本书中，我的一个目的是抓住记忆的第一人称特性，也就是记忆者把回忆的时刻以及经历从内心中挪出来，再放置到其他地方的能力。安道尔·托尔文称记忆的这种特征为“自知意识”（autonoetic consciousness），并解释说，它是记忆研究者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科学界需要可以复制的实验成果，意味着记忆的个人和主观的特点通常被忽略，不过，这一趋势在最近几年已经开始得到纠正，学术界出现了一种着眼于探索性质上的和叙述的特征的新趋势。如今，记忆研究者花更多时间来了解实验参与者个人的故事，无论那些故事是涉及一些记忆系统中使人倍感失败的人们编造的诱人虚构，还是涉及那些当人们谈及自己的幼年生活时产生的感官上丰富的“第一记忆”。我也想做同样的事情，让那些故事在阐述脆弱而复杂的记忆真相时，为它们自己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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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踏上旅程，就迷路了。回到曾经非常熟悉的城市，我试图找到一度十分熟悉的街道，以便清楚地知道过去努力去记忆的行为在怎样调节着记忆。在某个场景中找到你的路，需要你对自己曾经到过哪里有着准确的记忆，但同时，还取决于你能不能对空间与时间的知识进行编码。我探讨了海马体怎样处理这类信息，最终在人们的内心产生一幅处在该地形之中位置的地图。当你迷路时，正如我回到另一个一度十分熟悉的城市那样，这些地图都出错了。在想象的以及实际的地形之中，记忆到底如何运行呢？从上面介绍的这种地理失忆中，我一定会查找出有益的线索，于是，我对此进行了探索。我在自己家所在的城市漫步，证明了我们可能在过去的回忆中迷路，好比在不熟悉的地形中迷路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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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着眼观察自传体记忆中感觉的作用。各种各样的作家，比如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和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等，都用雄辩的语言描述了感官刺激在揭秘过去经历时的强大作用。人们知道，气味和音乐是非自主记忆的强大触发因子，我问自己，这些感官是否有什么特别之处，使得它们在解锁记忆方面格外有效。这些例子表明了自传体记忆的形成怎样与我们的感觉以及对世界的情绪体验紧密相连，并展示了记忆会怎样依靠许多不同的认知系统与神经系统之间的无缝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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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这种对认知和神经学功能的复杂协作，必须花时间来形成。婴儿和儿童记得一些事情，但他们需要达到某些重要的里程碑，才能产生真正的自传体记忆，也就是说，要等到他们能将自己放在自己描述的事件的中心时，才可能产生真正的自传体记忆。询问记忆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可以让我们深入了解不同的心理能力，使我们能够追踪过去的自我。在第4章，我关注了为什么我们很大程度上无法回忆起童年时代，以及为什么我们最早的记忆充满了那么丰富的感官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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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5章，我返回自己的孩提时代，因为经验告诉我们，通过回到你曾经常去的地方，可以怎样解锁记忆。一个得到确认的研究发现是：我们在回忆过去的事件与信息时，如果能够回到与记忆形成的那一刻相同的背景之中，则更容易记起那些事件与信息。我观察了记忆怎样协调其自身，以便与信息的内涵而不是表面细节相一致，并研究了怎样通过事件的背景来确定记忆的框架，以至于拥有某种记忆，将当前检索时的线索与那个时候编码的信息匹配起来的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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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童年时代的记忆，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它们通过对与父母和其他监护人之间合作行为的回忆而建立。如我在第6章描述的那样，围坐在一起谈论过去，似乎对孩子自我的形成极为重要。他们的自我，要通过时间来拓展。在成年时期，记忆可能必须经过与社会中其他人的协商而形成。有一种理念认为，过去只是我们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它的鲜活与生动并不能保证其真实性。这种理念突出了我们对记忆的社会行为语言的依赖性。如果我们的自传体记忆系统是用来创造对自身过去的连贯叙述的，那么，它是一个可能经常欺骗我们的系统，让我们相信那些并不真实的故事，这一点可以通过如下事实来证明：我们许多人都“记得”那些我们已不再相信它真的发生过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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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7章，我探索了记忆是为了什么。要想研究好心理学，总要运用发展的观点，对记忆的研究也不例外。事实上，我们有一些很好的理由认为，记忆的进化不是为了保留对已发生事情的记录，而是为了预测接下来将发生什么。如果记忆是不可靠的，倾向于出现重新构建的错误，那可能是因为它既导向过去，同时也导向未来。在这一领域开展的一些最令人兴奋的研究表明，在自传体记忆和对未来的思考中，都牵涉了类似的神经系统，而且它们都依靠某种类型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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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的记忆是对某个想象过程的构建，不管怎样，我们某种程度上需要追踪我们对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的心理体验，而不是追踪对我们想象中的事件的心理体验。在第8章，我探索了一些感觉，那些感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在记忆。结果表明，记忆的最大挑战之一是追踪我们的体验的来源，当我们没能将已经记住的与只是想象的事情区分开来时，往往会出现一些与其他错误不同的记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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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记忆是出色的故事讲述者。在构建自传体记忆时，我们往往会把自己的叙述能力发挥到极致，不但如此，只要记忆留下了需要填补的空白，我们还会热衷于编造一些故事。在第9章，我关注了对脑损伤患者的研究中掌握的关于自传体记忆的知识。我曾遇到一位失去了产生新记忆能力的女性朋友，并倾听了另一位人士的故事，他经常在“似曾相识”的状态下生活。在这两个案例之中，记忆的不协调的体验可能导致受害者围绕那些体验去精心编造故事或者进行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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