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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令人想到可分解的、嵌入式部件，这会令人误解。心智模块不大可能为肉眼所见，它们不像超市的牛肉柜台上展示肋间牛排和臀部烤肉一样，可以在大脑的表层划分区域。心智模块或许更像是在公路上不幸被碾杀的动物，在脑的凹凸、沟隙上蜿蜒爬行。或者它可能闯入了由纤维相互连接而构成一个单元的区域中。信息处理的美妙之处在于，其对容纳空间需求的灵活性。正如大公司的管理层可以散布于不同的地点而通过电信网络彼此连接一样，或者如计算机程序可以分布于磁盘或内存的不同位置，支持心智模块的回路系统或许也以一种空间上随意的方式散布于大脑的各处。心智模块无须彼此严密隔绝，仅通过少量狭窄管线进行沟通。这种专门意义上“模块”的定义由杰瑞·福多尔提出后，引发了许多认知科学家的激辩。模块的界定是根据它们可获取的信息所实现的专门功能，而并不必然是根据它们可获得的信息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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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心智模块的比喻有些笨拙，一个更好的隐喻是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心智器官”。身体的一个器官是一个专门的构造，用以实现某个特定的功能。但我们的器官并不像鸡杂碎一样装在一个袋子里，而是整合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身体由各个系统组成，各系统又分作多个组织组成不同的器官，组织的构成单元则是细胞。有些组织，如上皮组织，稍作调整即用于许多器官。有些器官，如血液和皮肤，与身体的其他部分相互作用，作用范围既广且迂回，这些器官无法用一道线来圈定。有时候并不清楚两个器官的具体分界在哪里，或者多大一块身体部分我们就称之为一个器官。手是个器官吗？指头呢？指头里的骨头呢？这些都是迂腐学究式的术语性问题，解剖学者和生理学家们没工夫理会这些。大家都清楚，身体不是由火腿罐头制成的，而是由许多专门部件组成的异质结构。这些也很可能适用于心智。无论我们是否可以在构成心智的元件之间画出精密的界限，我们都可以很明确地说，心智并不是由一团“心智杂碎”所组成的，而是由一整组构造独特、彼此相异的组件建构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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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体器官的复杂设计是由人的基因组包含复杂的信息所决定的，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心智器官也是如此。我们不是通过学习而获得胰脏，所以我们也不是通过学习而获得视觉系统、语言习得能力、常识，抑或爱、友谊以及公平等情感。没有一个发现证实这种论断，但许多证据都倾向于这一说法。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条证据就是机器人难题。若没有支持与现实世界相互作用法则的假设，心智所解决的每个重要工程问题都是不可解的。人工智能研究者们所设计的所有程序都是专门针对某一特定领域，如语言、视力、运动或是某些不同种类常识等问题。在人工智能研究中，程序开发者有时会骄傲地兜售他的“孩子”，称其是为未来建立的、功能卓越的、通用系统的完美示范，但领域内的其他人则通常对这种自吹自擂不屑一顾。我估计永远不会有人建造出一个像人的机器人，我是说一个真正像人的机器人，除非他们能将专门针对不同问题的多个计算系统全都包含在这个机器人的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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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们将会讲到其他一些证据，说明我们心智器官的基本设计要归功于我们的遗传程序。我已经提到过，在人格和智力的众多微妙结构方面，分开养育的同卵双胞胎都相同，这有赖于基因的指引。通过巧妙的方法来进行测试，婴儿和孩童天生懂得对自然和社会世界的基本分类，展示出早于其年龄段水平的成熟掌握程度，有时还运用了从未被告知过的信息。人们有许多信念与他们的经验不一致，但这些信念在进化所经历的环境中却是正确的。他们追求的目标有悖于自己的福利，但在那个环境中却是适应性的合理行为。现在广为流行的观点是，文化差异可以有天壤之别，而且没有界限。与之恰恰相反，对人种志文献的调研显示，世界上各个种族，各个民族的人都共有着异常详细具体的普遍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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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心智具有一个复杂的先天结构，并不意味着学习就无关紧要了。将这个问题理解为先天结构与学习彼此相互对立，或者相互代替，或者互为补充、相互作用，都大错特错了。不是说这个论断中认为先天结构和学习（或者遗传与环境、先天与培养，生物性与文化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完全错误的。而是说，这种论断已沦为那类极其拙劣，甚至都谈不上错误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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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一下下面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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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这款新计算机到处体现了复杂的技术。它拥有500兆赫的处理器、1G的内存、1000GB的硬盘容量，三维彩色虚拟现实显示器、语音输出、无线接入互联网、专长于十多门学科，还有内置的《圣经》《不列颠百科全书》《巴特利名言》和全套莎士比亚作品集。它的设计花费了专业人士数万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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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哦，我猜你是说我向这计算机里面敲什么都无所谓了。