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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人类The Science Behind What Makes Us U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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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先驱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曾做过一个经典实验。他设置了一间有8名受试者的房间，其中7个人都是假扮的受试者。实验者会给他们看一条线，然后隐藏这条线，再给他们看另一条明显长很多的线。他依次问房间里的人哪条线更长，而真正的受试者排在最后一位。如果前7个人都说两条线一样长的话，绝大多数真正的受试者都会同意他们的观点49。社会压力会使得一个人说出明显错误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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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是阿希的学生。在获得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后，米尔格拉姆进行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电击实验。在这些实验里，没有任何说服的成分，只有服从。他告诉受试者他正在研究惩罚对学习的影响。然而，他实际上却是在研究对权威角色的服从。他要求受试者去做违背自己良知的事情，由此测量受试者对于权威角色——即研究者的服从意愿。他告诉受试者，他们被随机分配了教师或者学生的角色，然而受试者们总是会获得教师的角色。米尔格拉姆告诉教师，在学生（受试者不知道这个‘学生’实际上是假扮受试者的演员）完成词语匹配的记忆任务时，每答错一次就电击他们一次，而每次电击都要比之前更强烈。学生演员实际上没有被电击，但是会假装做出被电击的样子。而实验者则告知作为教师的真正受试者，学生们是真的受到了电击。在电击设备的操作面板上，一边写着“轻微电击”，另一边写着“强烈电击”，其数值范围是0～30。在此之前，他询问了人们在这种情况下会作何反应，根据调查结果，他认为大多数人会在9级电击的时候就停下来。然而大错特错。不论实验者是否敦促受试者继续，甚至于当学生开始尖叫或者要求离开的时候，受试者们仍会一直电击他们的学生，其平均电击强度达到了20～25。而30%的受试者在学生们装作了无生气甚至失去意识的时候仍然使用了最高强度的电击！但如果教师和学生的距离很近，服从率会降低20%。这个结果暗示着共情会鼓励违抗行为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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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实验在多个国家被重复过。服从指令在许多国家里都是普遍存在的，但各个国家的服从程度各有不同：在德国有85%的受试者愿意使用最高级电击；而在澳大利亚，仅有40%的受试者愿意这样做。考虑到现代澳大利亚曾是一个罪犯流放地——一个相对而言有更多不服从基因的基因池，这个结果十分有趣。在美国，65%的受试者遵从了指令。这对交通法规来说是件好事，但我们也都知道盲目服从将会带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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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特提出的第三个最有可能使用理性判断的情境是被他称为推理判断链的情境。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会通过逻辑推理做出一个判断，并推翻自己的直觉判断。海特认为，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一个人最初的直觉很弱，而且分析能力很强的时候。所以，如果这是一个低调的事件，也就是没有或只有一点点情绪投入的事件，那么我们的“律师”就会去休假了。如果你幸运的话，一个“科学家”52[33]会代替他工作——但可千万别指望一定会这样。如果这是一件引人瞩目的事情，而直觉很强大，那么分析思维会强行让人使用逻辑，但这个人最后可能会产生两种态度，直觉态度被埋在表面的逻辑态度之下。所以也许，如果这是一件引人瞩目的事件，科学家就会先啥都不说，等到喝餐后酒的时候才推推律师让他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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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四种可能的情境是私人反思链。在这种情境下，一个人可能对一件事情完全没有直觉判断，或者说在仔细考虑这个情况时，旧的直觉被一个突然出现的新直觉覆盖了。这种情况可能会在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的时候发生。而这时你就有了两种相对立的直觉。然而，正如海特所指出的，这真的是理性思考吗？在你回拍达马西奥的大腿时，难道不是靠情绪倾向来帮助你选择拍哪条腿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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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是伪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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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到底有多重要？道德推理是否与道德行为相关？理性评判道德行为的人会表现出更道德的行为吗？显然不完全是这样。我们的道德行为似乎与两个变量相关：智力和抑制。犯罪学家们发现，犯罪行为与种族或社会经济地位无关，而是与智力呈负相关53。奥古斯托·布拉西（Augusto Blasi）发现智商和诚信是正相关的54。在这里，抑制基本上指的是自我控制或是推翻你的情绪系统想要完成的目标的能力。你也许想要好好睡个懒觉，但还是会起床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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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的团队曾做过一个有关抑制的有趣实验。他们从学前班的孩子们开始研究，用食物作为奖励。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坐在桌边，研究者问孩子一个棉花糖好还是两个好。我们都知道他们会怎么回答。在桌子上有一个棉花糖和一个铃铛。实验者（我们就叫她珍妮吧）告诉孩子（汤姆）说她需要离开房间几分钟，而且当她回到房间里时，会给汤姆两个棉花糖。如果汤姆想让她早些回来的话，就按响铃铛。但如果他这样做，就只能得到一个棉花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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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以后，研究者给这些孩子的家长发送了一份问卷，调查这些现在已成为青少年的孩子的情况，结果发现，那些在学前班时能够忍住晚点儿吃棉花糖的孩子在令人沮丧的情况下显示出更强的自控能力，对诱惑的抵抗力更强，更聪明，在试图集中注意时更不容易被干扰，而且在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中获得了更高的分数55。这个研究组至今还在追踪研究这些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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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控制是怎样工作的呢？一个人如何对诱惑刺激说不？为什么有些孩子会盯着棉花糖一直等到研究者回来呢？在成人世界里，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拒绝甜点盘上的“死神巧克力蛋糕” [35]，或者在所有车都超过自己的时候还按照限速标准行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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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释意志力的一个方面——“抑制使人违背诺言的冲动反应的能力”，也就是自我控制是如何工作的，沃尔特·米歇尔和他的同事珍妮特·梅特卡夫（Janet Metcalfe）提出了两种加工过程。