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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进化论中的反常现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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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比和科斯米德斯最初也觉得艺术是副产品，但现在他们不认为这个理论能回答所有问题了。他们说：“几乎所有以人类为中心发生的现象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都是令人疑惑的反常现象。”19而被他们称作“被虚构经历所吸引”的现象则尤其奇怪，不论是故事、戏剧、画作，还是其他想象作品。如果这些现象不是跨文化广泛存在的话（参与虚构、想象的世界是另一个人类共有的现象），没有进化心理学家能够预测到它们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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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参与想象的艺术是一种没有明显功能性回报但却有自我奖励功能的行为。为什么人们会坐下来看情景喜剧、读小说或是听故事呢？这难道只是浪费时间吗？他们难道只是一群懒惰的沙发土豆吗？为什么大脑中会存在将虚拟经验变得愉悦的奖赏系统呢？为什么我们宁可在一个下雨的午后阅读悬疑小说，而不愿去手动修车呢，修车不是更有用吗？以及为什么在我们阅读故事或看电影的时候，会产生某些心理反应，而不是其他的反应呢？为什么我们会有情绪反应而不是身体反应？这部电影也许会吓到我们，但我们不会跑出电影院。如果我们害怕的话，为什么不逃跑呢？为什么无意识反应没有跟我们看到蛇的时候一样起作用呢？然而，我们也许会一直记得那部电影，并根据记忆来做出反应：我们可能会在看过《惊魂记》之后洗澡不关门。看起来人类有一个特殊的系统，来使我们进入想象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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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得以在想象世界里玩耍的神经机制是可以被选择性地损坏的。患有自闭症的孩子们的想象力会非常有限，这意味着想象力是一个特殊的子系统，而非在自闭症中通常没有问题的一般智力的产物。在儿童出生大约18个月后，也就是他们开始理解他人思想的存在的同一时间，假扮游戏就出现了。婴儿是如何理解到自己既可以吃香蕉，也可以把香焦当作假电话来玩的呢？没有人在某天告诉他说：“儿子，香蕉是食物，但因为它长得像话筒，所以我们可以假装——等等，假装就是我要试图去解释的词，啊，我们可以用香蕉替代话筒，它不能真的接电话，但如果我们想要玩一会儿，我是说……”孩子怎么会理解假的东西的呢？他是怎么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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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虚构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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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格斯大学的艾伦·莱斯利（Alan Leslie）提出了一个可以将虚构从现实中区分开来的特殊认知系统：一个去耦机制。他写道：“不断感知、思考着的生物体会尽可能地将事情弄对。然而虚构却在这条基础原则前耀武扬威。在虚构中，我们有意地歪曲现实。多奇怪啊，这种能力居然不是出现在有意识智力发展的顶点，而是调皮地提早出现在孩童时期的伊始。”20图比和科斯米德斯认为我们拥有可以防止混淆现实和虚构的适应能力，也似乎拥有一个可以让我们享受虚构作品的奖赏系统，这意味着虚拟经历是有益的。这对小说作者来说真是个好消息！那么这种好处到底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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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需要准确的信息才能在世界的海洋中成功地航行。生存依赖于它。一般人应该会喜欢阅读非小说而不是小说，但实际上他们情愿看虚构的电影而不是纪录片，更喜欢历史小说而不是历史书。然而，当我们真的想要准确信息的时候，我们会去找百科全书而不是丹尼尔·斯蒂尔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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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方式提高生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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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如此喜欢想象出来的东西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以及我们为什么会进化出对美的反应的问题，图比和科斯米德斯提醒我们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做出提高生存能力的适应性改变。首先，我们可以在外部世界改变行为或外表，从而增加性接触的机会（根据米勒的性选择理论）。这些改变包括合作（迪萨纳亚克的理论）和其他互动行为，比如攻击性防御、选择栖息地以及给你的幼儿喂食。其次，我们还可以通过增强身体素质来做出适应性的改变，比如通过吃糖和脂肪得到快感、呕吐出有毒的食物以及睡觉。最后，大脑也可以被改变。大脑中增强生存能力的变化包括玩耍和学习的能力。这正是图比和科斯米德斯认为我们需要关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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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从生理和信息上整理大脑的任务是人类发展中要求最高的适应性问题。