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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报纸上发表了对玛莎的访谈结果，第二天，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是埃塞克斯郡的一位女性写来的，她说她的母亲看到我发表的文章后，认出我的外祖母玛莎是她的一位老同学。她的母亲名叫萨蒂，小时候在哈克尼区的曼斯福德街中心学校读书，比我外祖母高一个年级。萨蒂是从我对曾外祖父亚伯拉罕的描述中认出我的外祖母的。萨蒂今年94岁了，腿脚依旧麻利，因此，我们安排她女儿黑兹尔（Hazel）把她带到疗养院来。我的外祖母1月份的时候在她的公寓里摔了一跤，把手腕摔骨折了，之后便一直住在疗养院里。我不愿错过这次独特的团聚机会，开车前往萨蒂居住的地方，听她讲了一遍，然后得到了她所有亲人的允许来录制这次访谈。我和玛莎一起坐在疗养院内位于走廊尽头的一间大客厅里，没多久，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拄着拐杖走进房间。玛莎坐在轮椅上，背朝着门口，因此，没能在萨蒂刚进门时看到她，但我发现她听到老朋友的声音后，脸上绽放了舒心的笑容。两位老人马上开始交谈起来：首先聊各自家庭的情况，然后，在没有人给予太多提示的情况下，开始聊起了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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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她们在一起回忆，真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她们首先从事实性细节开始聊起，玛莎问萨蒂什么时候离开的雷顿斯通，原来，萨蒂的家位于埃塞克斯郡与伦敦东区的交界处。这一问，马上勾起了一些真诚的回忆。很多年前，玛莎和朋友一同去过萨蒂家里玩过，萨蒂的父母还开了一个小型的家庭商店。萨蒂记得，她的朋友每个星期天都会去她家玩，而且，她们会一同出去散步，并在附近的斯奈尔斯布鲁克野餐。玛莎的一番话，让萨蒂想起了这些细节。玛莎回答说：“你知道吗？我有着很好的记忆，我记得我不该做的事情，以及我该做的事情……”她对萨蒂在如今住的公寓里住了45年感到十分惊讶，她说：“我以为你最近才搬到那里的呢。”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不论是现在还是以后，萨蒂的出现，都让外祖母重回往日时光。她对自己目前不能走动的状态根本不放在心上，也对疗养院里生活的“规则与制度”不屑一顾。几天前，她打电话给萨蒂时，说她住在百卡斯特丘的一间公寓里，这让萨蒂和黑兹尔感到困惑，这次见面，两人径直去了切姆斯福德附近的一间疗养院。玛莎和家人早在1949年就搬离了百卡斯特丘，而萨蒂也在1943年时离开了雷顿斯通的那个家庭商店。要让她们联想到后来的几年时间里搬过的几次家，总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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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母想告诉萨蒂的一些细节，恰好就是在和我交谈时说到的那些细节。比如，关于她什么时候结婚、怎么结的婚、战争爆发之后对她和家人的影响、她和家人怎样在大轰炸中生存了下来，以及孩子们的出生和她们居住过的地方，等等，这些都是玛莎的人生故事中的一些重要事件。两位老人不断地回过头确认关于他们孩子、孙子女以及曾孙子女的一些令人温暖的细节，在交谈期间，玛莎时不时提到，她们将来见面几乎已经不可能，以及时间过得太快，等等。她不止一次地说过，“这个世界真小，而且还是原来的模样；令人吃惊的是，这么多年的时光，倏忽之间就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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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蒂问玛莎：“你还记得那所老学校吗？”她回忆说，1990年，她带着自己的孩子到那所学校去看了一下，看看是不是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这种相对较近的记忆，为她们共同的回忆提供了一个新的聚焦点。她们聊到了女生们怎么在“家政”系里摆摊，向男生卖岩皮饼。每到星期五，学校常常很早就放学，以便学生们在安息日做礼拜。曼斯福德街中心学校并不是一所犹太学校，但有许多犹太人的孩子在那里读书，以至于“双课程”成为课程安排的一个特点。他们午餐的时间缩短了，下午2：30便放了学。我们看了一张1929年时拍摄的班级集体照，照片上的孩子只有11岁或12岁，由于年代久远，照片已经发黑。两位老人看着那张照片，想起了许多人的名字。萨蒂在21年前去找那所学校，在她的脑海中还是相对新鲜的记忆（她回忆说，找到了她的丈夫在几十年前用小刀刻在桌子上的字迹），因此，她考了考玛莎，问她是不是记得校长的名字。玛莎一下子就想起来了：“是霍克先生。”校长常常在开学典礼上用鸟儿归来来形容学生们。萨蒂笑道：“那正是对我们的形象比喻。”萨蒂并没有出现在那张照片中，因为恰在那时，她的父亲得了急病，住进了医院（她的父亲是一位法国裔的磨光师，那些化学物质损害了他的健康），她也从学校回了家。