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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约翰·安德森反向设计了人类记忆的取回模式，显示出记忆的限制并不是一个软弱储存介质的副产品。正如程序员们喜欢说的：“它不是一个瑕疵，而是一个特点。”在一个优化设计的信息取回系统中，一个条目应当只在它的作用超过取回它的成本时才被恢复。任何使用过计算机化图书馆提取系统的人都会看着蜂拥而来、溢满屏幕的标题很快懊悔起来。尽管我们人类断言自己提取检索的能力有限，但一个人类专家从包含内容中确定一条信息的表现远超过任何计算机。当需要寻找关于一个不熟悉领域的主题的文章时，我不用图书馆的计算机，我会给在那个领域工作的朋友发封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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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信息提取系统怎么才算被优化设计了？它应当在被要求时提供最有可能有用的信息。但那怎么就能提前知道呢？这些概率可以根据关于哪种信息最可能需要的一般法则来做出预测。如果这种法则存在，我们应当能够在通用信息系统中而不只是人类记忆中找到它们。例如，这种法则应当在从图书馆借的统计书上或者在计算机提取的文件中能看到。信息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一些这样的法则。过去已被需要过许多次的一条信息比过去只被需要很少次的信息，更有可能在当前被需要。一条最近被需要的信息比一段时间前被需要的信息，更有可能在当前被需要。因此一个优化的信息提取系统应当偏向于提取那些经常碰到和最近碰到的条目。安德森指出，人类记忆的提取正是这么做的：我们对通常、最近事件的记忆比对罕见、过去久远事件的记忆要更好。他还发现了记忆研究中4条其他的经典现象，都独立地符合计算机信息提取系统优化设计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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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获取意义上的意识的第三个显著特征是对经历的情感着色。我们不但登记事件，还把事件登记作愉快的还是痛苦的。这使得我们在当前和以后采取行动来经历更多的前者和更少的后者。这些一点儿都不神秘。从计算上讲，表征触发了目标状态，反过来触发了信息搜集、问题解决和行为选择的“小幽灵（后台程序）”来计算如何获得、躲避或修改有关的情势。从进化上讲，对于为什么寻觅我们所寻觅的目标，很少有什么神秘之处——例如，人们为什么更喜欢与一个有吸引力的伴侣做爱，而不是拿着条湿鱼在肚皮上拍打。成为欲望目标的东西，是那种一般来说会提高我们在进化的环境中生存和繁衍概率的东西：水、食物、安全、性、地位、对环境的掌控以及孩子、朋友和亲属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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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获取意义上的意识的第四个特征是将控制汇集为一个执行过程：我们作为自我、意愿、“我”所经历体验的一些事情。自我的概念一直遭到非议。据人工智能先驱马文·明斯基说，心智是一个行为者的社会，它是一个半成草图的大集合。丹尼尔·丹尼特补充道，“寻找大脑里白宫椭圆办公室的总统是一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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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社会是一个绝妙的隐喻，我在解释情感时将充满热情地使用它。但如果它取缔了大脑中负责一次为一个行为者提供导引或空间的任何系统，那么对这个理论的使用可能就走得太远了。可以用一套主要决策规则将大脑的行为者很好地分层次组织成为嵌套式子程序，而一个计算“小幽灵（后台程序）”、行为者或好的小人则端坐于命令链条的顶端。它不是机器中的一个神灵，只不过是另一组如果-那么规则或是一个将控制推给下一层时嗓门最大、速度最快或最强壮的行为者的神经网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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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甚至已经有了关于容纳决策电路的大脑结构的线索。神经科学家安托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指出，前扣带沟的损伤会使患者处于一种似乎很警觉但却令人奇怪的无反应状态，这个大脑区域从许多更高知觉区域获得输入并连接到更高层的运动系统。这个报告让弗朗西斯·克里克宣布，意愿的位置已经被发现了，当然，他只是半开玩笑地这样表示。几十年来，神经科学家已经知道意愿的履行——形成和执行计划——是额叶的一项工作。一个令人难过但是很典型的例子是，一个15岁的男孩，他的父亲打电话来向我询问信息，这个男孩曾在一次车祸中额叶受损。这个男孩会在冲澡时在浴室待几个小时，无法决定什么时候出来。他也离不开家，因为他总是折返回房间去确认他是否已经关了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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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个心智行为体的社会需要一个顶端的执行官呢？原因就像那句古老的意第绪语格言一样清楚，“你只有一个屁股，不能同时在两个婚礼上跳舞”。无论我们心智中有多少个行为体，我们每个人只有一个身体。对每个主要部分的保护职责只能被授予一个管理者，由它从彼此竞争的行为体中选择一个方案。眼睛只能一次关注一个目标；它们不能固定在两个感兴趣目标的中间空白地带，或者在二者的拔河中两边摇摆。四肢的设计是为了使身体沿着一条路线运动，从而达到一个心智行为体的目的。而替代方案，一个真正的平等主义的心智社会，就像那个精彩的搞笑电影《我的全部》（All of me）中描绘的那样：莉莉·汤姆林扮演一个得疑病症的富家女继承人，她雇用了一位印度教大师，将她的灵魂转移到另一位不想要自己灵魂的女人身上。在转移过程中，一个盛着她灵魂的夜壶掉出窗外，砸到了一个路人的脑袋上，路人由斯蒂夫·马丁（Steve Martin）饰演。