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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的普遍结构不仅在逻辑上是可能的，而且很可能事实就是如此。托比和考斯迈德斯指出了有性繁殖的一个基本后果：每一代中，每个人的设计图都与其他人的混杂在一起。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性质上很相似。如果两人基因组是根据不同种类的机器设计的，比如电动机和汽油发动机，新的混合成品就是一个不能工作的机器。自然选择是一种物种内部的同质化力量，它消除了绝大多数宏观设计变异，因为这些变异不是对现状的改进。自然选择确实有赖于曾经的变异，但是它取自这种变异并将之耗尽。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普通人都具有相同的身体器官，为什么我们也一定都有相同的心智器官的原因。当然，人们之间也一定有微观变异，大多是我们蛋白质的分子排列顺序中的细微差异。但在身体和心智的功能性器官层面，人们的工作方式都是一样的。尽管只要我们还活着，探究人们之间的差异就对我们有着永无止境的诱惑，但这些差异在我们理解心智如何工作时没有好处。同样，整个人群的平均差异——无论其来源如何——对于理解心智如何工作也都无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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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差异当然是另一回事。男女性器官的显著差异提醒我们，性别不同可能意味着不同的设计，我们知道这种差异来自一个基因“开关”的特殊小装置，它引发了一系列生物化学的连锁反应，从而激活或抑制了整个脑和身体的基因大家族。我将会在其后列出一些证据，证明这样的效应的确会为心智运作带来若干差异性。作为又一个不鲜见于针对人类天性的学术政治的讽刺，这项受进化论启发的研究所提出的性别差异紧紧围绕着繁殖及其相关领域，这比起一些女性主义学派所骄傲宣称的差异来说，要少讨人嫌得多。这些“差异女性主义者”宣称的内容包括：女性不用抽象的线性逻辑推理；她们不运用怀疑主义来处理问题。或通过严格争论来评估思想观点；她们对一般性道德原则以及其他侮辱，不做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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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终我们不能只看谁被描绘得更顺眼，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我们偶然发现的这些群体差异。这里我们必须准备好进行一次道德争论。基于种族、性别或族裔而歧视某个人是错误的。对于以上论点，我们可以运用许多与人群的平均特征无关的方法，来对其加以辩护。可以争辩说，因为个人不可控制的因素而剥夺这个人的社会福利是不公平的；或者遭受歧视的受害者对歧视的体会是一种极度痛楚的体验；或者受害群体易于做出激烈的反应；或者歧视倾向于上升为像奴隶制和种族灭绝这样的恐怖事件。那些主张扶持行动的人认同反向歧视是错误的，但他们争辩说这是为了纠正更大的错误。所有以上这些争辩，都不会因为任何科学家在未来可能会发现的任何新论据而受到半点影响。关于群体差异，必须有请格劳利亚·斯坦纳姆（Gloria Steinem）发言：“真的没有太多需要一个阴茎或者一个阴道的工作，所有其他的职业应当对所有人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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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类天性的第二个假定含义是，如果我们卑贱的动机是天生的，它们就不可能坏到哪里去。这个谬误太过明显，甚至都有了一个专门的名称叫自然主义谬误，这种观点认为凡是自然中发生的都是对的。忘掉野生动物纪录片中浪漫的胡说八道吧，那些片子里所有的生物无论大小，其行为都是为了生态系统的更大福利与和谐。正如达尔文所说：“要记录大自然笨拙、浪费、错误百出、低俗和可怖残酷的工作，这个魔鬼的随军教士该怎么写这样一本书啊！”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姬蜂，它用蜂针将一个毛毛虫蜇得不能动弹，将卵产在毛毛虫的身体里，这样它的幼虫能够从里面慢慢地蚕食光毛毛虫活着的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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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其他物种一样，智人也干着卑劣的行当。从《圣经》到现在，有记载的历史中充满了谋杀、强奸和战争；诚实的民族学研究显示，现今与世隔绝的原始人群像我们其他现代人一样野蛮残暴，而远不是高贵和平。喀拉哈里沙漠的！Kung人常被认为是相对爱好和平的人，确实如此，如果与其他现存的原始人群相比的话：他们的谋杀率仅仅与底特律的一样高。我的一个语言学家朋友研究亚马孙雨林的Wari人，他知道他们的语言中有一个词汇表示可吃的东西，其中包括任何不是Wari人的人。当然人类并没有一种“战争本能”或是一个“暴力的脑”，像《塞维利亚反对暴力声明》中所言，但人类也并不一定有一个爱好和平的本能或非暴力的大脑。