萨蒂记得，照片中有个女孩名叫伊莱扎·威斯特（Eliza West），她留着具有鲜明特色的20世纪20年代的那种发型，是那种摩登女人式的短发，前面还有刘海。她们记得，伊莱扎当时因为生病，在这张合影拍摄后不久就去世了，殁年12岁。萨蒂带着花圈去参加同学的葬礼，看到同学平静地躺在那里。她说：“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死去的人。我永远也忘不了。这让我不再害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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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母和萨蒂毕业后，外祖母常常去萨蒂家里开的杂货店。一个星期天，她和另外几个女孩乘电车从哈克尼区来到雷顿斯通，萨蒂的母亲给女孩们挑选了一些三明治，让她们带着到斯奈尔斯布鲁克的养鸭池塘附近去玩。如今，萨蒂就在那附近居住，并且记得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也许是我的外祖母到那去玩的时候，看到过如今已经成为她家的那幢房子。那幢房子有一个特点鲜明的绿色屋顶，她以前从没看到过绿色屋顶的房子。两位老人最后想起了，这些事情一定发生在1932年前后，所以，距离她们这次相聚，已有近80年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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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一刻，萨蒂的女儿黑兹尔问，两位老人是否还认识对方。玛莎回答说：“我不知道。”但萨蒂回答说：“我认识你的女儿。”我母亲一直和黑兹尔在一旁看着两位老人聊天，实际上，她确实和年轻时候的外祖母有几分相似。在萨蒂的脑海中，我的外祖母一直是个年轻得多的形象，似乎有几分道理，尽管同样感到奇怪的是，她觉得她对朋友的女儿比起对朋友自己的印象还深一些。我怀疑，我们对自己的形象以及身边人的形象，并不会跟随着变老的现实而变化，特别是在如此漫长的时光之后再度团聚。在萨蒂构建的搜索形象中，她在寻找她认识的过去的玛莎，而不是现在这个身体孱弱的玛莎。两位老人都评价了这样一个事实：她们都比青春期的时候矮了至少约13厘米。另外，关于玛莎头发颜色的记忆，两人还出现了分歧：萨蒂记得玛莎长着一头浅色的头发，而玛莎觉得自己的头发总是乌黑乌黑的。玛莎本人确认，她以前的头发确实颜色更浅些，不过她觉得，这可能是由于她与身边那些头发乌黑的犹太人孩子比较起来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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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蒂清晰地记得百吉饼的小摊，我们一同花了些时间来精确确定其具体的位置，最终确定它是在奥斯本街和布里克巷的交叉处。萨蒂记得，其他的孩子对玛莎必须在寒冷的早晨去小摊上帮忙，都感到很难过，在那里，玛莎从早晨六点开始，一直要帮父亲忙碌到上学时分。玛莎说，她这么做，部分的原因是不想让自己的母亲在寒风中挨冻。萨蒂回忆，在离玛莎父亲的摊点不远处的地方，有另一家与之竞争的百吉饼摊点。在这个摊点上，一个性情乖戾的女人常常大声叫卖着：“百吉饼，一便士买三个，一便士买三个。”然后，如果人们不买，她会咒骂别人。我们还推测了亚伯拉罕可能会在哪些犹太教堂做礼拜，并且一致认为，他可能有很多地方来挑选。萨蒂回忆自己在一个表妹的婚礼上当伴娘的情景，表妹住在富尔尼耶大街，就在一座犹太教堂的对面（如今，这座教堂改成了一所清真寺）。从她家到教堂只有这么短的距离，如果安排一辆出租车把新娘载过去，显得十分荒谬，因此，他们想了个办法，直接把红地毯从家门口穿过马路，一直铺到对面的犹太教堂里，以便新娘可以直接穿着新娘服装去教堂。两位老人回忆，当时的犹太人社区与基督徒社区相处得非常融洽。在另一些场合，玛莎告诉过我，后来，在战争即将爆发之际，两个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了。如果说面临着社交问题的话，那也是基督教家庭遇到这类问题。玛莎记得星期天早晨的女顾客的一双双黑眼睛，记得自己走过伦敦东区的一些酒吧，看到人行道上有些赤着脚的孩子坐在地上哭泣，他们的父母则从早到晚都在酒吧里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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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前和我聊天的过程中，玛莎告诉我说，如果有一些提示的话，她的记忆会更清楚些。“如果你对我说起某个特定的事件，我可能详细地记得它。”这次与萨蒂重逢，是我们第一次测试她的这种说法，因为玛莎第一次找到这种机会，与一位曾经有着共同经历，并且记得那些事件的人如此长时间地聊天。因此，这让我也第一次有机会观察外祖母的记忆到底有多么准确。萨蒂这位格外精明的94岁老人的出现，一定增强了外祖母的记忆，这可能是由于外祖母是比她小一岁的小伙伴，而且两个人都很清楚。但在其他方面，两人的相聚同样勾起了更多的回忆。外祖母的一位最好的朋友名叫南希，早在10年前就去世了。萨蒂已经忘了这个人，但听着外祖母的叙述，完全地重新构建了对南希的记忆。