我们相信，建造大脑，并让它为各个适应性功能做好准备，表现出最佳性能，是一个被极大地低估了的适应性问题。我们认为，为了解决这些适应性问题，人类在发展中进化出了一整套适应性功能，许多此类适应性功能存在的可能性都还远未被研究。所以，除了以世界和身体为目标的审美以外，我们还应该关注以大脑为目标的审美这个复杂的领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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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经历会让我们的大脑更好地工作吗？汉弗莱是偶然发现它的吗？他所认为的“审美是学习的基础”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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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脑生来就有许多系统。但跟电脑不一样的是，你载入的程序越多、建立的内部连接越多，它们就工作得越快越好。打个比方说，我们的语言系统准备好了去学习一种语言，但尚未编码特定的语言。我们已经有了硬件，但还没有软件。有一些对语言适应性发展至关重要的信息被经济地储存在外部世界中，你需要输入这些信息。如果外部世界中存有可靠信息的话，基因组就不需要如此复杂了。这不仅适用于语言，也适用于一部分视觉系统和其他系统。图比和科斯米德斯认为我们可能进化出了审美动机，作为一种指引系统，刺激我们去搜寻、探测以及经历世界的不同方面，使我们的适应性功能达到最佳性能。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会获得快感作为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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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这样的考虑，两位研究者提出神经认知适应能力可能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功能模式，一旦它启动后，就会开始其本职工作。语言系统的功能模式是说话。另一种模式是组织模式，用于建立适应能力，并将启动功能模式所需的部件集合起来，正如孩子咿呀学语是为了发展语言系统一样。组织模式是产生功能模式的必要条件。“阿韦龙的维克多”（见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导演的电影《野孩子》[L’Enfant Sauvage]）就是一个著名的没有激活组织模式的例子。1797年，这个男孩在法国野外被人发现，他之前一直独自生活在野外。三年以后，他大约12岁，已经接受了抚养他的人类。但是，他一直无法习得语言，只能说几个词。现在我们知道，要学习说话，人必须在很小的时候就浸泡在语言环境中。似乎存在一段关键期，人必须在这时接受特定刺激。学习的关键期也在鸟类中有所表现。小苍头燕雀必须在性成熟之前听到成鸟歌唱，否则它将永远无法学会那种高度复杂的歌曲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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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适应能力的发展也是有关键期的，比如双眼视觉。儿童双眼视觉发展的关键期应该是1～3岁22。每个不同适应能力的组织模式都应当有着不同的审美成分。图比和科斯米德斯解释说，被审美所驱动的行为之所以看上去是非功利性的，原因在于我们是从针对外部世界，而非针对大脑内部世界的适应性改变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的。我们会看到一些非功利性的行为，比如舞蹈，但我们看不到它是如何影响大脑发展的。“自然选择是一个无情但曲折的监工，通过把这些提升能力的任务变得令你满足，它诱惑你把自己的空闲时间投入这些活动中。”跳舞是有趣的，令人感觉良好，所以我们才会跳舞。当外部代价不是太高，而我们也不是很需要为了食物、性以及栖息地竞争的时候，这类活动才会发生。而这种情况最常出现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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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比和科斯米德斯的结论是这个讨论中最重要的观点：“这种投资的回报在生命周期的早期收益最大，此时个体的竞争机会较少，适应能力尚未完全发展，且这种增加神经认知组织的投资可以让个体在未来长期获益。正因如此，我们期望孩子们在这个充满美学的世界里能培养必要的审美，即使他们对有趣和美的标准跟我们的有所不同。”值得一提的是，雄性黑猩猩在成熟之后，开始为了配偶和社会地位竞争时，就不那么喜欢画画了12。此时外部成本就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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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比和科斯米德斯对“天性与教养”问题的回答应该可以结束争议了：我们有编码特定适应能力的基因（天性），而为了实现它们的最大潜力，则需要一定的外界条件（教养）。“先天的想法（和动机）是不完整的……和一块白板相比，我们在进化中继承下来的东西非常丰富；但和一个充分自我实现的人相比，还差得远。”他们认为艺术并不是蛋糕上的奶油，而是发酵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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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人提出了一个他们认为不是非常详尽的关于美的进化理论。“人类应该找到一些美的东西，因为即使没有实在的原因，在人类的进化环境里，持续注意美也是有利的。美包括了从异性成员到狩猎动物再到他人展现的复杂技能……所有这些事情。然而，美的事物的类别广泛而多样，且除了我们进化出的一种心理结构，通过使美的事物对我们产生内在激励作用来维持我们对其的持续注意以外，没有其他统一的标准。”