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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叫作“电车两难困境”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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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失控的有轨电车正飞驰向五个人，如果照这样下去，这五人都会被撞死。救他们的唯一办法是拉下换轨杆使这辆电车变换轨道，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人被撞死，而不是那五个人。你会使这辆电车变换轨道，用一个人的生命拯救五个人的生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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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跟大多数人一样，你会回答“我会”，死掉一个人总比死掉五个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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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试试下一个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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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辆电车将要撞死五个铁路工人。你现在站在人行桥上，边上有一个很胖的陌生人。这座人行桥在铁轨的正上方，也在那辆电车和那五个人中间。如果把这个陌生人推下桥，掉到铁轨上，他的身躯就可以使那辆列车停下来。如果你这样做的话，这个胖胖的陌生人会死掉，但那五个工人会得救。你会把这个陌生人推向死亡来救那五个人吗？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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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会回答“不会”。为什么在死亡和得救的人数一样的时候，会有如此不一样的选择呢？现在你的解释器会怎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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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的一位从哲学改行成为神经科学家的学者乔舒亚·格林（Joshua Greene）认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分歧，是因为第一个场景更加非个人化。你按下按钮这个动作不与任何人有身体接触。第二个场景则很个人化。你需要亲手把这个陌生人推下桥。格林试图从我们的进化环境中寻找答案。我们祖先的生存环境是这样的：在他们生活的小规模社会群体中，大家都认识对方，所以大家的行为都是个人层面的，会被情绪所调控。我们必然会进化出一种用于对个人化的道德困境做出反应的机制，这是一个由自然选择的、有利于生存或繁衍的反应。事实果然如此。当格林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观察哪些脑区与这些困境相关时，他发现在个人化的两难情境中，与情绪和社会认知相关的脑区活动增强了。而非个人化的两难困境并不是古老的社会环境的一部分，所以当面对非个人化的困境时，大脑并没有预设的反应，而是需要有意识地思考。在面对非个人困境时，与抽象推理和问题解决相关的脑区活动增强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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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马克·豪泽则认为，道德判断中有太多其他的变量了，仅仅将这些情境简单分为个人化和非个人化是不可行的。他认为，这个分歧可以通过一个哲学原则来解释，那就是：如果在为了获得更大利益而行动的过程中产生了伤害他人的副产品，这是可以被接受的；而运用伤害他人的手段去获得更大的利益则是不被允许的26——也就是说，手段不正当，结果也不正当。这种对行为的讨论是基于意图的：在前一种情境中的意图是尽量救更多的人，而在第二种情境中则是不去伤害无辜的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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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拉下换轨杆所产生的情绪是中性的，既不好也不坏。所以我们不会被直觉偏见或情绪所影响，从而可以理性地去思考这个问题——用一个人的生命救五个人比让五个人死而救一个人更合适。而在第二种情境中，将一个无辜的人推下桥则不会只产生中性情绪。这个行为会让我们感到难受：别这样做！当然，如果我们是那个胖胖的陌生人，那我们很可能根本不会有跳下桥这个念头，因为这个念头比推人下桥更不好。达特茅斯学院的让娜·博格（Jana Borg）和她的同事决定进一步探索这个问题。他们发现后颞上沟负责加工较困难的个人化困境，而前颞上沟则负责加工简单的个人化困境。他们假设后颞上沟可能被用于能激发思考的、首次出现的场景，而前颞上沟则更多地负责以前解决过的、更为程式化的决策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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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还是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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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发现自己可以自动而迅速地做出一个道德判断开始。虽然没有办法从逻辑上解释这个判断，我们还是会试图给出一个解释。避免乱伦就是这样一个被我们认为是与生俱来的道德行为的例子。在电车两难困境中，我们还知道了道德判断并不是完全理性的，而是要取决于具体情境（自动化的偏差、个人化或非个人化情境），取决于行动是否是必要的，还取决于意图和情绪（如达马西奥的病人埃利奥特）。我们发现，有一些自动化加工的行为是后天习得的（如开车），而有一些则是天生的（根据负性偏差选择接近或回避刺激）。后者会被情绪所影响，而情绪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天生的。在知道了这些东西以后，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大脑是怎么工作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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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我们认为大脑是一个综合功能器官，它解决任何问题的能力都是相等的——虽然说现在这么想的人在减少，但还是有人是这样认为的。如果这个想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学分子生物学就应该跟学说话一样简单，而且我们也一定能跟搞懂逻辑问题一样搞懂伟大的进化心理学家莱达·科斯米德斯提出的社会交换问题。看上去我们的大脑确实在进化过程中发展出了各司其职的神经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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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大脑具有各司其职的神经回路的理论被称作模块大脑理论（modular brain theory）。我在多年前的《社会性大脑》一书中就首次提及了这个观点。当时，大多数神经心理学的知识表明，损伤患者大脑的不同部位会导致不一样且特定的功能缺失，所以我的这个观点似乎是比较靠谱的。如果一个特定的脑区被破坏了，那么就会导致特定的语言、思维、知觉、注意等功能的障碍。