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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这款新计算机到处体现了复杂的技术。它拥有500兆赫的处理器、1G的内存、1000GB的硬盘容量，三维彩色虚拟现实显示器、语音输出、无线接入互联网、专长于十多门学科，还有内置的《圣经》《不列颠百科全书》《巴特利名言》和全套莎士比亚作品集。它的设计花费了专业人士数万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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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哦，我猜你是说我向这计算机里面敲什么都无所谓了。有了这么多的内设构造，它的环境如何就不太重要了。无论我敲进去什么，它都会执行同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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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回答显然很愚蠢。有很多内设的机器，应该会令系统对其输入回应得更智能化和更加灵敏，而不是回应更少。但这个回答正抓住了几世纪以来评论者们对建造结构复杂的高技术思维机器这种想法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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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互作用学派”的观点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对于任何将相互作用当作天生禀赋的部分都感到深恶痛绝。我们来看看这些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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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的行为源自处理器与输入的复杂而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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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要想理解汽车的工作原理，它既不能忽略引擎，也不能忽略汽油或者司机。所有这些因素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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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播放器中发出的声音反映了两个核心要素之间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相互作用：机器的结构和你插入的光碟。这两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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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论断没错，但却毫无意义——全然乱七八糟，彻底寡然无味，说了还不如不说好。将心智或机器比作像马提尼酒一样把两种成分混在一起，或是比作一场势均力敌的拉锯战都是错误的，这种比喻无助于理解处理信息的复杂仪器。的确，人类智能的每个方面都涉及文化和学习。但学习并不是环绕的气体或力场，学习的实现不是靠魔力。正是因为有了用来学习的先天设备，学习才成为可能。主张存在一些先天模块的意思是，存在一些先天的学习设备，每种设备都根据一定的逻辑来学习。要理解学习，我们需要新的思考方式来取代那些前科学时代的隐喻——混合物与力，在板上书写以及在石块上雕刻。我们需要的思路能够反映一个复杂仪器是如何针对外部环境中不可预知的方面而调整自身的，它又是如何吸纳各种所需数据而实现其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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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遗传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观点并不总是毫无意义，但我认为它混淆了两个问题：心智有什么相同的地方以及心智如何不同。上面那些乏味的陈述可以变得易于理解，通过将“X是如何工作的”转变成“是什么使X做得比Y更好”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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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的有用性既取决于其处理器的处理能力，也有赖于使用者的专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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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的速度取决于引擎、燃料以及驾驶者的技巧。这些都是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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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播放器播出的音质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播放器的机械和电子设计以及原音录制的光碟的质量。二者都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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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对一个系统的功能比另一个类似系统的功能好多少感兴趣时，我们会忽略每个系统中的因果关系链，而去总结到底是哪些因素令整个系统工作得快或慢、高保真还是低保真。