他们不相信美是有一般惯例的，在不同事物中美有着不同的严格标准，比如性吸引力和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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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举的例子是，许多自然现象都被认为是美的，比如繁星漫天、自然风景、嘀嗒细雨、潺潺流水。当我们在温暖的夜晚坐在躺椅上，或是躺在营火旁凝望沙漠里的天空（这里真的能看到星星），或是一边躺在椅子上一边注视着枝繁叶茂的法国梧桐，聆听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广场上的喷泉汩汩，我们实际上经历到的是注意力放松的快感（正性情绪反应）。但注意力为什么会放松呢？他们认为这是由一种适应能力的组织模式产生的，它会为我们提供处理这些不变现象的先天程序。我们下意识地知道这些现象听起来或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的。它们就是符合审美的默认设置。它们被用来作为比较实际知觉的测试模板。与汩汩小溪和枝繁叶茂的绿树相符的场景就是符合审美的场景。当一个刺激与程序中默认的不一致时，我们就需要使用更多注意。当鸟和青蛙停止鸣叫，当星星消失，当汩汩水声变成吼叫时，我们的注意就会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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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与我们会被虚构经历所吸引又有什么关系呢？图比和科斯米德斯认为，这种程序增加了建立适应能力的经历出现的机会：以天性条件为基础的教养环境。捉迷藏这样的假扮游戏有益于锻炼那些在嬉戏情境中比在实际使用中会获得更好发展的能力。在尚不需要为生存犯愁时就学习如何躲藏或逃避捕猎者，或是如何跟踪寻找食物，是可以增强生存能力的。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与脑容量相关的一项内容就是玩耍的数量。我们认为游戏是在现实中生活、减轻压力以及选择配偶的练习，但没有考虑想象。小时候，通过“狼来了”的虚构故事，我们可以记住那个孩子在故事里的经历，不再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付出高昂代价学到教训。我们听过的虚构故事越多，对环境就越熟悉，而无须实际的经历。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同样的情况，就会有足够的背景信息去援引。“在那部电影里萨莉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她是怎么做的？哦，对……结果还不错，我应该试试。”有趣的是，全世界文学中的情境似乎都大同小异，且全是与进化问题相关的——比如保护自己免受捕猎者捕杀、父母的付出、与亲属和非亲属间的适当关系以及配偶选择。所有的虚构作品都与这些情境有关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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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使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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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可以使用这些虚构信息的核心能力是我们大脑中那个由莱斯利提出的能够区分虚构和现实的去耦机制。这个机制似乎只有人类才有。图比和科斯米德斯认为，人类与其他物种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可以选择性地使用正确信息。我们可以把信息分类成总是对的、只有在周四才是对的、只有被相关人士告知时才是对的、冬天前完成才是对的、在说橘树而不是李子树的时候才是对的、曾经是对的但现在是不对的、在山里是对的但在沙漠里是不对的、对狮子来说是对的但对瞪羚来说是不对的、当乔希在谈论萨拉而不是加比的时候才是对的，等等。我们选择性使用正确信息的能力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的大脑不仅储存了绝对真相，还有相对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或是特定个体来说的真相。我们可以把这些信息拆分成不同部分，并将其与其他信息分开储存。我们可以融合并匹配来自不同时间、地点以及输入类型的信息，还可以基于信息来源进行推断。这使得我们可以将真相和虚拟分开，知道商店在夏季天天开门，但冬季不是每天都开。这让我们变得非常灵活，可以适应不同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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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卡罗尔（Joseph Carroll）是一位来自密苏里大学（University of Missouri）的英语教授，对达尔文理论很感兴趣。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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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代人类的思想，以及所有动物王国里的思想来说，这个世界并不是一系列严格定义的刺激，只释放一组有限且千篇一律的行为，而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认知和偶然性的阵列。人类思想可以在一个拥有无限变化的组合可能的阵列里自由组织它所知觉到的元素。而大部分的潜在组织形式，如同大多数主要变异一样，可能是致命的。自由是人类成功的秘钥，也是灾难的邀请函。这就是威尔逊对艺术的适应性功能做出敏锐解答的灵感所在：“人类遗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应对大量因为高智商所产生的新的可能……艺术得以填补这个鸿沟。”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