然而，没有人的脑功能缺失现象会比裂脑病人更戏剧化了——裂脑病人的例子证明，人类的左脑会专门负责一组能力，而右脑则专门负责另一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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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模块说被进化心理学家们发展壮大了。举个例子，科斯米德斯和图比将“模块”定义为“为了应对自然选择的压力而进化出的心理加工单元”。然而，从神经学的文献来看，模块们并不是仅仅毫无联系地堆砌在一起的一些方块。现代脑成像研究表明，连接这些模块的神经回路可以是十分发散的。同时，模块是通过如何加工信息，而不是接收什么信息（被什么信息输入或者刺激所激活）来定义的。显然，在进化史中，这些模块进化成了对环境中的特殊刺激有着特殊反应方式的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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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今，进化的速度已经难以跟上世界变化的速度了。我们在接收着更多种类的信息，而脑中的模块仍然只能跟以前一样被激活。虽然刺激的范围变广了，但对它们的自动化反应还是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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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大脑还被束缚着。有些事情大脑是无法完成、无法学习或无法理解的。出于同样的原因，一条狗无法理解为什么你这么在乎刚被它咬坏的古驰牌皮鞋——毕竟，皮子就是皮子嘛。但是它大概感觉到这不是个明智的举措了。有些事情只需要尝试一次，大脑就会记住，而有些事情则要尝试很多次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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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无法完成所有的事情是一个难以掌握的概念，因为去构思大脑无法掌握的事情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比如，请再次解释一下四维的概念，以及时间不是线性的这一概念。一般来说，大脑懒到只会去做最低限度的工作，因为使用直觉模块既简单又迅捷，而且所需求的工作量也是最少的。这就是大脑的原始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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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有许多研究道德和伦理的学者1提出，我们的大脑模块是进化出来应对我们作为猎人和采集者的祖先们所常见的特殊情况的。他们生活在一个几乎人人都是亲戚的社会空间中，偶尔会遇到其他群组的人（其中有些群组的血缘关系可能更加深厚一些），但无一例外地需要解决生存问题，也就是吃东西以及避免被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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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是一个社会世界，他们通常所需要应对的特殊情境常常会与他人有关，而这些情境中的一部分则涉及被我们认为是道德或伦理的问题。这些模块会产生特定的知觉概念，使我们得以建立我们所居住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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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人类道德的五大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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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会引起一个自动化的同意（接近）或拒绝（回避）的加工过程，这个过程使得人们进入一种强烈的情绪状态，继而产生激发人去行动的道德直觉，而大脑则会在行动或判断产生之后解释自己的行为，以此给它并不了解的自动化反应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些反应中就包括通常并不是由道德推理产生的道德判断。但是，理性自我偶尔还是会参与到这个判断过程中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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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豪泽指出，直觉加工有三种可能的情况。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我们有特定的天生道德规则：杀人、偷窃、欺骗都是不对的，而助人、公平以及信守承诺则是好的。与之对立的极端观点则认为，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没有直觉，如一块完全干净的白板一样；与生俱来的是学习道德规则的能力。所以，你可以轻松地学到欺骗和乱伦是正确的，而公平是错误的。豪泽则倾向于一种折中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我们出生时会有一些抽象的道德规则，并且做好了获得其他规则的准备——正如我们一出生就做好了习得语言的准备一样。所以，我们所处的环境、家庭以及文化会限制并引导我们走向一个特定的道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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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来说，这个折中的观点是最有可能成立的。为了找出我们抽象的道德规则源自何处，豪泽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其他社会性物种与我们共有的行为，比如说领土概念，通过支配的策略来保护领地，建立联盟来获取食物、空间以及性，再有就是互相帮助。社会互惠性被人类发展到了动物世界中前所未有的高度，是搜寻抽象道德规则的宝藏。有一些特定的情况需要社会互惠性才能产生。比如研究者们在博弈论中提出，作弊者不仅需要被发现，而且需要被惩罚。否则的话，这些只用了很少的资源就获得了与老实人一样利益的作弊者会在生存竞争中超越老实人，最终占领人类社会。而如果作弊者占领了人类社会，那么互惠主义就会崩溃。人类进化出了两种延长互惠性的社会交换所必需的能力：一是在一段时间内克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也就是延迟满足的能力），二是惩罚在互惠交换中出现的骗子的能力。这就是目前有关人类独特能力的简短清单上的两条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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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特和他的同事、西北大学的克雷格·约瑟夫（Craig Joseph）在比较了人类共性、道德的文化差异以及黑猩猩中出现的道德前身之后，提出了一个通用道德模块 [29]的清单。他们的发现也是从观察豪泽所用的那些共同行为中得来的；与之不同的是，他们添加了一类人类独有的从厌恶情绪中衍生出的抽象直觉。他们提出的五个模块是：互惠、受苦、等级、组内与组外边界（联盟）以及纯洁29，30[30]。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种分类，但正如海特和约瑟夫所指出的，这种分类包括了很大范围的道德美德——在他们的定义中，道德美德是指在道德层面上被称赞的人所拥有的一系列品质。他们的清单是围绕着全世界文化中的道德问题所做的，而不仅仅针对西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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