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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其他的研究也宣布了类似的研究发现。将回忆时的语言与事件发生时人们所说的语言匹配起来，似乎能够释放那些以其他方式无法访问的记忆。我们已经知道，语言在调停我们的自传体记忆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我们对自己说过去的事情，但大多数的语言运用，发生在我们与别人聊起过去的时候。外祖母好几次提到，她父亲的英语说得不太好，所以，她的父母主要用意第绪语交谈，而这种语言也许是外祖母年轻时在家里听得最多的语言了。于是，我从中得到了一些提示。如果用意第绪语来和她聊天，而不是用英语聊天，她的记忆有没有可能像我预料的那样有所不同？我决心想办法研究一下，而外祖母也支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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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需要找一位会说意第绪语的人前来埃塞克斯郡和外祖母聊天。我联系了很多人，他们自身年岁太高而无法展开行程。后来，我通过伦敦大学学院希伯来和犹太研究系，辗转联系上了西玛。她是一位立陶宛裔的犹太人，如今定居在英国。西玛同意前来埃塞克斯郡，并与玛莎用意第绪语交谈，我母亲和我两人在旁边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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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全不知道怎么来做这个实验。尽管外祖母已经超过半个世纪没有听过那种语言了，但还是愿意参与实验。在我看来，我首先必须问，她是否记得我认为与她最早的记忆相关联的、关于语言的任何事情。有研究显示，人们到底能够多么熟练地掌控他们几十年之前说过的语言，或者说，过了几十年之后到底能不能流利地说他们之前说过的语言，在不同的人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异。有的人彻底忘掉了他们的母语，而另一些人到了老年时期，似乎自然而然地开始说母语了。后面这种现象被称为语言还原（language reversion），它可能是由于当人们随着年岁的增长，经常使用第一种语言时，就慢慢地忘记了第二种语言。我真的没有指望外祖母能用意第绪语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但我想，她可能还记得一些单词，而且，至少她应当听得懂别人对她说的一部分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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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玛还为我的研究增添了另一层含义：她以前根本不认识玛莎，因此，能够为玛莎的记忆制造一种全新的社会背景。西玛看过我转录的玛莎回忆的内容，因此，准备问玛莎一些同样的问题。以前曾有人专为研究战争爆发前伦敦东区的犹太人文化而开展过研究，和这些人一样，我也希望西玛能够引出一些令人产生联想、有可能勾起新的记忆文化特异性。我怀疑，当外祖母意识到她正在第一次回想某件事情时，我说不定还能亲眼见证外祖母对这些经历产生情绪上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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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西玛和外祖母的聊天方式达成了一致：西玛首先讲意第绪语，然后，如果外祖母难以听懂，她再把自己的话用英文翻译给外祖母。外祖母坐在她经常坐的椅子里，嘴巴微微张开，给人以专注而欢快的印象。当西玛用意第绪语向她打招呼时，她给予了回应，完全不需要西玛翻译。她听得懂西玛随后提出的几个问题，自信地用英语给出了回答。她听懂了西玛说的“媒人”这个词，并且回忆起了她父母的婚姻，当时就是由媒人一手安排的。她记得她的父亲在百吉饼食品摊前卖出的那种食品在意第绪语中怎么说。这种食物的名字似乎还与另外一些单词产生了格外紧密的联系。但是，许多的问题让她无法理解，因此，西玛不得不将它们翻译成英语，再听外祖母怎么回答。当外祖母的身子朝前倾时，我怀疑她是不是听不懂西玛的话了。但她完全能听得懂英语，因此，我也许只是见证了她在努力理解一种不熟悉的语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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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方面，这都是一种普通的访谈。外祖母告诉西玛的一些细节，她以前也对我讲过，比如，她怎么在上学之前寒风刺骨的早晨帮助父亲去摆摊。随着她的想法慢慢变少，她的讲述会概括成一些深情的确认，感叹她能过上现在的生活，是多么幸运。和我与她以前的聊天一样，有时候她会在时间上出现跳跃，突然间“快进”到20世纪70年代，然后又回到从前。