这种对人的排行——来决定谁进入医学院或是谁得到工作——就是“先天还是培养”这一问题构想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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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书讲的是心智如何工作，而不是关于为什么有些人的心智比其他一些人在某些程度上做得更好。有证据显示，这个星球上所有地方的人们在看、说、想方面基本上都一样。爱因斯坦和一个高中辍学生的差异，比起这个高中辍学生和迄今最好的机器人之间的差异，或是这个高中辍学生和一个黑猩猩之间的差异来说，是微乎其微的。这就是我打算讲到的神秘之处。我为了得到一些粗糙的消费者指数（如智商）来比较那些重叠钟形曲线的均值，这离我的主题内容都远得不能再远了。正因如此，先天与学习的相对重要性是一个不值一提的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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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强调先天设计不应该与为这个或那个心智器官寻找“对应基因”混为一谈。来想想那些媒体头条中提到的基因或是推断基因吧：肌肉营养不良基因、亨廷顿氏症基因、阿尔茨海默症基因、酗酒症基因、精神分裂症基因、躁郁症基因、肥胖症基因、暴躁症基因、诵读困难症基因、尿床基因以及某些智障的基因。这些都是病症或障碍。人们还没发现有对应于礼貌、语言、记忆、运动控制、智力或者其他完好心智系统的基因，估计今后也不会有。政治家山姆·雷伯恩（Sam Rayburn）对这一现象的原因给予了总结概括：任何一头驴都踢得倒一个谷仓，但要盖好一个谷仓还得靠一个木匠。复杂的心智器官，像复杂的身体器官一样，一定是根据复杂的遗传配方，由许多基因以一些迄今仍深不可测的方式构建而成的。任何基因中的一个缺陷都会毁坏整个系统，就像一台复杂机器中任何部件的一个瑕疵（如一辆汽车中一根松了的导线），都可能会使整台机器熄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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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器官的遗传装配指南并没有像收音机的电路图一样，列出大脑的所有连接。我们也不应指望每个器官都长在头颅的某个特定骨头之上，而不顾倘若如此大脑中会产生什么后果。大脑与所有其他器官之间的差异始于一团同卵细胞的胚胎发育期。身体的每个部位，从脚趾甲到大脑皮层，在其细胞对其周边环境中的某种信息做出反应时，就开始形成各自独特的形状和结构。而这些信息正开启了遗传程序的不同部分。这些信息可能来自于某种化学液体的味道，这种液体令分子感觉正合适；也可能来自细胞咬合的分子锁钥形状，或是邻近其他细胞的拖拽推搡等外部作用，也可能是源自其他一些仍不为人理解的线索。组成不同心智器官的神经元家族，尽管都是一个胚胎组织同质延伸的后裔，但它们在大脑中装配自身的时候，这些神经元一定被设计成是自私自利的，抓住任何可利用的信息来将自己与其他神经元区分开来。在头颅中的位置或许是差异化的一个原因，而彼此连接的神经元的输入激活模式则是另一个原因。由于大脑注定将是一个计算器官，基因组在大脑成型期间，利用神经组织的功能来处理信息，这一点儿都不令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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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的感觉区域，是我们能够跟踪进展的最佳区域，在那里，我们知道在胎儿早期发展中，神经元之间就根据严格的遗传配方建立了连接。神经元在适当的时候产生合适的数量，接着移动到属于它们的部位，向目标散发出连接，在合适的区域采用适当的细胞类型，所有这些都是在化学线索和分子锁钥的引导下实现的。但要做到精确的连接，小神经元必须开始发挥功能，它们的激活模式携带着有关它们精确连接的信息传向下端。这还称不上“经历”，因为这都能够在漆黑一片的子宫中发生，有时还在杆状细胞和锥状细胞具有功能之前，而许多哺乳动物才一出生就几乎可以完全看得清楚了。这些样式反倒比较像是某种由基因而来经过压缩的资料，或是某种内部生成的测试信号。这些样式将能够催化收信端的大脑皮质进行分化——或是至少开启这样的过程——直到该区域能够开始处理所收到的信息为止。尚无从知晓基因究竟是如何控制大脑发育的，但合理综合归纳我们目前已知的是这样的：根据大脑模块在开始时成为的组织种类、在大脑中的位置以及在发育的关键期得到了什么模式的触发输入，综合后从而推断出它们的身份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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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脑是自然选择的产物。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将自然选择称为“盲眼钟表匠”；在心智方面，我们可以称之为“盲眼程序员”。我们的心智程序运行得非常不错，因为它们是由自然选择所塑造的，从而使我们的祖先得以主宰石块、工具、植物、动物以及他人，而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生存与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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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选择不是进化变革的唯一原因。生物在漫漫时间长河中的变迁还可能由于导致孰生孰死的统计意外事件，令整个生物种群灭绝的自然灾难，以及自然选择进化产物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但自然选择是唯一的进化驱力，它会像工程师一样“设计”器官。这个有力的论点是由生物学家乔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和道金斯提出的。即使是那些觉得自然选择被过度夸大的人也接受教科书中对于自然选择的论述，而这些论述来自脊椎动物的眼睛。正如一块表有太多相互精密咬合的部件（齿轮、弹簧、枢轴等），因此它不可能被一阵龙卷风或是一道激流漩涡就装配好了，它需要的是制表匠的设计；眼睛也有太多的相互衔接精密的部件（晶体、虹膜、视网膜等），因而不大可能是由一种随机的进化驱力，如大突变、统计上的漂移或是由其他器官之间角落缝隙的偶然形状所造成的。