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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记忆的其他一些特点，也证明了这种记忆的有趣“味道”。我们为记忆的情感力量以及记忆刻在脑海之中并激发思考的能力选择了相应的记忆图像。现代的认知神经系统科学家着眼于观察负责回忆与熟悉的神经系统如何与边缘系统中的情绪矩阵相互作用，他们可能认为，这种记忆观在情绪上具有天生多姿多彩的一面。中世纪的记忆观是建设性的、组合的，与现代的信息处理分析相一致，这些分析与在每一个细节中原原本本地复制信息的、包含大量数据的系统相比较，更加重视构建记忆的更高计算效率。中世纪的记忆还规定，记忆者可以采用某些方式综合来自多个源头的信息。在努力进行上帝的记忆时，思考者会将自己的部分知识和经历与从《圣经》中获得的表述结合起来，比如，他想象中的耶路撒冷总是包含一些熟悉的景观与建筑，没有哪位僧侣秉持的精神完美的观点与另一位僧侣的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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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世纪的记忆的概念，为我们思考记忆中想象的作用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事实上是一种相当古老的方法）。其理念是，记忆要紧紧抓住构建替代非真实情景的能力。这种理念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一些文学作品主题的特点，也是认知神经科学领域令人激动的最新研究的核心。实际上，它可能是我们去理解为什么人类一开始便拥有记忆的关键。为了领会这个“为什么”，我们需要问自己，记忆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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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人类来讲，要记住所有的事情，可能是一种灾难性的负担。在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短篇小说《博闻强记的富内斯》（Funes the Memorious）中，主人公伊雷内奥·富内斯（Ireneo Funes）遭遇了一次骑马事故，从此不但跛着脚，而且无法忘记。“他知道1882年4月30日那天清晨，南方天空中飘着的朝霞是什么形状，不但如此，他能在记忆中将它们与他只看过一遍的一本皮面精装书的封面进行对比（该书的封面上有像大理石彩色纹理一样的脉络），或者将它们与凯布拉卓之战（Battle of Quebracho）前夕船桨在内格罗河上扬起的水花形状进行比较。”富内斯对这种自然的怪诞并不是十分高兴，因为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不能从大量不断变化着的细节中提取出不变的要素。他感到麻烦的是，“一天下午，一只从侧面看的编号为3-14的‘狗’，名称会和正面看的编号为3-15的狗一模一样。每次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和双手，都会让他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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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富内斯不能进行抽象思考，因而是一位不可信的思考者，他常常感到记忆“好比一个垃圾堆。”要全部地回忆起来，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情绪上的灾难。电视剧《豪斯医生》（House）中有一个情节，讲述了由于某位病人不能忘记过去，因而无法原谅，从而使得她与一位家人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当这位病人疏远已久的妹妹试图修复她们之间的关系时，她的记忆不停地回到遥远的过去。这种对病态记忆者的虚构描述，其实有一定的科学道理。有一种罕见的病称为超记忆综合征（hyperthymestic syndrome，事实上，由于它实在太罕见，以至于医学文献上仅仅记载了几个病例），其患者会过分详细地描述过去，并以超常的详尽程度来回忆过去。现实中一位名叫吉尔·普莱斯（Jill Price）的真实患者曾说过，她的大脑就像一个分区屏幕，在其中，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屏幕的一侧不断上演；而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则在另一侧反复重播。她记得起14岁以后生活中的每一天自己都在做些什么。当电视上闪现某个过去的日子时，她自动地回到那个日子，回忆起那一天她在哪里，以及正在做什么。例如，让人们震惊的是，当人们问她1987年10月3日这个日子时，她回答说：“那是一个星期六。我们整个周末都在公寓里找乐子，手上戴着吊索，把我们胳膊肘都弄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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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的记忆不像那样。我们的大脑不会以完美详尽的程度来记住每一件事情；甚至试都不会去试一下。它们有着更高效的方法来使我们将过去联系起来。它们寻找规律，而不是细节。就像我们从逐字逐句的信息的记忆中看到的那样，记住某个人所说的话的意思，比起记住他选择的准确词语有价值得多。围绕某个相类似的主题而提出一系列的单词（比如糖果、糖、蜂蜜、汽水），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人们会声称看到过一些并没有进入这个列表的单词，但那些单词与这个列表上的单词在语义上有关联（比如甜的）。公元9世纪的僧侣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为完成某些任务而生搬硬套某些有益的记忆，是很常见的事情，但这种做法不能替代正确的思考。