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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萨蒂重逢后，仅仅过了几个星期，外祖母中了风，这使她除了能够说一些单音节的字之外，再也无法用语言表达了。对于像她这么高龄的人，中风可不是一个好征兆，而且，一些并发症导致她的胸腔感染，进而恶化为双肺肺炎。我开车到医院里看她，心里十分清楚，这将是最后一次见到外祖母了。她细小的身躯躺在弄皱了的床单上，明显不舒服地摘下氧气面罩，试着勇敢地呼吸。但有好几次，外祖母睁开了双眼，对着我微笑。我抓住她的手，想留住这位有着比我想象中更丰满、更充实人生的人。此刻，我想到她讲述的关于她母亲弗里达乘船回到立陶宛的故事，想起她曾经怎样遇到一位对她的手有着无比深情爱意的人。玛莎曾告诉我说：“我母亲的手非常纤细，当人们常说我的手也十分小巧时，我一定是遗传了她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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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黄昏，在四个孩子的陪伴中，外祖母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她的葬礼上，我既止不住泪流满面，又因曾经录下她的声音而感到高兴，于是，我向亲人、朋友分发那些录音的CD。我很高兴我们录下了这些声音，但也清楚地知道，我还有太多的问题没来得及问她。我希望回到她在柴郡街上的房子，站在路中间，仰望她曾在那里长大的两层公寓，以及它那典型的伦敦式的黄色砖墙，还有窗户上方颜色更深一些的砖。我想走过、开车经过或者推着她的轮椅经过布里克巷，问一问她是否确切地记得她父亲摆摊的地方，以及她对那个地方有着怎样的回忆。我想问她，是否曾经有什么人由于她的身份而对她充满恶意。如果她没有那么快离开，我本来还可以问各种各样的问题，让我了解更多她的记忆以及她本人更多的过去。但我现在做不到了，只能戴着耳麦，静静地坐在那里审视着我已经拥有的记忆，随着茶杯盖碰响茶杯的叮当响声以及录音机开和关的声音，让玛莎引领着我的思绪，回到她的过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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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1939年9月至1940年5月间，德法两军各守防线，按兵不动，被称为假战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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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碎片：我们如何构建自己的过去 第12章 记忆的特别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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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起初着手写一些科学知识，到最后却以讲述大量的故事而结尾。在记忆中，叙述似乎是一种合适的媒介，它比人类经历的其他任何方面都用得更多。我们需要科学，但同时也需要密切关注那些混乱而复杂的形成意义的行为。最好的记忆研究试图公平对待主观体验以及认知和神经科学机制；同时公平对待故事以及它们对个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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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会继续下去。从分子的层面到文化的层面，记忆的科学从未像现在这样充满活力。研究人员正在揭示蛋白质合成过程的奥秘，它们是使人类长期能力增强的基础（所谓能力增强，是指引起持续的记忆追踪的神经突触的生理变化），同时，研究人员还要揭示另一些因素的秘密，比如睡眠可能发挥的作用等。这一过程的一个关键方面，即重新巩固，为我们在分子层面上理解记忆的可突变性提供了方法。重新巩固的现象表明，我们每次访问记忆的痕迹，它便在短时间内变得不稳定，直到被巩固，才会再度稳定下来。这为改变创造了机会。用纽约大学的约瑟夫·勒杜的话来说，“你关于某件事情的记忆，最多只能你对它的最后一次回忆那么清晰”。抓住一种记忆，也意味着打开它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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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不要在重新巩固的含义中忘乎所以。表明记忆在分子层面上的可突变性，并不能解释我们需要了解的、关于自身自传体记忆的变幻无常。重新巩固的理论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记忆会以特定的方式改变；它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机制，那种改变正是借助这种机能的机制发生的。同时，由于重新巩固是在不同的解释层面（分子层面）上运行的，因此，可以合理地推断，它与我一直在描述的重新构建过程是分离的。你可以在其中选择一种理论，放弃另一种理论。重新巩固的大脑可能不会进行太多的重新构建，也许是因为它缺乏将多个认知和神经系统中的信息整合起来的能力。