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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没有带地图。部分原因是我想看看自己能记住多少，另一部分原因是我觉得，尽管我的方向感很差，但在这个地方散步，也不可能太过迷失。只要我能沿着河的方向、顺着防波堤坚持走下去，加上我的海马体的心理地图能够正确运行，就一定能保证我最终走到老路上去。我知道高德汉格村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因为我在出发之前，已经在谷歌地图上设置了路线。在灰色的烟雾中一眼望去，西默西就在海岸线上，父亲和我以前常在那里航海。我只是需要在场景变得熟悉的那一刻对它们保持警惕。也正是在这一刻，原始的熟悉机制开始运转起来，告诉我说，我以前来过这些地方。不熟悉的场景与熟悉的场景之间的缝隙，就是我儿时漫步的界限的标记。我想象不出还有比这种熟悉感更强大的测试。只要熟悉感一进入我的脑海，我就知道，我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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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那是我的计划。如果我想方设法找到了通向高德汉格村停车场的路，并且按照我们最初的路走下去，我期待看到的一切事物，应当都是熟悉的。这一次，我必须依靠感觉。但随着临时度假屋渐渐远去，这个场景变得越发令人迷惑，我原本以为能够依靠感觉，现在看来越来越不可能了。水泥砖块也不见了，防波堤变成了一堵土墙，沿着碎石路向前延伸，路两旁是一些黄色和蓝色的野花。荆棘丛中，黑莓已经成熟。这条路通向陆地，穿过一些棕色的度假屋，但我并不觉得它是我们走出高德汉格村的路。这是一个周末，外边没有其他人在散步。在水的对岸，我可以看到欧希岛上细小、乌黑的木条，这些并不是太具体的特点。走近一些，几乎看不到让我觉得稍显宝贵的特色。在朝向陆地的那一侧，有一条充满水的水渠，好像一座城堡的护城河那样，周围长着茂密的绿色灌木。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到奶牛在牧场上悠闲地低头吃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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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肯定看起来和我期待的十分相似，但严格说来，我还没有察觉熟悉感扑面而来。当颞叶癫痫病人大发脾气时，通常有一种对周围的人和事“似曾经历过的感觉”，也就是说，产生了那一刻非常熟悉的印象，但他们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在癫痫病人的这种似曾相识的情况下，他们的感觉就好比在电子大旋涡中顺风而动。神经系统科学方面的证据表明，熟悉的感觉依靠鼻周皮层以及海马旁皮质中的一个核心区域网络的活动（那些皮质紧邻海马体）。要对一种刺激感到熟悉，你只需要知道自己曾经看到过它；不必产生一种情景记忆或者回忆，想起你曾经在过去的某个场合遇到过它。那个独立的回忆过程，或者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记忆过程，由一个独立的神经系统支持，该系统位于海马体的中央，包含内侧颞叶中的其他几个区域，包括穹窿。这两个在神经上截然不同的过程，提供了两条不同的路径。借助它们，你可以把某个环境判断为此前遇到过的环境。你可能由于某个地方很熟悉而辨别它（因为你的鼻周皮层以及海马旁皮质告诉你辨别），或者由于你主动地回忆在某个时候曾到过这里而辨别它（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海马体和相关结构很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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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那些观看过所有这些照片的鸽子是否也有同样丰富的熟悉感。我只知道，对我来说，这种熟悉感今天不够用。今天我遇到的场景，是美丽而荒凉的，但不管怎样，感觉不像是我的。不论是一种什么样的记忆，你必须明确地知道它属于谁。随着风越刮越猛，削得我的脸隐隐地疼，好像在用更大的力气将这个场景愤怒地抛给我，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错得离谱、错得荒唐。我童年时期经常做的例行工作，我过去与父亲在一起生活的珍贵片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踪迹。我总是把它当成难忘的经历来记住，但我已经忘了，记忆可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欺骗你，让你失望，但简单的遗忘，是所有失望中最平常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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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只是时间过得太久了吧。