外祖母还让萨蒂直接在学校的照片上辨别老师的身份。她开玩笑说：“我是不是从10个里面辨别了10个出来？”两人回忆了12位老师，对有的老师，甚至还想起了曾经的绰号和一些趣闻逸事，有位老师经常在午餐时分与另一位身材高大的女老师打羽毛球。其他一些面孔，她们虽然回忆得起来，但却叫不出名字了。她们的认知记忆胜过回忆，这并不奇怪；事实上，这与一些科学证据是完全相一致的，那些证据表明，认知记忆几乎不受年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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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聊了快两个小时。除了萨蒂的几个朋友之外，在她们那一代人中，两人都不再有其他的朋友或者家人。玛莎告诉萨蒂，她只会在疗养院待很短的时间，并且自信地说，她将在什么时间回到自己的公寓去。她一度提到，疗养院有一个“专为老年人服务”的部门，而我并不是完全确定她是不是出现了口误。萨蒂提到她在那些天记起来的另一个名字：贝莎。她说出这个名字之后，两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然后玛莎回答道：“哦，是的，是的，是的！现在你提到这个名字，我确实想起了那些人……她的身材十分魁梧，对不对？”我看着这些80年前发生的事情在一位孱弱的老妇人的脑海中构建并崩塌。萨蒂回忆说，她最近偶然遇到了贝莎的妹妹。她说，那感觉就是昨天的事情，但事实上已是25年前的事情了。我又见证了这位思路精明的、阐述清晰的老妇人在纠正自己对时间的错误记忆。她知道老去之后会犯的小错误；她知道自己低估了多少时间已经流逝，而她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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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头涌上了一种感觉，那便是：我见证了一些不同凡响的事情。玛莎和萨蒂两人共同回忆的过去的事情，从发生的那一刻到两人重逢，这期间没有一件事情被两个人排练过，因为两人已有80年没有见过对方。当这两个人相互看对方最后一眼的时候，纳粹党首阿道夫·希特勒刚刚登上权力的巅峰。我自己最近也遇到了一些老朋友，和他们也已有27年没见了，但这和外祖母与萨蒂80年后再相见相比，就像只是短短的一次心跳那么久。那么，和相隔了80年之后再见的某个人相遇，与和相隔近30年之后再见的人们重逢，两者之间有没有区别呢？我不确定，我和那些老朋友之间的互动，与外祖母和萨蒂的互动，到底有没有区别。我们见面之后，先聊了一些基本的事实，然后开始交互记忆的提示线索，在此过程中编造一些故事。我那些朋友和我都已经40多岁了，也许对以前的情景有着更清晰的回忆，但我们基本上以同样的方式把它们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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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有足够的理由来思考和外祖母的访谈。我被邀请参加电台节目，在节目上谈到我的这些访谈，然后，电台主持人会播放一些简短的录音片段，里面是外祖母在说话。我知道，外祖母一定坐在疗养院的椅子上听这些节目，我每次在曼彻斯特录完节目，都会直接打电话给她。她似乎很开心，并且说，家里的其他人对她的经历感到很惊讶，这让她觉得是大惊小怪。“管他们呢，我才不会把他们的大惊小怪放在心上！”我知道，由于这个研究项目，我和外祖母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我们更加深入地洞悉了对方，而且聊了许多以前没有聊过的东西，变得更加亲密。我怀疑她一直愿意参加这个项目，部分的原因是她知道自己的记忆在退化。那些故事，差不多全都是她自己留下的，在她的人生日渐走到尽头时，它们显得尤为珍贵。她的身体越来越衰弱，胳膊十分细小，以至于坐在自己的椅子里，看起来像一只温柔的小鸟。不过，她的思维敏捷，一双灰色的眼睛透露出专注而发亮的光芒。我曾十分荣幸地花时间见证了某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在回忆过往时专注的思维，以及遇到某位故人时的不可思议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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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觉得，玛莎还触及了她以前未曾遇到过的关于过去的某些方面。如果说她有什么秘密的话，那些秘密不会涉及她已经做过的或者没有做过的事情。在我看来，她的一生是完美的，是无可指摘的。但我怀疑，她对自己的背景有一些感觉，特别是关于她的犹太人身份，总是更容易搁置不提。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她现在还记得一些事情，因为她能够记得起来。作为努力使自己融入英国社会的第二代移民，她的犹太人身份几乎成为一种禁忌。这时，我是在评价“任意忘却”这个相同的过程的逆转，丽贝卡·索尔尼（Rebecca Solnit）以及其他人曾在关于犹太人离散的作品中描述过这种逆转。玛莎的犹太人身份，是她唯一很少提到的事情。