正如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军人、历史学家、随笔作家色诺芬（Xenophon）曾说过的那样，说起某些专业的鹦鹉学舌者的能力，“他们格外擅长一字不差地说出荷马说过的一些话，但这样做，自己则显得十分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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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前面介绍过的公元9世纪的本笃会僧侣记住事情的方式，恰好展示了现代心理学家欢迎的那种认知灵活度。如果奥特加必须记住关于上帝的所有可能的思考，那么，这对他的认知资源来说，明显超负荷。记忆的重组模式的一个优势在于它的处理效能。一个在其他条件下可能会由于没有关联的细节而变得杂乱无章的系统，比如可怜的富内斯的记忆系统，能以更加敏捷的、轻数据的方式来运转。当类似于富内斯的记忆系统出现损害时，记忆者便会在细节中越陷越深。由于海马体受损而患有失忆证的病人，在前面描述过的单词列表的测试中所犯的认错单词的情况相对较少。但当他们听到甜的这个单词时，不能从单词列表中提取与这个词相对应的主旨信息，这意味着他们不会得出错误的（却是十分正常的）结论，说他们之前看到过甜的这个单词。研究人员曾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实验中观察受损的大脑，结果发现，当病人给出了错误的答案时（声称曾看到过某个单词，而实际上并未看到过，只是这个单词与列表中的单词的主旨意思一致），他们的大脑中激活的基本记忆网络，与他们给出正确答案时（辨别出某个实际上看到过的单词）大脑中激活的基本记忆网络是相同的。在两种情况下，如果根据记忆系统在提取和保存深刻信息方面的能力，而不是作为专门吸引表面细节的磁铁的能力来看，记忆系统都在按照预先的设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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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讲，我们的记忆大多数时候都在履行着它们负责的那些任务，跳过细节，深入钻研我们努力保存的信息的真正而有益的意义。我们记住需要记住的东西，并且忘掉其他的一切。另一些记忆的错误，例如偏差（使记忆受到你当前所持态度的影响）以及暗示感受性（声称你拥有对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事件的记忆），体现了一个组合系统的运行，这个系统可以在重组创建某件事情时，将许多不同来源的信息综合起来。用丹尼尔·沙克特和多娜·罗斯·阿迪斯的话来说，那些错误展示了“自适应的、建设性的流程的健康运行，而这些流程，支持着我们记住过去实际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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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成果，使我们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思考记忆的弱点。那些记忆的错误，也许既不是成功的标志，也不是失败的标志。任何用于存储信息的系统都可能出错，与富内斯的那些拘泥于细节的记忆相比，我们重新构建的记忆系统的缺陷更加可以被容忍，同时有证据表明，这些缺陷也更适合我们进化的小生境。记忆的这些缺陷，不仅能够清晰地阐明我们的记忆系统如何运行，而且能解释为什么会进化。能够回忆过去，可能不只是我们的记忆系统进化的一个幸运的副产物。在我们作为一个物种不断传承的过程中，其更大的价值也许是能够预言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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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开始思考在预测将来发生的事情时可能会牵涉些什么，很快就会发现保存关于过去已发生事情的相关信息是有价值的。比如，今天，我正在为几天后到伦敦去做一场演讲做准备，演讲的主题是记忆。尽管我对这件事情本身并不熟悉，但并不是对几天之后将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为了准备演讲，我可以充分利用我过去在那个地点（以及许多其他地方）曾参与的一些事情的记忆。尽管我将第一次发表这样一场特定的演讲，但我对演讲已经有了足够丰富的经验，我曾经围绕这样或那样的主题发表过演讲，很清楚它们是怎么完成的，应当做好应对哪些挑战的准备，可以怎样掌控好时间，等等。在这些例子中，如果严格逐字逐句地、盲目地复制以前的记忆，根本没有用。倘若我的记忆系统和富内斯或者吉尔·普莱斯的一样，我也许可以回忆起以前发表的演讲的每个细节，以及几天后的这个地点周围的布局，但无法将那些信息融合起来，规划一次全新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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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里的理念是，记忆有着双重面孔，既着眼过去，也着眼未来。对认知心理学家来说，这种理念并不是全新的理念。这一理念的背后，有一种长久传承下来的传统：情景记忆的终极进化功能是追踪观察短期目标。该理念认为，记忆能力的进化，使我们可以在脑海中记住一些特定的重要目标，然后确保我们实现它们。20世纪70年代后期，瑞典专门从事大脑研究的心理学家大卫·英格瓦（David Ingvar）指出，大脑会模拟牵涉到预期发生的事情的未来情景，然后将那些表征保存起来，以便预期发生的事情真正发生时，它们可以调用那些保存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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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观点中，可以得出一些明显的含意。不论记忆中涉及的认知和神经系统是什么，在我们思考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时，应当都会调用它们。