我们不能将所有的人类历史和人种史都归功于玩具枪和超级英雄的卡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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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思是说，“生物学宣告了人一定会进行战争”（或强奸、谋杀或成为自私的雅皮），任何对减弱这种宿命的乐观都会被扼杀吗？没有人需要科学家来说明一个道德观点：战争无益于孩子和其他生命的健康。也没有理论证明：某些地方比另一些地方，某段时间比另一段时间更加太平，所以我们要试着了解和效仿那是怎么做到的。没有人需要《塞维利亚反对暴力声明》这样的陈词滥调或者假情报，声称未发现动物之间有战争，以及动物的统治等级制度是一种令群体受益的凝聚和亲密形式。了解人类恶毒心理的现实不会伤害什么，因为这么做是值得的。模块组合的心智理论既承认导致恶行的天性动机，也承认能够避免恶行的天性动机。这并不是进化心理学的独家发现，所有的主要宗教都认识到，心智活动常常是一场欲望与良知之间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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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提到改变坏习惯的希望时，传统智慧再次需要被逆转：复杂人性论比标准社会科学模型的白板说承认更多要改变的范畴。一个结构丰富的心智允许大脑中进行复杂的交涉协商，一个模块能够破坏另一个模块的丑恶设计。而在标准社会科学模型中，抚育常被说成具有一种潜移默化、无法逆转的力量。“是男孩还是女孩？”是我们关于新生儿问的第一个问题，从那时起，父母对待儿子和女儿的方式就有所不同：他们对男孩和女孩的抚摸、安慰、喂母乳、纵容和讲话的数量与程度都不一样。照这样看来，除非我们在每一个产房里派驻育婴警察，防止母亲使用男女有别的方法对待婴儿，那这样一代传一代的行为模式循环将是牢不可破的。文化会宣判女性天生次等，我们将受缚于文化悲观论的奴役，怀疑自己无力承担变革性的任务，仰天浩叹，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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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并没有主宰我们应当接受什么，或者我们应当如何生活。有说法认为，自然选择设计女性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抚育孩子长大成人，而设计男性和女性就是为了异性交媾。对这些陈词滥调，一些女性主义者和同性恋激进分子做出了愤怒的回应。他们从这种说法中看出了性别歧视和憎恶同性恋的隐含内容：只有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才是“自然的”，非正统的生活方式将遭到谴责。例如，小说家玛丽·高登（Mary Gordon）嘲笑了一个历史学家认为所有女性的共同之处就是生育孩子的能力，她写道：“如果界定成为女性的性质是生育孩子的能力，那么不生孩子（像比如弗罗伦斯·南丁格尔和葛丽泰·嘉宝就没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没能履行天命了。”我不大明白“界定成为女性的性质”和“履行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我确实知道，幸福和美德与自然选择如何令我们在祖先的环境中胜出没有丝毫关系。这是由我们来决定的。我这么说并不是虚伪，尽管我是一个正统的异性恋白人男性。自从我具有了生育能力以来，我一直主动地选择不生小孩（到目前为止），而将我的生物资源挥霍在阅读和写作、做研究、帮助朋友和学生以及绕圈慢跑上，全然不顾传播基因的神圣指令。按照达尔文主义的标准，我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可悲的失败者。如果说我是酷儿国的正式成员，别人不会有丝毫怀疑。不过我高兴这样做，如果我的基因不喜欢，它们尽可以跳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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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将坏行为归罪于基因怎么样？E.O.威尔逊在一本书中写道，男性对一夫多妻制的愿望要比女性对一妻多夫制的愿望强烈得多；而神经科学家斯蒂文·罗斯在评论这本书时谴责威尔逊，说他真正的意思其实是“女士们，不要怪罪你们的丈夫四处留情，他们在基因上就是被这么设计的，这可不是他们的错”。罗斯自己与列文廷和卡明合著的书叫《不在我们的基因中》（Not in Our Genes），书名是暗指了莎翁的《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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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在某段时间里，是他们命运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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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错，亲爱的布鲁特斯，不在我们的星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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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于我们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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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卡西斯来说，被认为导致人类过错的设计不是遗传基因，而是星相。