我确定，自从11年前父亲去世以后，我再也没有到过这里。我一直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另一端，到埃塞克斯郡旅行，仅限于看望家人。我年轻的时候，只想着离开这里，这是我第一次表现出对故乡的兴趣。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父亲每年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印度度过。在此之前，也就是1980年，当他遇到新女友安之后，他的人生就此改变了。大部分的周末，我和父亲都与她和她的家人一同度过。我记忆中的散步，发生在我到寄宿学校读书的时候，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只有10岁或者12岁。星期天的时候，父亲在做完礼拜之后，会把我接上，到黄昏时分，再把我送回学校的宿舍。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航海或者在船上工作，因此，我们会去散一会儿步。我既依赖关于我们生活的信息，又依赖我自己能够记得的信息，这使得我非常确定，28年以来，我一直没有在防波堤这里散过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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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功地忘记某些事情，需要很长时间。当然，我并不是说我记得所有那些没和父亲一起漫步的日子。对于没有做过的事情，你不可能有记忆；你只是不能记住做过了的事情。就好比我撒下一张网，最后却什么鱼也没捞到。不过，回忆就是那么运行的，它让我们有依据来确定某件事情是不是发生了。如果我们正在寻找的情景在我们呼唤它的时候并未浮现，那我们会总结说，它没有发生过。在科学中，我们说证据的缺乏，并不是指不在场的证据。记忆的运行与之不同。如果我们无法检索到某件事情发生的任何记忆，那么我们最多只能猜测它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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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考某件事情究竟有没有发生过时，我们不必自始至终都经过一个漫长的搜索过程来追忆过往，或者说，经历心理学家所说的串行搜索（serial search）。假如我问你，你有没有和某位大明星共进过晚餐？我猜，你可以直接回答那个问题，根本不需要太多思考。你不必仔细搜寻和你共进过晚餐的每一个人，看看他们之中有没有大明星，最后发现没有。如果你曾和大明星一块用餐，这件事情也许对你来说足够重要，可以从一段单一的情景记忆转变成关于你自己的一个事实［你知道的，我曾和英国创作型歌手莉莉·艾伦（Lily Allen）一起吃过寿司］。情景的知识可能转变成语义知识，因此，你可以像回答关于你的身高或鞋码的问题一样，迅速而确定地回答“有没有和大明星共进过晚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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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关于你过往经历的问题，有大量的“侦察”工作要做，既有语义的，也有情景的。在回忆父亲和我漫步在高德汉格村的经历时，我利用了关于其中涉及的人的自传体知识，也利用了我自己的特定的情景记忆。也就是说，我将某种自传体的语义记忆（它向我讲述我过往人生中的事实）与自传体的情景记忆（它使我能够检索我的经历中某些特定的时刻）结合了起来。我运用逻辑推理，然后做出推论。我使用一些关于“我是谁”的事实，来回答关于“我曾经是谁”的问题。还有些地方我从来没有到过，比如斯德哥尔摩和亚的斯亚贝巴，而且我知道这些事实，根本不必搜索我旅行过的其他所有城市。我最后一次来到高德汉格村的时间，我并不能十分确定，但是，为了努力回忆，我运用了关于我自己的知识，同时也依赖特定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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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今天，那种自传体的侦察工作其实比试图去发现从不熟悉到熟悉的过渡更有成效一些。当我离开那条小道，度假小屋离我越来越远时，我看到再没有其他路径可以将人们从村子里带到这里，于是我意识到，我一定是像过去那样，错误地拒绝了它。我不能确定地知道那是不是我们来时的路，如今回过头望去，我怀疑看起来一点儿都不熟悉。难道不是那条同样泥泞不堪、两边长满树的小路？在那里，我们紧握着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用过的望远镜，我还常常做梦，梦见我那天用望远镜看到的鸟儿。在努力将记忆中的现实与这种全新体验的现实联系起来时，我会紧紧抓住手边的任何东西。