一项神经影像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的实验性证据来证实上述观点。在一次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实验中，研究人员要求参与者想象未来发生的事情，结果发现，他们在想象未来时，与思考过去相比，大脑中相同的一些系统在保持活跃。特别是，想象未来使内侧颞叶（包括海马体）以及内侧前额叶皮质的激活，这些区域都是已经明确为核心记忆系统的大脑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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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记住了将来的情景，以便像英格瓦建议的那样用于随后的“调用”，那么，它们应当像普通的记忆那样，由大脑来处理。丹尼尔·沙克特和他的同事试图解答这个问题，他们请实验参与者产生大量的自传体记忆，每个记忆片段都包含一个特定的个人、一个特定的物体，以及一个特定的特点。例如，某位参与者可能回想起了她和朋友安娜在一起时的情形，两人在哈佛广场散步，安娜的手袋被小偷偷走了。随后，研究人员先将这些记忆要素分隔开来，再以不同的方式来重新组合它们，请实验参与者想象未来发生的事情，以融入这些新的关联因子。例如，现在可以想象，她的朋友安娜在一家咖啡馆喝着玛格丽塔酒。复制过去的研究成果，研究人员发现，在模拟那些将被记住的事情对这些模拟的记忆进行编码期间，前海马体变得更加活跃了，这意味着大脑以与普通记忆同样的方式，保存了对未来的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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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一些最有意思的研究，着重观察了在构建未来情景时情绪的作用。科学界业已证明，对于未来的思考，我们在情绪上通常有高潮和低谷、高昂和低落之分。我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好事情总是满怀深情地思考，而对不好的事情则心怀忧虑。事实上，我们往往有一种乐观思考未来的趋势，在心理上偏向于那些美好的未来情景。我们往往会更快地忘掉那些不好的事情。在沙克特的实验室中，工作的研究人员曾观察过，对未来的模拟所掺杂的情绪是否会影响那些模拟的情景能够多好地被人们记住。他们使用了同样的“重新组合”范例，让实验参与者对未来发生的事情产生正面的、负面的或者情绪上中性的感觉。结果发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模拟，比对不好的未来的模拟，能够记得更久一些。换句话讲，和我们对过去发生的美好事情记得更久一样，我们同样在心理上偏向于将来可能发生的好事情，这再次意味着，以未来为导向的思考与以过去为导向的思考，是以同样的方式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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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瓦的“未来的记忆”的假设还暗示，如果你在回忆过去的时候存在问题，那么你在预测未来的时候也会出现困难。正是这样一种直觉，指引着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神经影像学威康信托中心的研究人员戴米斯·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去测试五位患有严重失忆症的患者的想象技能。哈萨比斯和他的同事要求参与实验的患者在简短提示的基础上想象10种新的体验，比如，想象他们躺在美丽的热带海湾的一片银色沙滩上，或者是站在一间博物馆内，周围全是各种各样的展览品。严重失忆患者的描述，在空间复杂性、感觉描述以及提到的思考、感觉和行动等方面，都不如健康的控制组成员那么丰富。为了免受批评，研究人员只让实验参与者在想象时重复以前的回忆（因此，这使得严重失忆的患者面临明显的劣势），要求参与者说出他们新的想象的体验，与那些实际的记忆有多么接近（整体来说并不接近）。研究者甚至给其中一位患者提供一些与情景相关的小道具，但也没能帮助他更好地想象。尽管这些患者在自己创建的情景中能够进行生动描述，这与健康的控制组成员并没有差别，但是，前者创建的那些情景本身是碎片式的，缺乏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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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成果以及另一些相似研究成果的公布，对这一领域产生了令人震撼的影响。领先的科学期刊《科学》（Science）将记忆与想象之间存在关联的研究发现（包括沙克特、哈萨比斯和他的同事等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列为2007年十大最重要的科学突破之一。特别有意思是，哈萨比斯的研究方式说明了在我们可以在其中构建情景的空间结构中，海马体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参加他的实验的所有严重失忆症患者，都有着非常独特的双侧海马体损伤。尽管某种情景记忆的单个组成部分（例如，感官的细节或者对特殊物体的表征）可能很好地保存在大脑的不同区域之中，但对严重失忆症患者的研究，指出了海马体在将那些细节结合起来时，发挥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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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一领域的许多研究人员相信，海马体在构建情景记忆中发挥着两个关键的作用。第一，它负责处理在将记忆首次存入记忆系统时涉及的不同特征之间的关联。第二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在产生我们的自传体记忆中的可以再现的情节时发挥的。