要你与自己最密切的家庭历史割裂开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她似乎不屑于提起，有时候几乎对一些基本的细节，任由其模糊不清，比如，她从来没有深究过，她的母亲到底是来自立陶宛，还是来自俄罗斯。她告诉我说，她有着很好的记忆，但那有时候可能是一种帮助，有时候则可能不是。关于记忆，我曾问过玛莎很多问题，但有一次，她反过来问我：“你是否认为当你进入这个社会时，童年时期和成长过程中的经历会对你以后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她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一定是的，对不对？”我怀疑，这在很大程度上向我透露了她的身份。我还怀疑，她刚刚思考了的东西，实际上并没有说出来。我更怀疑，她已经有一些遭到别人恶意对待的回忆，但从来没有说起过，而那种恶意的对待，让她成为一个宽容、接受他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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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萨蒂重逢后，仅仅过了几个星期，外祖母中了风，这使她除了能够说一些单音节的字之外，再也无法用语言表达了。对于像她这么高龄的人，中风可不是一个好征兆，而且，一些并发症导致她的胸腔感染，进而恶化为双肺肺炎。我开车到医院里看她，心里十分清楚，这将是最后一次见到外祖母了。她细小的身躯躺在弄皱了的床单上，明显不舒服地摘下氧气面罩，试着勇敢地呼吸。但有好几次，外祖母睁开了双眼，对着我微笑。我抓住她的手，想留住这位有着比我想象中更丰满、更充实人生的人。此刻，我想到她讲述的关于她母亲弗里达乘船回到立陶宛的故事，想起她曾经怎样遇到一位对她的手有着无比深情爱意的人。玛莎曾告诉我说：“我母亲的手非常纤细，当人们常说我的手也十分小巧时，我一定是遗传了她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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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黄昏，在四个孩子的陪伴中，外祖母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她的葬礼上，我既止不住泪流满面，又因曾经录下她的声音而感到高兴，于是，我向亲人、朋友分发那些录音的CD。我很高兴我们录下了这些声音，但也清楚地知道，我还有太多的问题没来得及问她。我希望回到她在柴郡街上的房子，站在路中间，仰望她曾在那里长大的两层公寓，以及它那典型的伦敦式的黄色砖墙，还有窗户上方颜色更深一些的砖。我想走过、开车经过或者推着她的轮椅经过布里克巷，问一问她是否确切地记得她父亲摆摊的地方，以及她对那个地方有着怎样的回忆。我想问她，是否曾经有什么人由于她的身份而对她充满恶意。如果她没有那么快离开，我本来还可以问各种各样的问题，让我了解更多她的记忆以及她本人更多的过去。但我现在做不到了，只能戴着耳麦，静静地坐在那里审视着我已经拥有的记忆，随着茶杯盖碰响茶杯的叮当响声以及录音机开和关的声音，让玛莎引领着我的思绪，回到她的过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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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1939年9月至1940年5月间，德法两军各守防线，按兵不动，被称为假战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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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碎片：我们如何构建自己的过去 第12章 记忆的特别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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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起初着手写一些科学知识，到最后却以讲述大量的故事而结尾。在记忆中，叙述似乎是一种合适的媒介，它比人类经历的其他任何方面都用得更多。我们需要科学，但同时也需要密切关注那些混乱而复杂的形成意义的行为。最好的记忆研究试图公平对待主观体验以及认知和神经科学机制；同时公平对待故事以及它们对个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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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会继续下去。从分子的层面到文化的层面，记忆的科学从未像现在这样充满活力。研究人员正在揭示蛋白质合成过程的奥秘，它们是使人类长期能力增强的基础（所谓能力增强，是指引起持续的记忆追踪的神经突触的生理变化），同时，研究人员还要揭示另一些因素的秘密，比如睡眠可能发挥的作用等。这一过程的一个关键方面，即重新巩固，为我们在分子层面上理解记忆的可突变性提供了方法。