一种是“热”加工，另一种是“冷”加工。它们使用完全不一样的神经系统，但彼此之间存在交互作用56。热情绪系统专门用于快速情绪加工。它使用基于杏仁核的记忆来对情绪触发做出反应，是“行动”系统。而冷认知系统则要慢一些，专门负责关于复杂时空和情境的表征和想法，研究者们称之为“了解”系统。它的神经基础位于海马和额叶。听起来很熟悉吧？在这一理论中，米歇尔和梅特卡夫强调，两个系统的交互作用对于与自我控制相关的自我调节和决策至关重要。冷系统在人生稍晚的时候产生，并变得越来越活跃。这两个系统的交互方式取决于年龄、压力（压力增加的时候，热系统会接管加工工作）以及气质。研究表明，犯罪行为会随着年龄增加而减少57，这支持了增加自我控制能力的冷系统随着年龄增加而更活跃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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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精神变态者呢？他们是跟多数罪犯不一样，抑或仅仅是恶劣得多？精神变态者在神经成像研究中表现出了与普通人的不同58。他们有与一般反社会个体以及普通人不同的特定脑区畸形。这意味着他们道德缺失的行为是因为其大脑认知结构的特殊畸形产生的。精神变态者有着高智商和很强的理性思维能力。他们并非处于妄想状态。他们知道社会规则和道德行为规范，但对他们而言道德仅仅只是一些规则而已59。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不遵守“不要在餐桌上用手吃饭”这条社会规则并无大碍，而“不要向坐在你身边的人吐口水”这条道德规范却是必须遵守的。比起作为控制组的正常受试者，精神变态者对有显著情绪性的刺激60和共情刺激61的外胚层反应明显较弱。他们没有诸如共情、内疚或是羞愧这样的道德情绪。虽然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不会表现出冲动行为，但是他们确实有着一种与常人大不相同的、不受抑制的单向思维方式。精神变态者似乎是天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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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找到道德推理和主动道德行为（比如帮助他人）之间的任何关系都很难。事实上，除了一项针对成年早期受试者的研究发现了一个弱相关62以外，最近的研究中没有发现这两者之间存在任何关系63，64。基于我们目前所学到的东西，我们也许可以预测诸如帮助他人这样的道德行为与情绪和自我控制更加相关。有趣的是，洪堡州立大学（Humboldt State University）的教授、利他人格与亲社会行为研究院的创始主任山姆·奥利纳（Sam Oliner）和伯尔·奥利纳（Pearl Oliner）通过回顾在纳粹大屠杀里援救犹太人的欧洲人来研究道德楷模65。在这些人中，37%的人的动机是共情（受苦模块），52%的人的主要动机是“表达并加强他们与社会群组的友好关系”（联盟模块），而只有11%的人的动机是因为原则立场（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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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道德直觉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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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在这儿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如果我们天生就有这些道德直觉，那宗教是干啥的？好问题。但是你做了一个假设。你假设道德是从宗教中产生的，而宗教就是关于道德的。宗教从人类文明伊始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而事实上，它并不总是与道德和拯救灵魂有关。你也许会说：“但我的宗教确实是与这些有关啊，而且它是对的，其他的宗教都是错的。”为什么只有你这么特殊？其他的所有宗教也都是这么认为的。想想联盟的组内直觉偏见吧。帕斯卡尔·博耶（Pascal Boyer）是一位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研究文化知识传递的人类学家。他指出，在一般性的人类欲望中，比如在定义道德系统或是解释自然现象的欲望中探索宗教起源是一种普遍的诱惑。他将此归因为人们对宗教和心理欲望的错误假设。在现有研究技术的帮助下，我们得以脱离对宗教概念的胡乱猜测，对它们进行证实或证伪。他列出了一个常见的宗教起源假设理由的清单，并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见表4-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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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宗教研究中的“要说”与“不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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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From Pascal Boyer，“Religious thought and behavior as by-products of brain function，”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7，no.3（2003）：1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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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谈论大脑所相信或所做的任何事时，都得回到它的结构和功能上来。宗教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很容易获取并传播它。大脑被制作成用于非宗教性社会活动的模块，但如马克·豪泽所说，它们也已经可以用于其他相关方面。大脑并不是只有一个部分被用于宗教思想，有很多脑区都在发挥作用。信仰宗教的人并不会比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多一个大脑结构。但请记住，大脑同时也受到了一些限制。正如博耶所说，我们有一个有限的概念目录，并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被归入宗教领域。比如，在大多数宗教中，在某些地方潜伏着不可见的死灵，而不是不可见的甲状腺。神明是拥有某些超常能力的人类、动物或是人造物，但它们还是会遵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神明拥有心理理论，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共情；但神明永远不会是一坨牛屎，或一根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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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会像要求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一样要求宗教也有同等标准的证据。为什么人们会选择性地使用信息来支撑自己的信仰系统呢？从我们对偏见和情绪的了解中应该可以找到答案。分析思维在这里几乎没什么用。最近，实验者从一些受试者身上整理出了另一个有趣的方面。人们声称以及相信自己相信的东西，与他们真正相信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当他们没有在关注自己的信仰时，会使用一个像人一样的神的概念，而不是他们声称自己所信奉的无处不在的、全知全能的神。这个神有着序列性注意力（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处于一个特定的地点、持有一个特定的观点67。现在我们知道解释器的存在了，这还有什么好惊讶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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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耶认为，宗教之所以看上去很“自然”，是因为“很多被用于加工特定领域（非宗教性的）信息的心理系统都会被宗教的概念和常规所激活，这些概念和常规会变得非常突出，容易获得、容易被记住和交流、容易被直觉认为是可信的”68。让我们看看道德直觉的清单，以及宗教的不同方面是如何被看作是它们的副产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