和我暗地里希望的想法相反的是，外祖母并没有突然间冒出一些新的记忆。我在一旁听着，也听到了曾属于我自己青春一部分的那种语言，我突然意识到，外祖母可能不会如我刚开始假设的那样，讲很多意第绪语。那是在她小时候，父母之间沟通的语言，在那种情况下，孩子一般都插不上话。当年轻的玛莎能够和父母亲平等地交流时，她会说英语：对朋友、对母亲、对弟弟们，以及对自己，都说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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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访谈慢慢地趋于平静，我关掉了录音机，来到另一间房，打电话为西玛叫了一辆出租车。过了一会儿，我听到西玛和外祖母的交谈突然变得兴奋起来。我回到房间，妈妈告诉我，说外祖母突然回忆起了立陶宛的一个地方，外祖母的母亲正是从那里移居到别处去的。我之前多次问过外祖母这个问题，但她就是回想不起任何细节。但当西玛一提到自己的家人来自考纳斯时，外祖母说，这个地方也是她母亲的故乡。我和我母亲惊呆了。外祖母坚持说：“我总是告诉别人，我母亲的故乡是考纳斯，只要他们有兴趣了解。”结果，事后我再去查证，外祖母有时候对她在哈克尼区的朋友们说起过，她母亲的祖籍是考纳斯的。她母亲在结婚之前一直住在那里，后来搬走了。外祖母实际上没有忘记我一直想要搜寻的细节；只是70年来，她一直没有回忆过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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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报纸上发表了对玛莎的访谈结果，第二天，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是埃塞克斯郡的一位女性写来的，她说她的母亲看到我发表的文章后，认出我的外祖母玛莎是她的一位老同学。她的母亲名叫萨蒂，小时候在哈克尼区的曼斯福德街中心学校读书，比我外祖母高一个年级。萨蒂是从我对曾外祖父亚伯拉罕的描述中认出我的外祖母的。萨蒂今年94岁了，腿脚依旧麻利，因此，我们安排她女儿黑兹尔（Hazel）把她带到疗养院来。我的外祖母1月份的时候在她的公寓里摔了一跤，把手腕摔骨折了，之后便一直住在疗养院里。我不愿错过这次独特的团聚机会，开车前往萨蒂居住的地方，听她讲了一遍，然后得到了她所有亲人的允许来录制这次访谈。我和玛莎一起坐在疗养院内位于走廊尽头的一间大客厅里，没多久，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拄着拐杖走进房间。玛莎坐在轮椅上，背朝着门口，因此，没能在萨蒂刚进门时看到她，但我发现她听到老朋友的声音后，脸上绽放了舒心的笑容。两位老人马上开始交谈起来：首先聊各自家庭的情况，然后，在没有人给予太多提示的情况下，开始聊起了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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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她们在一起回忆，真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她们首先从事实性细节开始聊起，玛莎问萨蒂什么时候离开的雷顿斯通，原来，萨蒂的家位于埃塞克斯郡与伦敦东区的交界处。这一问，马上勾起了一些真诚的回忆。很多年前，玛莎和朋友一同去过萨蒂家里玩过，萨蒂的父母还开了一个小型的家庭商店。萨蒂记得，她的朋友每个星期天都会去她家玩，而且，她们会一同出去散步，并在附近的斯奈尔斯布鲁克野餐。玛莎的一番话，让萨蒂想起了这些细节。玛莎回答说：“你知道吗？我有着很好的记忆，我记得我不该做的事情，以及我该做的事情……”她对萨蒂在如今住的公寓里住了45年感到十分惊讶，她说：“我以为你最近才搬到那里的呢。”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不论是现在还是以后，萨蒂的出现，都让外祖母重回往日时光。她对自己目前不能走动的状态根本不放在心上，也对疗养院里生活的“规则与制度”不屑一顾。几天前，她打电话给萨蒂时，说她住在百卡斯特丘的一间公寓里，这让萨蒂和黑兹尔感到困惑，这次见面，两人径直去了切姆斯福德附近的一间疗养院。玛莎和家人早在1949年就搬离了百卡斯特丘，而萨蒂也在1943年时离开了雷顿斯通的那个家庭商店。要让她们联想到后来的几年时间里搬过的几次家，总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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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母想告诉萨蒂的一些细节，恰好就是在和我交谈时说到的那些细节。比如，关于她什么时候结婚、怎么结的婚、战争爆发之后对她和家人的影响、她和家人怎样在大轰炸中生存了下来，以及孩子们的出生和她们居住过的地方，等等，这些都是玛莎的人生故事中的一些重要事件。两位老人不断地回过头确认关于他们孩子、孙子女以及曾孙子女的一些令人温暖的细节，在交谈期间，玛莎时不时提到，她们将来见面几乎已经不可能，以及时间过得太快，等等。