相反，你可能进行了重新构建，而没有进行重新巩固，因为前者涉及将记忆的要素重新组合起来，从逻辑上讲，它们可以永久地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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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另一个大问题是海马体的作用。当前，一些最令人兴奋的研究成果清晰阐述了海马体怎样为记忆提供空间框架。不过，关于记忆系统这一最基本的部分的长期作用，还有许多问题没能解答。比如，记忆是否真的保存在海马体中，或者说，这个器官的作用是不是在编码时将许多记忆的特征结合在一起，然后在检索时提供一个使它们重新构建的平台，还根本不明确。在海马体受损的患者中发现的失忆症模式，意味着它不可能是唯一的记忆神经中心。与此同时，关于场景构建研究等一些成果，暗示着海马体的作用过去可能没有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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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想一想在伦敦大学学院研究人员戴米斯·哈萨比斯及其同事的场景构建实验中研究的五位失忆症患者。他们中的四人在完成对未来的思考任务时，都存在问题。第五位患者代号为P01，尽管他对未来思考的能力完好无损，但患上了严重的失忆症。研究人员更加细致地研究P01的大脑扫描结果时，发现他的海马体右侧保留着一块组织。那块组织不足以进行记忆，但它可能足以进行想象。P01的案例使得哈萨比斯及其同事推测，右侧海马体可能在想象中发挥着特定的作用，而完整的自传体记忆则需要左右两侧的海马体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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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来的研究也支持这样一种结论，将确认记忆与想象之间的密切联系。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这两个过程都取决于人们讲故事的能力。迄今为止，科学家并没有大量地关注叙述在记忆中的重要性。为了纠正这一平衡，大卫·鲁宾指出，叙述是自传体记忆中的一种重要组织力量，使得记忆能够表现时间的流逝和人们在达到个人目标方面付出的努力。把记忆像故事一样讲出来，讲给别人听，也讲给自己听。正如弗雷德里克·巴特莱特在多年前表明的那样，如果信息与故事并不一致，那它不太可能顺利进入到记忆之中。神经成像的研究，加上大脑损伤的研究等充分表明，支持记忆与故事讲述的神经系统是类似的。自传体记忆浮现的主要限制因素可能是人们构建叙述的能力，现在我们知道，在儿童时期，这种能力的发展，晚于自传体记忆中其他组成部分的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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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记忆远远不是虚构的叙述。我们的记忆通常极为准确，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可能出现严重失真。强调记忆中的叙述结构，并不否认它潜在的准确性。在这里，你可以拿新闻中的一种主导模式（也就是报告文学）来做一个类比：仅仅因为报告文学是以故事的形式讲述的，并不意味着它不真实。但当记忆出错时，比如某些失忆症的情况以及某些扭曲了记忆感觉的情况，故事便可以接管。虚构症让我们想起，连贯的力量可以怎样战胜对应的力量，使个人编造一些比故事中的现实与他们自己更相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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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同时还以其他方式运行。正如叙述会注入记忆中一样，记忆也会注入叙述中，小说的创作通过包含人物角色的记忆而变得栩栩如生。立志当作家的人们总要想象他们笔下角色的思考、感觉和认知，但有的人之所以没能成为优秀的作家，是因为没有足够地让他们笔下角色的记忆发声。英国作家希拉里·曼特尔等小说家展示了那种想象的回忆的力量。曼特尔得到广泛赞誉的小说《狼厅》（Wolf Hall）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她赋予小说中主人公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丰富的想象力，让其回想过去。在一个场景中，克伦威尔回忆了在塞浦路斯一个赌场中的一次艳遇，随之回忆起了另一次的回忆，这次是在欧洲，与他的情人安塞尔玛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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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稍等，她对他说，她开始用自己的语言祷告，一会儿好言劝说，一会儿甚至是威胁，从她的银神（sliver saints）那里，她肯定终于哄到了一丝恩典，或者在那闪闪发亮、端端正正的姿态中看到了几分偏斜，因为她站起身来，转向他，说，“现在我准备好了，”一边拉开自己睡裙上的丝带，让他得以用手捧住她的双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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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美丽的情色场景，并不是在叙述中的“现在”发生的，而是在克伦威尔的过去发生的。