有了这么多的内设构造，它的环境如何就不太重要了。无论我敲进去什么，它都会执行同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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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回答显然很愚蠢。有很多内设的机器，应该会令系统对其输入回应得更智能化和更加灵敏，而不是回应更少。但这个回答正抓住了几世纪以来评论者们对建造结构复杂的高技术思维机器这种想法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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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互作用学派”的观点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对于任何将相互作用当作天生禀赋的部分都感到深恶痛绝。我们来看看这些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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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的行为源自处理器与输入的复杂而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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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要想理解汽车的工作原理，它既不能忽略引擎，也不能忽略汽油或者司机。所有这些因素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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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播放器中发出的声音反映了两个核心要素之间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相互作用：机器的结构和你插入的光碟。这两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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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论断没错，但却毫无意义——全然乱七八糟，彻底寡然无味，说了还不如不说好。将心智或机器比作像马提尼酒一样把两种成分混在一起，或是比作一场势均力敌的拉锯战都是错误的，这种比喻无助于理解处理信息的复杂仪器。的确，人类智能的每个方面都涉及文化和学习。但学习并不是环绕的气体或力场，学习的实现不是靠魔力。正是因为有了用来学习的先天设备，学习才成为可能。主张存在一些先天模块的意思是，存在一些先天的学习设备，每种设备都根据一定的逻辑来学习。要理解学习，我们需要新的思考方式来取代那些前科学时代的隐喻——混合物与力，在板上书写以及在石块上雕刻。我们需要的思路能够反映一个复杂仪器是如何针对外部环境中不可预知的方面而调整自身的，它又是如何吸纳各种所需数据而实现其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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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遗传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观点并不总是毫无意义，但我认为它混淆了两个问题：心智有什么相同的地方以及心智如何不同。上面那些乏味的陈述可以变得易于理解，通过将“X是如何工作的”转变成“是什么使X做得比Y更好”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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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的有用性既取决于其处理器的处理能力，也有赖于使用者的专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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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的速度取决于引擎、燃料以及驾驶者的技巧。这些都是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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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播放器播出的音质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播放器的机械和电子设计以及原音录制的光碟的质量。二者都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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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对一个系统的功能比另一个类似系统的功能好多少感兴趣时，我们会忽略每个系统中的因果关系链，而去总结到底是哪些因素令整个系统工作得快或慢、高保真还是低保真。这种对人的排行——来决定谁进入医学院或是谁得到工作——就是“先天还是培养”这一问题构想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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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书讲的是心智如何工作，而不是关于为什么有些人的心智比其他一些人在某些程度上做得更好。