海马体可以通过提供一个空间平台来发挥作用，哈萨比斯和他的同事称这个空间平台为“场景构建”（scene construction）。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哈萨比斯的同事埃莉诺·马圭尔（Eleanor Maguire）发现了一种常见的机制，它既是回忆过去的基础，也是构建未来的基础，海马体则“提供了空间的背景，该背景绑定了我们的经历的细节”。海马体在空间导航方面如此重要，并非偶然，它对自传体记忆的构建也至关重要。场景构建的成果表明，记忆既是在时间中构建的，也是在空间中构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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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我们的中世纪僧侣。和许多其他物种一样，智人（Homo sapiens）尤其擅长处理空间信息。研究中世纪记忆术的科学家发现，中世纪的人们通过组织空间信息，极大地增强了记忆能力。当思考者使用诸如圣加仑修道院的计划之类的心理图像来组织记忆时，他们便在确认人类在认知的这个方面的优越性，也确认它作为记忆的支撑物的有用性。但那些思考者真正在做的，其实是一种心理创造，这是一项构建关于上帝的新思考的终生任务。即使是中世纪末期精心打造的空间的“记忆宫殿”，也被用来使记忆者能够根据他们保存的知识，而不是根据奴隶般地再造简单明了的事实，来创造性地思考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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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讲，空间记忆的舞台是海马体搭建的，它提供了一种在经济学上等同于中世纪绘画般的形象。如果哈萨比斯、马圭尔以及其他人的研究成果是正确的，那么，海马体提供了一个想象的空间，在其中，记忆者可以构建他的场景。奥特加将圣加仑修道院的计划内化于心，确认了记忆的重新构建的特性。这为他提供了一个空间，他可以用现有的知识要素填补那个空间，就好比海马体为你提供了一个内在的舞台，你可以将大脑中其他部位产生的表征植入其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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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构建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自传体记忆的某种悖论提供了另一种方法。对于我们认为的应当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的一切能力，记忆事实上并非对时间那么敏感。用日历来提示记忆者，通常并非十分有效。如果我让你回忆由折叠式婴儿车这个词而勾起的童年时代的记忆，那么，你可能很容易回想起一些事情。如果我给你一个日期，比如1975年4月的某一天，你也许很难回想起那个日子发生了什么事情。记忆并不是用时间的语言来说话的，像吉尔·普莱斯之类的记忆者能够通过特定的日期来访问他们的记忆，只是例外现象，并非普遍法则。记忆理应全都涉及对过去的访问，但时间信息实际上并不是进行这种访问的很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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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赘述，这种悖论早在中世纪关于记忆的争论中便已然形成。在中世纪早期，人们认为记忆是涉及地点的。作者佚名的《修辞学》等一些论著，着重强调了知识的空间组织的规则。在12世纪左右，随着西方国家发现了一些古典世界的文字，一种记忆观逐渐兴起，成为对自我的叙述（例如在圣奥古斯丁的观点中），它们由个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构成。这两种不同的记忆观，即地点的或者时间的，最终由经院哲学家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Albertus Magnus）调和，他坚持认为地点的记忆是进行记忆的一种方法，赋予了记忆心理结构，记忆的内容则是关于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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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方面，现代的场景构建的理论，回到了亚里士多德以前的记忆观。将时间从记忆中提取出来，使之变成了一种“无根的”想象形式，并使其延伸到未来。尽管牵涉时间维度的、关于记忆者自我位置的信息与记忆者的经历相关，但记忆的历程实际上更多地涉及在想象的空间中遨游，而不是沿着个人的时间线来回缩小和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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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行记忆，也许你只需要一个可以产生对现实的替代表征的系统。这些构建的场景，有些似乎与你相关，因而会让你觉得那是一种记忆，或者是一些与自我相关的对未来的思考。另一些将伴随着一种依恋过去的感觉。但记忆构建中的时间特性，本身并不是场景的组成部分。我们认为，从内在讲，记忆理应是关于过去的，但它实际上根本不是关于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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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圣经·诗篇》第127章第3节中的话。——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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