想要讲述一个连贯故事的动机十分强烈，它将各种一定不能综合到一起的事实拼凑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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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事实是，记忆不会像潮水般涌来。我知道近30年前，我和父亲一同漫步，但我知道这个事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想出了它。对我来说，过去就像一个十分遥远的国度，我无法自己走到那里。然而，一旦逻辑让我回到那里，那么，熟悉的感觉就会不甘落后地涌上心头。语义记忆使得情景记忆成为可能。我觉得过去我经常出去散步，而这种想法可能在回忆任何特定熟悉的细节时，成为一种有效的提示线索。或者，我应该说，语义记忆使得半熟悉的事情变得更加熟悉，并且增强了周围的线索来触发实际的情景记忆的能力。它使得熟悉的感觉褪去，并使得回忆更有可能。从潜藏在它们下面的大脑回路来看，熟悉感和回忆可能依赖不同的系统，但在实际中，其中的一种必须融入另一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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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风异常猛烈。它咆哮着刮到我脸上，刮得我的隐形眼镜剧烈摆动。我的T恤被吹到身后，从远处看，好像一根左右摇摆的棉制的“鱼翅”。我看到了一段稍有坡度的防波堤，用浅黄色的水泥砖块砌成，我连忙弯下身子，躲到它后面。顷刻之间，猛烈的拍打停下来了。我感觉这是另一个世界，它在刚才那个狂风呼啸的世界之中，有着完全不同的气候，而我刚刚步入这个世界。我取下帆布背包，在水泥斜面上坐了下来。我向水面望去，看到一艘棕色的平底货船正顺着风向海布里奇盆地滑去。这种突如其来的平静，加上我双手撑着的水泥地的那种粗糙感觉，让我感受到一丝微弱的、无法言喻的温暖。我的感知似乎突然变得更敏锐了。这是真的：在这个时刻之内，还困着另外一个时刻。对我来说，它很熟悉。它让我意识到，这段防波堤或者是其他类似这样的防波堤，是我和父亲曾经野餐的地方。我们在风中坐下来，把大衣铺在地上，吃着我们带来的全麦三明治，用塑料杯喝着速溶咖啡。这些依然是自传体知识的语义记忆。我知道，我们的野餐菜单是事实，而不是记忆。但这平静的一刻，将我们的知识带入脑海，而那些知识，又可以将我们带到别的地方。于是联想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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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毕竟是我一直希望的。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期待，我知道的东西会触发熟悉感，而我熟悉的东西会触发回忆。熟悉和回忆，是了解我们身在何处的两块基石。我知道关于这一狂风呼啸场景的各种细节，它们将为我打开记忆大门的铁锁。我一直重点关注着某个特别的地方，而我做到了，因为我想看一看我周围都是些什么。答案是：周围都是水，我透过欧希岛朦胧的空气看到这些水，而不是在我自己的脑海中进行想象。至关重要的是，我知道我现在在这里遇到的细节，与我过去在这里遇到的细节一模一样。在记忆中，背景意味着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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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一事实如此重要，有个简单的原因，这要追溯到编码原则。不论人们什么时候对信息进行编码，都必须在记住的事情与那一刻他周围的线索之间建立起联系。那正是背景是记忆的强大提示线索的原因。科学家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发现，那便是：当我们身处将记忆写入编码系统的同一背景，人们要求我们回忆的时候，我们更擅长记住一些事情和信息。在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先让深海潜水员分别在陆地和水下学习一个单词表，然后让他们回忆在水下学到的一系列单词。结果，他们在与学习单词时的相同环境中（在水下数米深的地方）来回忆时，比在陆地上回忆效果更好。在刑事调查中，将目击证人带回犯罪现场，以帮助他们回忆案发时的情形，是一种标准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记忆是这样一个匹配过程：将对周围环境的编码与对周围环境的检索偶然地匹配起来。心理学家坚持认为，这是由于在编码（也就是将记忆的痕迹保存起来）的那一刻，我们周围的线索与我们记住的素材是一同保存的。因此，那些提示线索的重现，可以使记忆再度发展成为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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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我来到这个特别的地方追忆我的父亲，而不是回忆其他任何人。