这就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任何行为的原因，不仅是基因，都提出了自由意志和责任的问题。解释行为与将行为归咎他因的差异是道德推理的古老主题，这体现在格言“理解就是不谅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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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时代，“理解”意味着尝试将行为解释为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这些因素包括：基因、脑的解剖结构、生物化学性状、个人的家庭教养方式、社会对待他的方式和冲击个体的刺激物。果不其然，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不只是星座或基因，都已经被不当地引用为我们过错的来源，而且断言我们不是我们自身命运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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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因。1993年，研究人员确定了一种基因，它与无法控制的暴力勃发有关。（“想想它的含义吧，”一位专栏作家写道，“或许有一天我们就会有根治暴民的良药”。）之后不久就自然出现了这样的头条：“男人的基因使他去杀人，他的律师如此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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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脑的解剖结构。1982年，一位证人出席了用精神失常理由为约翰·亨克利（John Hinckley）的辩护，他是一位专家。亨克利枪击总统里根和其他3名男性，目的是为了给女演员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留下深刻印象。专家辩称，对亨克利脑部的计算机断层扫描（CAT）显示他的脑沟加宽，脑室变大，这是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征兆，也就是他有一种心理疾病或缺陷，而他的行为可以归咎于此。法官排除了这项证据，但神智失常的辩护自此广为流传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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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物化学性状。1978年，丹·怀特（Dan White）从圣弗朗西斯科顾问委员会离职后，步入乔治·莫斯库恩（Mayor George Moscone）市长的办公室，恳求复职。在遭到莫斯库恩的拒绝后，怀特开枪将他射死，然后又沿着大厅走到哈维·米尔克（Harvey Milk）顾问的办公室，将他也射杀。怀特的律师成功地辩称在怀特犯罪的时候他已缺乏控制能力，而并不是预先策划了犯罪行为，因为他耽于进食甜腻的垃圾食品，而摧残了他大脑里的化学物质。怀特被判冲动性过失杀人，在狱中服刑5年，这要归功于他臭名昭著的“甜点抗辩”策略。与之类似，还有一桩名闻遐迩的“经前综合征抗辩”，狂暴的荷尔蒙为一位外科医生开脱了罪责，这位外科医生在警察拦截她酒后驾车时攻击了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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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人的家庭教养方式。1989年，莱勒和埃里克·门内德斯（Lyle and Erilk Menendez）兄弟冲入他们百万富翁父母的卧室，用散弹枪杀死了父母。在炫耀了几个月他们的新保时捷和劳力士之后，他们承认枪杀了父母。他们的律师辩称，此案应作为陪审团悬而未决的案子，并称被告属于自我防卫，尽管事实是，当时手无寸铁的受害者正躺在床上吃着草莓和冰激凌。律师说，由于多年来遭到父亲在身体、性和情感方面的虐待，门内德斯家的男孩们精神上已经受到了创伤，以至于相信父母将杀死他们。在1996年新的审判中，兄弟二人被认定谋杀罪成立，被判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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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会对待他的方式。1994年，柯林·弗格森（Colin Ferguson）登上一列火车，开始随意枪击白人乘客，射杀6人。激进律师威廉·昆斯特勒（William Kunstler）准备援引“黑人爆发综合征”来为他辩护，该理由意指一个种族主义社会中的非裔美国人在不断积蓄的生活压力下，可能会突然爆发。弗格森拒绝了这个提议并在此案中自我辩护，结果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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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冲击个体的刺激物。