有证据显示，这个星球上所有地方的人们在看、说、想方面基本上都一样。爱因斯坦和一个高中辍学生的差异，比起这个高中辍学生和迄今最好的机器人之间的差异，或是这个高中辍学生和一个黑猩猩之间的差异来说，是微乎其微的。这就是我打算讲到的神秘之处。我为了得到一些粗糙的消费者指数（如智商）来比较那些重叠钟形曲线的均值，这离我的主题内容都远得不能再远了。正因如此，先天与学习的相对重要性是一个不值一提的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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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强调先天设计不应该与为这个或那个心智器官寻找“对应基因”混为一谈。来想想那些媒体头条中提到的基因或是推断基因吧：肌肉营养不良基因、亨廷顿氏症基因、阿尔茨海默症基因、酗酒症基因、精神分裂症基因、躁郁症基因、肥胖症基因、暴躁症基因、诵读困难症基因、尿床基因以及某些智障的基因。这些都是病症或障碍。人们还没发现有对应于礼貌、语言、记忆、运动控制、智力或者其他完好心智系统的基因，估计今后也不会有。政治家山姆·雷伯恩（Sam Rayburn）对这一现象的原因给予了总结概括：任何一头驴都踢得倒一个谷仓，但要盖好一个谷仓还得靠一个木匠。复杂的心智器官，像复杂的身体器官一样，一定是根据复杂的遗传配方，由许多基因以一些迄今仍深不可测的方式构建而成的。任何基因中的一个缺陷都会毁坏整个系统，就像一台复杂机器中任何部件的一个瑕疵（如一辆汽车中一根松了的导线），都可能会使整台机器熄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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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器官的遗传装配指南并没有像收音机的电路图一样，列出大脑的所有连接。我们也不应指望每个器官都长在头颅的某个特定骨头之上，而不顾倘若如此大脑中会产生什么后果。大脑与所有其他器官之间的差异始于一团同卵细胞的胚胎发育期。身体的每个部位，从脚趾甲到大脑皮层，在其细胞对其周边环境中的某种信息做出反应时，就开始形成各自独特的形状和结构。而这些信息正开启了遗传程序的不同部分。这些信息可能来自于某种化学液体的味道，这种液体令分子感觉正合适；也可能来自细胞咬合的分子锁钥形状，或是邻近其他细胞的拖拽推搡等外部作用，也可能是源自其他一些仍不为人理解的线索。组成不同心智器官的神经元家族，尽管都是一个胚胎组织同质延伸的后裔，但它们在大脑中装配自身的时候，这些神经元一定被设计成是自私自利的，抓住任何可利用的信息来将自己与其他神经元区分开来。在头颅中的位置或许是差异化的一个原因，而彼此连接的神经元的输入激活模式则是另一个原因。由于大脑注定将是一个计算器官，基因组在大脑成型期间，利用神经组织的功能来处理信息，这一点儿都不令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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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的感觉区域，是我们能够跟踪进展的最佳区域，在那里，我们知道在胎儿早期发展中，神经元之间就根据严格的遗传配方建立了连接。神经元在适当的时候产生合适的数量，接着移动到属于它们的部位，向目标散发出连接，在合适的区域采用适当的细胞类型，所有这些都是在化学线索和分子锁钥的引导下实现的。但要做到精确的连接，小神经元必须开始发挥功能，它们的激活模式携带着有关它们精确连接的信息传向下端。这还称不上“经历”，因为这都能够在漆黑一片的子宫中发生，有时还在杆状细胞和锥状细胞具有功能之前，而许多哺乳动物才一出生就几乎可以完全看得清楚了。这些样式反倒比较像是某种由基因而来经过压缩的资料，或是某种内部生成的测试信号。这些样式将能够催化收信端的大脑皮质进行分化——或是至少开启这样的过程——直到该区域能够开始处理所收到的信息为止。尚无从知晓基因究竟是如何控制大脑发育的，但合理综合归纳我们目前已知的是这样的：根据大脑模块在开始时成为的组织种类、在大脑中的位置以及在发育的关键期得到了什么模式的触发输入，综合后从而推断出它们的身份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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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脑是自然选择的产物。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将自然选择称为“盲眼钟表匠”；在心智方面，我们可以称之为“盲眼程序员”。我们的心智程序运行得非常不错，因为它们是由自然选择所塑造的，从而使我们的祖先得以主宰石块、工具、植物、动物以及他人，而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生存与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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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选择不是进化变革的唯一原因。生物在漫漫时间长河中的变迁还可能由于导致孰生孰死的统计意外事件，令整个生物种群灭绝的自然灾难，以及自然选择进化产物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但自然选择是唯一的进化驱力，它会像工程师一样“设计”器官。这个有力的论点是由生物学家乔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和道金斯提出的。即使是那些觉得自然选择被过度夸大的人也接受教科书中对于自然选择的论述，而这些论述来自脊椎动物的眼睛。正如一块表有太多相互精密咬合的部件（齿轮、弹簧、枢轴等），因此它不可能被一阵龙卷风或是一道激流漩涡就装配好了，它需要的是制表匠的设计；眼睛也有太多的相互衔接精密的部件（晶体、虹膜、视网膜等），因而不大可能是由一种随机的进化驱力，如大突变、统计上的漂移或是由其他器官之间角落缝隙的偶然形状所造成的。眼睛的设计一定是复制器自然选择的产物，这是我们所知唯一一种能够制造出功能良好机器的方式，而这种自然过程又不是奇迹。这些拥有眼睛的物种，似乎生来便被设计成能够清楚地看见世界一样，但是事实上，眼睛之所以存在，完全是因为在过去的岁月里，拥有了这种器官的祖先能够成功存活下来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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