她不止一次地说过，“这个世界真小，而且还是原来的模样；令人吃惊的是，这么多年的时光，倏忽之间就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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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蒂问玛莎：“你还记得那所老学校吗？”她回忆说，1990年，她带着自己的孩子到那所学校去看了一下，看看是不是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这种相对较近的记忆，为她们共同的回忆提供了一个新的聚焦点。她们聊到了女生们怎么在“家政”系里摆摊，向男生卖岩皮饼。每到星期五，学校常常很早就放学，以便学生们在安息日做礼拜。曼斯福德街中心学校并不是一所犹太学校，但有许多犹太人的孩子在那里读书，以至于“双课程”成为课程安排的一个特点。他们午餐的时间缩短了，下午2：30便放了学。我们看了一张1929年时拍摄的班级集体照，照片上的孩子只有11岁或12岁，由于年代久远，照片已经发黑。两位老人看着那张照片，想起了许多人的名字。萨蒂在21年前去找那所学校，在她的脑海中还是相对新鲜的记忆（她回忆说，找到了她的丈夫在几十年前用小刀刻在桌子上的字迹），因此，她考了考玛莎，问她是不是记得校长的名字。玛莎一下子就想起来了：“是霍克先生。”校长常常在开学典礼上用鸟儿归来来形容学生们。萨蒂笑道：“那正是对我们的形象比喻。”萨蒂并没有出现在那张照片中，因为恰在那时，她的父亲得了急病，住进了医院（她的父亲是一位法国裔的磨光师，那些化学物质损害了他的健康），她也从学校回了家。萨蒂记得，照片中有个女孩名叫伊莱扎·威斯特（Eliza West），她留着具有鲜明特色的20世纪20年代的那种发型，是那种摩登女人式的短发，前面还有刘海。她们记得，伊莱扎当时因为生病，在这张合影拍摄后不久就去世了，殁年12岁。萨蒂带着花圈去参加同学的葬礼，看到同学平静地躺在那里。她说：“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死去的人。我永远也忘不了。这让我不再害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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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母和萨蒂毕业后，外祖母常常去萨蒂家里开的杂货店。一个星期天，她和另外几个女孩乘电车从哈克尼区来到雷顿斯通，萨蒂的母亲给女孩们挑选了一些三明治，让她们带着到斯奈尔斯布鲁克的养鸭池塘附近去玩。如今，萨蒂就在那附近居住，并且记得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也许是我的外祖母到那去玩的时候，看到过如今已经成为她家的那幢房子。那幢房子有一个特点鲜明的绿色屋顶，她以前从没看到过绿色屋顶的房子。两位老人最后想起了，这些事情一定发生在1932年前后，所以，距离她们这次相聚，已有近80年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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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一刻，萨蒂的女儿黑兹尔问，两位老人是否还认识对方。玛莎回答说：“我不知道。”但萨蒂回答说：“我认识你的女儿。”我母亲一直和黑兹尔在一旁看着两位老人聊天，实际上，她确实和年轻时候的外祖母有几分相似。在萨蒂的脑海中，我的外祖母一直是个年轻得多的形象，似乎有几分道理，尽管同样感到奇怪的是，她觉得她对朋友的女儿比起对朋友自己的印象还深一些。我怀疑，我们对自己的形象以及身边人的形象，并不会跟随着变老的现实而变化，特别是在如此漫长的时光之后再度团聚。在萨蒂构建的搜索形象中，她在寻找她认识的过去的玛莎，而不是现在这个身体孱弱的玛莎。两位老人都评价了这样一个事实：她们都比青春期的时候矮了至少约13厘米。另外，关于玛莎头发颜色的记忆，两人还出现了分歧：萨蒂记得玛莎长着一头浅色的头发，而玛莎觉得自己的头发总是乌黑乌黑的。玛莎本人确认，她以前的头发确实颜色更浅些，不过她觉得，这可能是由于她与身边那些头发乌黑的犹太人孩子比较起来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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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蒂清晰地记得百吉饼的小摊，我们一同花了些时间来精确确定其具体的位置，最终确定它是在奥斯本街和布里克巷的交叉处。萨蒂记得，其他的孩子对玛莎必须在寒冷的早晨去小摊上帮忙，都感到很难过，在那里，玛莎从早晨六点开始，一直要帮父亲忙碌到上学时分。玛莎说，她这么做，部分的原因是不想让自己的母亲在寒风中挨冻。萨蒂回忆，在离玛莎父亲的摊点不远处的地方，有另一家与之竞争的百吉饼摊点。在这个摊点上，一个性情乖戾的女人常常大声叫卖着：“百吉饼，一便士买三个，一便士买三个。”然后，如果人们不买，她会咒骂别人。我们还推测了亚伯拉罕可能会在哪些犹太教堂做礼拜，并且一致认为，他可能有很多地方来挑选。萨蒂回忆自己在一个表妹的婚礼上当伴娘的情景，表妹住在富尔尼耶大街，就在一座犹太教堂的对面（如今，这座教堂改成了一所清真寺）。从她家到教堂只有这么短的距离，如果安排一辆出租车把新娘载过去，显得十分荒谬，因此，他们想了个办法，直接把红地毯从家门口穿过马路，一直铺到对面的犹太教堂里，以便新娘可以直接穿着新娘服装去教堂。