这是一个部分虚构的角色的一种虚构的记忆。据推测，曼特尔根据关于克伦威尔生活中的某些真实细节来虚构这个场景。至于其他，她用自己的神奇来填补空白，将关于克伦威尔的自传体知识与她自己的经历中其他方面的某些感官记忆紧密结合起来。另一些小说家，比如德国作家塞尔巴德（W.G.Sebald）创作的小说几乎就是一系列构建记忆：碎片的、想象的、脆弱的记忆，但努力追求连贯。例如，在塞尔巴德的小说《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中，主人公对他在威尔士的童年时期的记忆，是对儿时记忆的不确定性与欺骗性的一种巧妙展示。用作家和心理学家基思·奥特利（Keith Oatley）的话来说，塞尔巴德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主动的记忆，“在这种记忆之中，世界以及自我都是连续不停地构建和重新构建的，它们来自当前的事件，也来自过去的那些并非完全能够理解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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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在编造虚构的记忆时，会再把许多不同类型的信息综合到一起，从概念性的到即时的经验性的，并且在安排它们时，考虑了满足当前讲故事的需要（事实上，在艺术中，你可以说，那种连贯的力量往往战胜了对应的力量；然而在科学中，则是另一种方式）。那种对编造虚构记忆的描述，可能是解释我们的自传体记忆如何运行的一个理由。记忆研究人员在努力了解不同的记忆系统如何整合到一起时，做得甚至不如读小说。注意观察某位专业小说家如何构建一种记忆，为我们观察自己的记忆系统提供了绝佳的模型。接受记忆的叙述特性，并不会破坏它的神奇性。故事是宝贵的，我们自己过去的故事，同样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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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有时候希望更清楚地知道，我们是在了解真相而不是故事。我在读回忆录的时候总是想：这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情景。这就是栩栩如生的画面。要感受鲜活度的分量，并且感受真实性的保证。如果我在捏造这些内容，怎么可能构想一幅如此色彩斑斓的图画呢？但是，回忆录当然是编造的。传记作家是讲故事者，好比我们，也全都是讲故事者。我知道，记忆不会考虑对过去的事件进行那种忠实的表现。尽管鲜活性与真实性是相伴相随的，但故事的鲜活度并不保证它的真实性。曼特尔在另一个场合曾抱怨，有些人一直使用心理学的某些“陷阱”来展示记忆易于出错的特点，但曼特尔的抱怨并非完全正确。她说：“尽管我的早期记忆是碎片式的，但我觉得它们不是或者不完全是虚构化的，而我相信这一点，是因为它们有着无法抗拒的感官力量。”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错误，也是一个会继续发生的错误。我们思维中的虚构，由于其在我们大脑中形成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我们恰好想要的那种感官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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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小说还因为它们重要而产生了影响。故事和传记都有政治的因素，记忆亦是如此。心理学家克里斯蒂娜向我讲过，她围绕成年人在生活中对他们身边重要的人的情绪依恋模式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并向我介绍了她的研究成果。为了提高研究者在测量参与者的这些模式时的专业知识，她进行了复杂但广泛运用的依恋访谈，报名参加了一个培训班。部分培训涉及让培训学员把家人的照片和童年时期的其他纪念品带过来。这种无伤大雅的要求使得克里斯蒂娜意识到，那会改变她的研究进程，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她对自己情感生活的理解。她不能把家人的照片带到培训课堂上，因为她没有任何这类照片。当坦克在她家附近的街上隆隆驶过时，这些照片全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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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既在社会的层面上运行，也在个人的层面上运行。它们可以作为表达不满和辩护的方式，也可以作为武器和战争手段。克里斯蒂娜是塞浦路斯人，她的记忆是她童年时期失去了家园的记忆，已经是同一些记忆组成的织锦画卷中的一部分，多年来，这些相似的记忆展现出强大的政治力量。巴勒斯坦是另一块在记忆中消失的土地，但不管怎样，依然在许多人的记忆中鲜活地存在着。一位专门负责该地区报道的新闻记者告诉我说，如果巴勒斯坦没有被遗忘，那么，有一种力量将从那一论点中滋生。