汤姆林的魂灵盘踞在马丁的右半个身体上，而马丁还能对左半个身体保持控制。他走起路来歪歪扭扭，他的左半边刚向一个方向昂然迈出一步，他的右半边又接着向另一个方向轻移一个莲步，同时还跷着兰花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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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获取意义上的意识就要被揭开面纱了，那么感知力意义上的意识呢？感知力和信息获取也许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的主观体验对我们的推理、谈话和行动也是有利的东西。我们并不只是感受到牙疼，我们还抱怨牙疼并冲到牙医那里寻求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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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德·布洛克试图澄清信息获取和感知力之间的区别，他通过设想那些信息获取会发生而没有感知力的场景（或是相反的情况）来表述其中的差别。一个有信息获取而无感知力的例子，可能会出现在一种被称为盲视的奇怪症状中。当一个人由于他的视觉皮层受损而有一大片盲点区域时，他会断然否认他看到那里有一个东西，但如果强迫他猜测物体在哪儿时，他的表现要比纯靠瞎蒙的好得多。一个解释是，盲视者可以获取目标物体的信息，但感觉不到它们。无论这是否正确，它说明，要区分信息获取与感知力的差异还是可能的。有感知力而无信息获取的情况可能出现在当你全神贯注于谈话中时，突然意识到窗外有一个气锤的声音一直在响，你能听到它但却有一段时间没有注意到它。在注意到噪音之前，你感觉得到它，但却没有获取它的信息。不过布洛克承认这些例子有些牵强，他怀疑，现实中信息获取和感知力一直是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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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也许并不需要一个分开的理论来解释大脑中的感知力发生在哪里，它怎样符合心智计算或是它为什么进化。它似乎是某种信息获取的额外特质。我们确实需要的是这样一种理论，它能解释一个关于感知力的主观特质是怎样从单纯的信息获取中孕育出来的。那么，为了使这个讲述比较完整，我必须提供一个理论能够处理下面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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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能像一个强大的计算机程序一样复制人脑中的信息处理模式，那么运行这种程序的计算机是有意识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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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用这个程序来训练很多人，比如说像中国那么多的人口，让他们记住这些数据并依此行动，那会怎么样？那将会有一个巨大的意识盘旋于中国上空，而与十几亿人的个体意识分隔开来吗？如果他们的大脑正处在令人苦恼的疼痛状态，会有一些实体在真正承受痛苦，即使每个人都在欢欣鼓舞和无忧无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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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想你脑后部的视觉接收区域接受手术，与其余大脑区域分割开来，但它仍在你的头盖骨中保持鲜活状态，接收来自眼睛的输入信息。用任何行为标准来衡量，你都是盲人。在你的脑后部是有一个静默无声但完全清醒的视觉意识被封存在那里吗？要是把它取出来，活着放到一个盘子里会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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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红色的体验和我对绿色的体验是一样的吗？当然，像我一样，你可能给草冠以“绿色”的标签，给西红柿冠以“红色”的标签，但也许实际上你看到草时感觉的颜色，就是我如果处在你的位置将会描述的颜色——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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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僵尸吗？也就是说，会有一个机器人被装扮成行动像你我一样的具有智慧和情感的人，但在它脑中却“没有一个主人”实际上在感受或看到任何东西吗？我怎么知道，你不是一个僵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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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人能把我脑中的状态下载并复制到另一群模块集合中，那它就具有了我的意识吗？如果有人毁坏了原件，而副本仍在过着我的生活，思考着我的想法，感觉着我的感觉，我算是被谋杀了吗？每次柯克船长进入光波传送室，他都会死掉而代之以一个孪生兄弟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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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只蝙蝠是什么感受？甲壳虫能享受性爱的愉悦吗？当一个钓鱼人把一个虫子钉在鱼钩上时，它会无声地尖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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