两位老人回忆，当时的犹太人社区与基督徒社区相处得非常融洽。在另一些场合，玛莎告诉过我，后来，在战争即将爆发之际，两个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了。如果说面临着社交问题的话，那也是基督教家庭遇到这类问题。玛莎记得星期天早晨的女顾客的一双双黑眼睛，记得自己走过伦敦东区的一些酒吧，看到人行道上有些赤着脚的孩子坐在地上哭泣，他们的父母则从早到晚都在酒吧里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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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前和我聊天的过程中，玛莎告诉我说，如果有一些提示的话，她的记忆会更清楚些。“如果你对我说起某个特定的事件，我可能详细地记得它。”这次与萨蒂重逢，是我们第一次测试她的这种说法，因为玛莎第一次找到这种机会，与一位曾经有着共同经历，并且记得那些事件的人如此长时间地聊天。因此，这让我也第一次有机会观察外祖母的记忆到底有多么准确。萨蒂这位格外精明的94岁老人的出现，一定增强了外祖母的记忆，这可能是由于外祖母是比她小一岁的小伙伴，而且两个人都很清楚。但在其他方面，两人的相聚同样勾起了更多的回忆。外祖母的一位最好的朋友名叫南希，早在10年前就去世了。萨蒂已经忘了这个人，但听着外祖母的叙述，完全地重新构建了对南希的记忆。外祖母还让萨蒂直接在学校的照片上辨别老师的身份。她开玩笑说：“我是不是从10个里面辨别了10个出来？”两人回忆了12位老师，对有的老师，甚至还想起了曾经的绰号和一些趣闻逸事，有位老师经常在午餐时分与另一位身材高大的女老师打羽毛球。其他一些面孔，她们虽然回忆得起来，但却叫不出名字了。她们的认知记忆胜过回忆，这并不奇怪；事实上，这与一些科学证据是完全相一致的，那些证据表明，认知记忆几乎不受年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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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聊了快两个小时。除了萨蒂的几个朋友之外，在她们那一代人中，两人都不再有其他的朋友或者家人。玛莎告诉萨蒂，她只会在疗养院待很短的时间，并且自信地说，她将在什么时间回到自己的公寓去。她一度提到，疗养院有一个“专为老年人服务”的部门，而我并不是完全确定她是不是出现了口误。萨蒂提到她在那些天记起来的另一个名字：贝莎。她说出这个名字之后，两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然后玛莎回答道：“哦，是的，是的，是的！现在你提到这个名字，我确实想起了那些人……她的身材十分魁梧，对不对？”我看着这些80年前发生的事情在一位孱弱的老妇人的脑海中构建并崩塌。萨蒂回忆说，她最近偶然遇到了贝莎的妹妹。她说，那感觉就是昨天的事情，但事实上已是25年前的事情了。我又见证了这位思路精明的、阐述清晰的老妇人在纠正自己对时间的错误记忆。她知道老去之后会犯的小错误；她知道自己低估了多少时间已经流逝，而她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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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头涌上了一种感觉，那便是：我见证了一些不同凡响的事情。玛莎和萨蒂两人共同回忆的过去的事情，从发生的那一刻到两人重逢，这期间没有一件事情被两个人排练过，因为两人已有80年没有见过对方。当这两个人相互看对方最后一眼的时候，纳粹党首阿道夫·希特勒刚刚登上权力的巅峰。我自己最近也遇到了一些老朋友，和他们也已有27年没见了，但这和外祖母与萨蒂80年后再相见相比，就像只是短短的一次心跳那么久。那么，和相隔了80年之后再见的某个人相遇，与和相隔近30年之后再见的人们重逢，两者之间有没有区别呢？我不确定，我和那些老朋友之间的互动，与外祖母和萨蒂的互动，到底有没有区别。我们见面之后，先聊了一些基本的事实，然后开始交互记忆的提示线索，在此过程中编造一些故事。我那些朋友和我都已经40多岁了，也许对以前的情景有着更清晰的回忆，但我们基本上以同样的方式把它们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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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有足够的理由来思考和外祖母的访谈。我被邀请参加电台节目，在节目上谈到我的这些访谈，然后，电台主持人会播放一些简短的录音片段，里面是外祖母在说话。我知道，外祖母一定坐在疗养院的椅子上听这些节目，我每次在曼彻斯特录完节目，都会直接打电话给她。她似乎很开心，并且说，家里的其他人对她的经历感到很惊讶，这让她觉得是大惊小怪。“管他们呢，我才不会把他们的大惊小怪放在心上！”我知道，由于这个研究项目，我和外祖母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我们更加深入地洞悉了对方，而且聊了许多以前没有聊过的东西，变得更加亲密。我怀疑她一直愿意参加这个项目，部分的原因是她知道自己的记忆在退化。