如果我再次遇到以前我和他（也只有我和他）一同遇到的线索，那么，他的样子会在我的记忆中慢慢清晰起来。如果这种现象会发生，就会在这一刻发生，在这个风吹得我的眼都睁不开的场景中发生。水面上泛着光。欧希岛是远处一个神秘的、人迹罕至的地方。一些水鸟在银白色的河口竞逐、嬉戏。墨绿色的泥滩散发着重重的油味。一切的一切，都各归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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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还没有以任何平常的方式知晓记忆之前，我先感觉到了记忆。我从海布里奇盆地出发时的那种在时光中迷失的、穿越的感觉，已经变成了一种脆弱的感觉，让我不得不承认人类的渺小。我感到像孩子一样的感觉，要从一个受控制的、组织有序的王国中迅速地抓住短短几小时的时光，以便面对这个阴冷、宏大的世界。我一直在努力地思考，试图将这两种现实融为一体，但实际上，我应当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在某些情况下，情绪状态可以像景观那样，强烈地勾起我们的情景记忆。如果我在检索记忆那一刻的感觉与我在编码记忆时的感觉能够匹配起来，那么我便能解锁这种记忆。假如那些线索是一致的，即使它们是纯粹的情绪线索，回忆也将随之而来。我以独特的方式产生的感觉，将“护送”着我回到那个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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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不确定是什么勾起了回忆。我觉得是感觉，但那种感觉反而是由感官背景触发的：水面上的光、水鸟、泥滩的气味。我只知道，我现在又回到11岁，或者10岁，或者12岁了。同样的那艘棕色的平底货船，从我的视线中飘过。我在想象，如果借一条小船划到欧希岛去，会是怎样的感觉。我读过《燕子号与亚马逊号》（Swallows and Amazons），黑水河的那些小溪和水渠已经被我绘进了脑海之中，并且当我抓起一些彩色的签字笔，随便从最底下的抽屉里找几张废纸来快速勾画时，我发现那是父亲不想被人知道的商业信件的复印件。我把我那些作了防水处理、准备让它伴随我冒险的手绘图表放到一个塑料的文件夹中，那是我从文具柜中拿来的。一天早晨，我们站在厨房里，一同做三明治：一块是蔬菜三明治，一块是酸制酵母三明治，还做了一些薄薄的切达干酪，等等。几十年之后，父亲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我给他做了同样的这些三明治，但这一次，我切掉了面包皮。在记忆的深处，还有一种记忆延伸到未来，与其他记忆融合起来，然后再度形成一种循环。父亲就坐在我身边，从身边掏出各种各样的食物，准备和我野餐。我感受到他的存在，感受到和他在一起时那种有趣的摇晃，尽管我实际上并没有感觉到他。他没有说话。在我们漫步的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沉默着，听着风呼啸而过，倾听鸟儿在空中悲鸣，仔细聆听我们自己呼吸的声音。就好比父亲想教我思考我们谈话之间的间隔，而不是谈话本身。要做到沉默，便要像父亲经常做的那样，深不可测地关闭自己的感情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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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说，我在其他的回忆中听不到父亲的声音。尽管我不可能逐字逐句地记住他说过的话，但我记得他说过的要点。那些充满情绪的事情，那些造成了尴尬局面的表达，以及那些表现了他或者我的脆弱的言行举止。一次，父亲和我在丹伯里湖的时候，他明显面带焦虑地告诉我，他有一笔大买卖，必须在第二天做成。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在我的寄宿学校的停车场，我正准备下车时，父亲温和地询问我有没有在学校里受人欺负。还有一天，他和我沿着水渠散步，略带困窘但适当地回答了我关于性的所有问题。不过，在高德汉格村，我记得的只有沉默。在我必须回学校之前，我们有五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用来散步。这么长的时间，足够我们探讨所有需要探讨的事情，也足够我们突然调转话题，谈论一些禁忌的话题，以揭开可以解释一切的真相，不是吗？不论我们可谈的话题是什么，我们都没有谈。我们都对沉默感到很舒服。沉默意味着没有语言的压力，不论真正的说话还是期待的说话，都不用说。我们可以更加容易地触及自己内心的灵魂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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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挂在脖子上的双筒望远镜很沉。