1992年，一位等待执行的死刑犯申请上诉法院减轻对他强奸和谋杀罪的判罚，因为他是在色情作品的影响下才犯罪的。这种将对女性的暴力犯罪归咎于色情作品的辩护对女性主义学派是一种讽刺，它对强奸的生物学解释减轻了强奸犯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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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不断进步，对行为的解释变得不那么充满奇思妙想，“令人发指的脱罪行为”（丹尼特语）却越来越可能发生。如果没有一种更清晰的道德哲学，任何的行为理由都可以被用来削弱自由意志，进而削弱道德责任。无论科学究竟发现了什么，科学似乎都注定要不断蚕食意志，因为科学的解释方式与意志背后无理由因果的神秘概念无法相容。如果科学家想要证明人具有自由意志，他们需要找寻什么呢？难道是大脑里随机发生了一些神经信号，这些信号经过其余部分不断地扩大，最后产生了行为？但一个随机事件并不比一个法律事件更符合自由意志的概念，也不能作为长期寻求的道德责任范畴。如果一个人的手指被固定连接在一个轮盘赌的转轮上，当这根手指被牵着扣动扳机时，我们不能判定这人有罪；那如果这个轮盘赌转轮在他的脑袋里，为什么就该有所不同呢？另一个不可预测的起因也会导致同样的问题，这个起因也被建议作为自由意志的来源，这就是混沌理论。它也是老生常谈。一只蝴蝶振动翅膀会引发一系列效应扩大性事件，最终积聚成为一场飓风。会导致行为飓风的一次脑中振翼，如果能被找到的话，也将仍是一个行为缘由，而不适合于作为道德责任基础的无起因自由意志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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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将所有的道义都废除为不科学的迷信，要么我们找到一种方式将因果关系（遗传与否）与责任和自由意志调和。我怀疑，我们的困惑永远也不会彻底解决，但我们一定可以调和一部分。像许多哲学家一样，我相信科学与伦理是这个世界上相同的存在实体之间运行的两个独立系统，就像扑克和桥牌是用相同的52张牌所玩的不同游戏一样。科学游戏将人们看作物质实体，它是通过自然选择和神经生理学引发行为的物理过程。伦理游戏将人们视为同等的、有感觉的、理性的和有自由意志的行为者，它是通过行为的固有性质或其后果来分配道德价值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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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是人类的理想化，从而使道德游戏能够玩得下去。欧式几何需要像无限的直线和完美的圆圈这样的理想化模型，它的推理是合理并且有用的，尽管实际上并没有无限的直线或完美的圆圈。这个世界非常接近于公理能够实际应用的理想状态。与之类似，伦理理论需要像自由、感觉、理性、同等的行为人，而其行为无前因这样的理想化模型，它的结论是合理而有用的，即使从科学的视角看，这个世界没有无前因的事件。只要逻辑推理还没有被彻底胁迫或是出现功能障碍，这个世界就足够接近自由意志的理想化，令道德理论能够得到有意义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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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道德是两种不同层面的思维。只有把它们看作是两种不同的观点，我们才有可能同时拥有两者。假如只有在人群所表现出的平均能力都是一样时，歧视才是错误的；如果仅当其行为不可思议时，人们才为其行为负责，那么，要么科学家们必须准备去捏造他们的数据，要么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准备放弃我们的价值观。科学的争论将会变成《国家讽刺》杂志的封面所展示的那样：一只小狗被枪顶着它的头，标题是《买这本杂志，否则我们就杀了这只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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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行为的因果解释和道德责任分割开来是一把双刃剑。在这一争论人性和道德的大戏里，最新的变化是来自所谓的同性恋基因的发现，即一种显示某些男同性恋取向的染色体标记，遗传学家迪恩·哈默（Dean Hamer）将其识别出来。令《科学为人民》的拥趸们困惑的是，这次是遗传学解释在政治上正确了。它驳斥了右翼分子，如丹·库埃勒（Dan Quayle），库埃勒曾说同性恋“更像是一种选择，而不是生物学的状态。它是一种错误的选择”。认同男同性恋基因的人认为，同性恋不是一种同性恋者应当承担责任的选择，而是一种他们无法控制的非自愿取向。但这个推理是危险的。有人认为同性恋基因影响某些人去选择同性恋。就像所有好的科学一样，哈默的结果或许有一天会被证伪，到那时我们将站在什么立场？对同性恋者根深蒂固的偏见就对吗？反对迫害同性恋者的论争一定不能建立在同性恋基因或同性恋大脑上，而要基于人们享有权利可以去做私人之间达成共识的行为，而不应为此受到歧视或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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