眼睛的设计一定是复制器自然选择的产物，这是我们所知唯一一种能够制造出功能良好机器的方式，而这种自然过程又不是奇迹。这些拥有眼睛的物种，似乎生来便被设计成能够清楚地看见世界一样，但是事实上，眼睛之所以存在，完全是因为在过去的岁月里，拥有了这种器官的祖先能够成功存活下来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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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认同自然选择设计了身体，但说到人的心智时，他们就划清界限了。他们说，心智或是让头增大的一个突变的副产品，或是一个笨拙程序员的非法侵入，或是由文化演变造成的，而不是生物进化所塑造的。托比和考斯迈德斯指出了一个美妙的反讽。作为由自然设计的、精妙而最无可争议的例子，眼睛绝不只是一个能够剥离为肉和骨、远离心智领域的老式器官。它不消化食物，也不改变物质世界的任何东西。眼睛有什么用呢？眼睛是一个处理信息的器官，它紧密地与大脑相连——从解剖学上讲，眼睛就是脑的一部分。视网膜中那些精致的光学和复杂的电路并不是将信息倾倒入一个乏味空洞的孔中，或是盲目去把从现实得到的东西解释为某种笛卡尔式的物质-精神断层。这个结构繁复的信息接收器必须要设计得与信息发送器一样严丝入扣、结构精致。在我们比较人的视力和机器人的视力时，我们已经知道，令我们能看到东西的那部分心智确实设计精妙。更何况我们实在没有理由相信，这些机制所拥有的设计品质，会由感受器所在的信息链上游，往接收信号加以诠释并据此行动的下游，逐渐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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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中适应论者的研究，即认真运用自然选择来反向工程推导一个器官部件的工程设计，这种方式有时被嘲笑为是一种事后诸葛式的空洞游戏。专栏作家谢希尔·亚当斯（Cecil Adams）讽刺说：“我们头发是棕色的，是因为这可以使我们的猴子祖先隐藏在椰子树中间。”不可否认，这种蹩脚的进化“解释”并不鲜见。为什么男人不愿问路？因为我们的雄性祖先如果接近一个陌生人，可能就会被杀掉。音乐的目的是什么？增加社群的凝聚力。为什么快乐得到进化？因为有快乐的人在身边会令人心情愉快，所以快乐的人吸引了更多的盟友。幽默的功能是什么？减轻压力。为什么人们过高估计他们从重病中幸存的概率？因为这会有助于他们有效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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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这些说法浮夸而且站不住脚，不是因为他们胆敢对一部分心智如何工作寻求进化方面的解释，而是因为他们的解释过于拙劣。首先，他们中许多人从来都懒得去确定事实。有任何人曾经调查过女性喜欢问路吗？在远古的蒙昧社会中，一个女人去向一个陌生人问路，就不会被伤害吗？其次，即使事实已经确定，在尝试解释一个费解的事实时，却将其他一些同样费解的事实看作理所当然，这种做法没有任何用处。为什么有旋律的噪音就会提高社群的凝聚力？为什么人们喜欢和快乐的人在一起？为什么幽默会缓解压力？提出这些解释的人将我们心智活动中的某些内容当作是显而易见、毋庸解释的——的确，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这些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就在我们的头脑里。但当我们尝试解释心智是如何进化时，这心智所有的部分都等着我们去努力理解——每一次反应、每一阵愉悦、每一股味道。我们本有可能进化成像见义勇为者1号机器人一样，为救一袋利马豆而牺牲自己；或者像屎壳郎，觉得粪便美味无比；又或者像关于施虐受虐狂的古老笑话中的受虐狂一样——受虐狂说：“揍我！”施虐狂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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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的适应论者的解释需要以工程设计式的分析为支点，这与我们试图解释的心智部分是相互独立的。首先要明确分析目的和实现目的所需的因果关系链，然后列出哪种设计要比其他设计更适合实现目的。但对于那些以为大学系所的设置准确反映了知识分类的人们来说，不幸的是，这意味着心理学家们如果想要解释心智的各部分作何用途，就需要跳出心理学来向外看。要理解视力，我们需要求助光学和计算机视觉系统。要理解运动，我们需要求助机器人学。要理解性与家庭情感，我们需要求助孟德尔遗传学。要理解合作与冲突，我们需要求助于博弈论数学和经济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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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有了一张良好设计心智的规格清单，我们就能来看看智人是否有这种心智了。我们通过做实验或调查来获取关于某一块心智的信息，然后看看这套心智装置是否符合规格：特别是在与大量的生物意义上可能形成的备选设计相比较时，是否显示出解决问题时的精确性、复杂性、高效性、可靠性和专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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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视觉感知方面反向工程的逻辑已经指导研究者长达一个多世纪了，这可能也是我们对视觉的理解要好于其他心智部分的理解的原因。没有理由认为，进化理论指导下的反向工程逆推不能够为心智其余部分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关于孕期呕吐（传统上被称为“晨呕”）的一个新理论，这是由生物学家玛姬·普洛菲特（Margie Profet）提出的。许多孕妇变得容易感到恶心，并且不愿吃某些食物。尽管她们的恶心呕吐通常被解释为荷尔蒙的副作用，但没有理由说荷尔蒙会引发恶心和厌食，荷尔蒙会引发多动症、侵犯性或是情欲。弗洛伊德式的解释也同样不能令人满意：孕期呕吐代表着女性对她丈夫的憎恶，她无意识里想从口中堕掉这个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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