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其实，父亲的这副望远镜既时尚又轻巧，有着新相机的那种塑料气味。如果对着光线看，望远镜的大镜头会闪出略带紫色的光。我还会非常小心地把望远镜的两个塑料镜头盖安全地存放在猪皮盒子之中。我的嘴里有一股咖啡的味道。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喝的咖啡，但我真的开始喝了。水面泛起的光，美丽而易逝。一些难以名状的东西在紧紧地揪着我的心。我看到鸟儿在水面上急速飞行，我想努力记住它们的名字。青足鹬、红脚鹬、鹡鸰科的鸟、鸊鷉科的鸟，我应该知道它们的名字，每一种都应该知道；我的观鸟者清单中有它们的图片，而且我已经把它们全都用记号标出来了，但我手边没有观鸟者清单，也没有望远镜。我已经忘记了一切，甚至是一切事实。我可以品尝咖啡，但它的味道清淡而普通，而我一生都在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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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类橡胶圈或轮胎多用于使船只能够平稳靠岸——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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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碎片：我们如何构建自己的过去 第6章 需要协商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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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雅典娜7岁时，我们回到悉尼，重新游览了她在3岁那年的假期已经熟悉了的一些地方。我以为对她来说，最能勾起回忆的一些提示线索，比如悉尼海港大桥和悉尼歌剧院的壮观景象等，实际上却几乎没能让她联想起过去的情景。相反，雅典娜回忆了一些奇怪的、琐碎的细节：我们去蓝山山脉旅行时，在她自己住的酒店房间，她发现一扇连通门打不开了，原来是被暖气片挡住了；有一个下午，我们去海滩玩，结果她把巧克力冰激凌弄得满身都是。我记得当家人告诉我关于女儿的这些时，我在想，这些古怪的记忆碎片，马上就会被雅典娜遗忘了。它们很惹人喜欢，令人无法预测，而且透露了我和女儿之间的距离。它们还告诉我，她在以不同的方式解读自己的经历，对我来说重要的事情，对她来说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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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诗人柯勒律治（Coleridge）称它们为“没有价值的稻草”，并且对下面这个事实感到遗憾：这些碎片“应当随风飘浮，而那些珍贵的记忆，也就是比戈尔康达[1]和墨西哥的所有金矿都珍贵一万倍的记忆，应当由不知名的港湾吸收到某些无人知晓的深渊中去。”当然，碎片记忆并非一文不值；我们大多数人十分珍惜，尽管有时候难以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相信弗洛伊德学说的人可能告诉你，这些无伤大雅的画面是“屏蔽记忆”，用来屏蔽关于我们早期人生的痛苦的真相。例如，我那段推着玩具叉车的记忆，可能就是我早期的精神性欲中某个被压抑的片刻的屏蔽记忆。现代大多数记忆研究人员会低估这种解读。他们坚称，早期的记忆之所以是碎片式的，是因为它们还没有机会整合到一个有组织的记忆系统中去。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对于这一点，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自传体记忆开始运转起来之前，需要准备好许多系统。但即使是柯勒律治的“没有价值的稻草”的说法，也能给我们提供一些观察各种因素的线索，那些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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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说的关于7岁的雅典娜对悉尼的记忆的事情，正是记忆研究人员一直在探讨的。这些时刻之所以被组织起来，因为它们自始至终是和其他那些听说过这些事情的人们交谈的主题。暖气片挡住了连接门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到澳大利亚看望雅典娜的外公外婆期间，他们带着她到了蓝山山脉，而我去了别的地方。冰激凌的事情，是我们全家到德威去远足时发生的，那里是悉尼北部的一片海滩。对这些有趣的事件，我们可能在闲聊的时候多次说起过（正如许多更加令人伤痛的事件一样），因此，雅典娜有许多机会将它们整合到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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