假如人们都不记得失去的家园、残忍与恐惧，那他们就没有太大的力量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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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说法太过简单，但它是个起点。当涉及类似这样的政治化事件时，脆弱的人类记忆会发生什么？它是变得更加鲜活和特别，还是会变得更具象征性和摘要性？是不是像我们理解的那样承认不确定性呢？罗伯特·费斯克（Robert Fisk）在他以黎巴嫩为背景的书作《可怜的国家》（Pity the Nation）中描述了这样一些记忆行为。一位在1948年时从阿拉伯的巴勒斯坦村子里被驱逐出来的老年难民，记得她家的房子是由白色石头砌成的房子，有两层，楼上和楼下各四个房间，葡萄藤沿着屋外的墙生长。另一位难民试图勾勒一幅图画来描述他被人夺走的橄榄园，结果却感到无比困惑，每次画的都是一些已经差不多被遗忘的路。集体的记忆，也就是构建的、调解的、协商的记忆，会不会像单个的记忆那样欺骗我们？如果是，那对政治解决方案的希望来说，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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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将那些合适的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集中进行对比。在美国的人权运动中，对私刑处死以及《吉姆·克罗法》[1]的恐惧的共同记忆，在一代人之中都产生了影响，尽管这些人在那些事件发生的时候甚至还没有出生。社会团体怎么会对他们实际上并没有亲身经历的事件充满记忆，以及政治的力量是怎样促使那些记忆产生的呢？同样，记忆的构建观点使我们能够理解，各种经历的碎片，比如照片、家庭传说以及新闻故事等，可以不知不觉中进入个人自身的人生故事之中。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时时刻刻都在“记忆”，一到休战日、“9·11”恐怖袭击纪念日以及其他的纪念日，我们便陷入悲伤与沉默之中。一代英国人“记得”1968年格罗夫纳广场的反越战游行；那个时候，并非所有这些人都参加了游行。还有一种陈词滥调认为，声称对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有记忆的人们，比真正到现场参加这次音乐节的人多得多。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最近一些充满政治意味的事件中，比如2010年的学费抗议。这种集体记忆比起我试图在孩子们的脑海中种下我父亲的记忆的种子，在规模上大得多，但两者有着异曲同工的一面。正如前面介绍过的那样，在个人的层面上，那些举动也伴随着伦理与道德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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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中，记忆的政治维度比起它在体系之中的含义更加清晰。由于过于依赖目击证人的证词而导致的误判，会被完整地记录下来，传递的信息将被人们知晓。英国心理学会最近委托撰写了一份报告，特别着眼于那些在刑事司法体系中的工作人员，在那些体系中，心理学家阐述了一些关于记忆及其法律含意的事件。2011年8月，新泽西最高法院采取了新的规则来防止无辜的人被那些目击证词证明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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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记忆科学也使记忆被有意操纵的可能性上升。伊丽莎白·洛夫特斯曾问一些实验的参与者，他们会不会服用一种（假想的）药物来消除创伤记忆。80%的人回答不会（但是，当这个问题在军队的背景之中被提出来，受害者亲眼见证战争的恐怖时，比例出现了下降）。我在写这本书的研究阶段和洛夫特斯交谈时，她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我说，我也不会服用那种药物。我对一些特别可怕的事件有着非常逼真的记忆，那些事件如今依然给我带来极大的困扰。但我不会“擦掉”它们。它们是我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了它们，我这个人便不太完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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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那些不好的记忆不像科林或者彼得那么深刻。如果我曾遭受过一种让我无法吃饭、睡觉或工作的创伤，可能会对这些记忆是否宝贵产生截然不同的感受。在那种情况下，洛夫特斯提出的假想的场景实际上毫不牵强。可能用不了多久，许多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便要经常去医生那里开一种名为心得安的处方药（众所周知是为了抑制应激激素的效应），并且进行其他一些已得到证明的“抑制记忆”的手术，以便在重新体验创伤记忆的时候，减轻那些记忆对情绪的显著冲击。这些方法也许不能最终消除那些令人痛苦的记忆，但似乎确实能够减轻它们导致的情绪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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