重新巩固的现象表明，我们每次访问记忆的痕迹，它便在短时间内变得不稳定，直到被巩固，才会再度稳定下来。这为改变创造了机会。用纽约大学的约瑟夫·勒杜的话来说，“你关于某件事情的记忆，最多只能你对它的最后一次回忆那么清晰”。抓住一种记忆，也意味着打开它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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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不要在重新巩固的含义中忘乎所以。表明记忆在分子层面上的可突变性，并不能解释我们需要了解的、关于自身自传体记忆的变幻无常。重新巩固的理论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记忆会以特定的方式改变；它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机制，那种改变正是借助这种机能的机制发生的。同时，由于重新巩固是在不同的解释层面（分子层面）上运行的，因此，可以合理地推断，它与我一直在描述的重新构建过程是分离的。你可以在其中选择一种理论，放弃另一种理论。重新巩固的大脑可能不会进行太多的重新构建，也许是因为它缺乏将多个认知和神经系统中的信息整合起来的能力。相反，你可能进行了重新构建，而没有进行重新巩固，因为前者涉及将记忆的要素重新组合起来，从逻辑上讲，它们可以永久地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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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另一个大问题是海马体的作用。当前，一些最令人兴奋的研究成果清晰阐述了海马体怎样为记忆提供空间框架。不过，关于记忆系统这一最基本的部分的长期作用，还有许多问题没能解答。比如，记忆是否真的保存在海马体中，或者说，这个器官的作用是不是在编码时将许多记忆的特征结合在一起，然后在检索时提供一个使它们重新构建的平台，还根本不明确。在海马体受损的患者中发现的失忆症模式，意味着它不可能是唯一的记忆神经中心。与此同时，关于场景构建研究等一些成果，暗示着海马体的作用过去可能没有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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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想一想在伦敦大学学院研究人员戴米斯·哈萨比斯及其同事的场景构建实验中研究的五位失忆症患者。他们中的四人在完成对未来的思考任务时，都存在问题。第五位患者代号为P01，尽管他对未来思考的能力完好无损，但患上了严重的失忆症。研究人员更加细致地研究P01的大脑扫描结果时，发现他的海马体右侧保留着一块组织。那块组织不足以进行记忆，但它可能足以进行想象。P01的案例使得哈萨比斯及其同事推测，右侧海马体可能在想象中发挥着特定的作用，而完整的自传体记忆则需要左右两侧的海马体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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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来的研究也支持这样一种结论，将确认记忆与想象之间的密切联系。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这两个过程都取决于人们讲故事的能力。迄今为止，科学家并没有大量地关注叙述在记忆中的重要性。为了纠正这一平衡，大卫·鲁宾指出，叙述是自传体记忆中的一种重要组织力量，使得记忆能够表现时间的流逝和人们在达到个人目标方面付出的努力。把记忆像故事一样讲出来，讲给别人听，也讲给自己听。正如弗雷德里克·巴特莱特在多年前表明的那样，如果信息与故事并不一致，那它不太可能顺利进入到记忆之中。神经成像的研究，加上大脑损伤的研究等充分表明，支持记忆与故事讲述的神经系统是类似的。自传体记忆浮现的主要限制因素可能是人们构建叙述的能力，现在我们知道，在儿童时期，这种能力的发展，晚于自传体记忆中其他组成部分的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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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记忆远远不是虚构的叙述。我们的记忆通常极为准确，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可能出现严重失真。强调记忆中的叙述结构，并不否认它潜在的准确性。在这里，你可以拿新闻中的一种主导模式（也就是报告文学）来做一个类比：仅仅因为报告文学是以故事的形式讲述的，并不意味着它不真实。但当记忆出错时，比如某些失忆症的情况以及某些扭曲了记忆感觉的情况，故事便可以接管。虚构症让我们想起，连贯的力量可以怎样战胜对应的力量，使个人编造一些比故事中的现实与他们自己更相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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