那些故事，差不多全都是她自己留下的，在她的人生日渐走到尽头时，它们显得尤为珍贵。她的身体越来越衰弱，胳膊十分细小，以至于坐在自己的椅子里，看起来像一只温柔的小鸟。不过，她的思维敏捷，一双灰色的眼睛透露出专注而发亮的光芒。我曾十分荣幸地花时间见证了某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在回忆过往时专注的思维，以及遇到某位故人时的不可思议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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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觉得，玛莎还触及了她以前未曾遇到过的关于过去的某些方面。如果说她有什么秘密的话，那些秘密不会涉及她已经做过的或者没有做过的事情。在我看来，她的一生是完美的，是无可指摘的。但我怀疑，她对自己的背景有一些感觉，特别是关于她的犹太人身份，总是更容易搁置不提。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她现在还记得一些事情，因为她能够记得起来。作为努力使自己融入英国社会的第二代移民，她的犹太人身份几乎成为一种禁忌。这时，我是在评价“任意忘却”这个相同的过程的逆转，丽贝卡·索尔尼（Rebecca Solnit）以及其他人曾在关于犹太人离散的作品中描述过这种逆转。玛莎的犹太人身份，是她唯一很少提到的事情。要你与自己最密切的家庭历史割裂开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她似乎不屑于提起，有时候几乎对一些基本的细节，任由其模糊不清，比如，她从来没有深究过，她的母亲到底是来自立陶宛，还是来自俄罗斯。她告诉我说，她有着很好的记忆，但那有时候可能是一种帮助，有时候则可能不是。关于记忆，我曾问过玛莎很多问题，但有一次，她反过来问我：“你是否认为当你进入这个社会时，童年时期和成长过程中的经历会对你以后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她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一定是的，对不对？”我怀疑，这在很大程度上向我透露了她的身份。我还怀疑，她刚刚思考了的东西，实际上并没有说出来。我更怀疑，她已经有一些遭到别人恶意对待的回忆，但从来没有说起过，而那种恶意的对待，让她成为一个宽容、接受他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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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萨蒂重逢后，仅仅过了几个星期，外祖母中了风，这使她除了能够说一些单音节的字之外，再也无法用语言表达了。对于像她这么高龄的人，中风可不是一个好征兆，而且，一些并发症导致她的胸腔感染，进而恶化为双肺肺炎。我开车到医院里看她，心里十分清楚，这将是最后一次见到外祖母了。她细小的身躯躺在弄皱了的床单上，明显不舒服地摘下氧气面罩，试着勇敢地呼吸。但有好几次，外祖母睁开了双眼，对着我微笑。我抓住她的手，想留住这位有着比我想象中更丰满、更充实人生的人。此刻，我想到她讲述的关于她母亲弗里达乘船回到立陶宛的故事，想起她曾经怎样遇到一位对她的手有着无比深情爱意的人。玛莎曾告诉我说：“我母亲的手非常纤细，当人们常说我的手也十分小巧时，我一定是遗传了她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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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黄昏，在四个孩子的陪伴中，外祖母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她的葬礼上，我既止不住泪流满面，又因曾经录下她的声音而感到高兴，于是，我向亲人、朋友分发那些录音的CD。我很高兴我们录下了这些声音，但也清楚地知道，我还有太多的问题没来得及问她。我希望回到她在柴郡街上的房子，站在路中间，仰望她曾在那里长大的两层公寓，以及它那典型的伦敦式的黄色砖墙，还有窗户上方颜色更深一些的砖。我想走过、开车经过或者推着她的轮椅经过布里克巷，问一问她是否确切地记得她父亲摆摊的地方，以及她对那个地方有着怎样的回忆。我想问她，是否曾经有什么人由于她的身份而对她充满恶意。如果她没有那么快离开，我本来还可以问各种各样的问题，让我了解更多她的记忆以及她本人更多的过去。但我现在做不到了，只能戴着耳麦，静静地坐在那里审视着我已经拥有的记忆，随着茶杯盖碰响茶杯的叮当响声以及录音机开和关的声音，让玛莎引领着我的思绪，回到她的过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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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1939年9月至1940年5月间，德法两军各守防线，按兵不动，被称为假战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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