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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按照现在的男子汉勇往直前的时代精神，我们祖先的行为特点有时被描述得更像怯懦的食腐动物而不是勇敢的猎手。然而尽管原始人有时会吃动物尸体，但他们大概不会以此为生，即便是那样的话，他们也不是懦夫。秃鹫清理动物尸体残躯，因为它们能大范围地扫描寻找目标，而且一旦发现更强大的竞争者出现就能立刻逃离。因此，食腐行为不是胆小者能做的。动物尸体为猎捕者小心看护的，否则更凶猛的动物就会把它抢跑。动物尸体对微生物也很有吸引力，它们会迅速将肉致毒使其他食腐者无法染指。所以当现代灵长目或狩猎采集者经过草原时，他们通常不去理会那些动物尸体。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精神药品专卖店里常挂着这样一幅海报，一只秃鹫对另一只说：“耐心点，笨蛋！我要去杀死一些东西。”这海报的意思是对的，除了秃鹫外，食腐的哺乳动物也猎捕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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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还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主要货币。设想一只奶牛努力想赢得一个邻居的好感，就把一丛草丢在邻居的脚下。人们可能自然会想到，第二只奶牛会说：“谢谢，不过我可以自己找草吃。”猎取一只动物的营养则是另一回事了。猪小姐曾建议：“绝对不要吃比自己能举起的东西还要大的任何东西。”猎手杀死的动物比它能吃的量要多，而且肉将会很快腐烂，这时他就面临一个独特的机会。捕猎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运气。在还没有冷藏法的时候，为没有收获的时候储备肉的一个好地方就是其他猎手的身体，他们会在运道轮转时施以回报。这种方式形成了原始社会中常见的男性同盟和普遍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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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手剩余的食物还有其他市场。有营养的食物可供后代食用，也可以给雌性食用，从而增加自己与其他雄性竞争时的胜算。知更鸟把虫子带给雏鸟的行为提醒我们，大多数动物都会把猎物带给幼子，这些捕捉到的动物才是真正值得花精力去得到和将之搬运的食物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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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还涉及性政治。在所有的原始社会中，估计也包括我们的祖先，狩猎基本上都是男性的活动。女性为孩子所累，狩猎对于她们来说不大方便，而男人体格更大、更擅长杀戮，这是由他们相互残杀的进化历史造成的。因此，雄性可以通过让孕育孩子的母亲吃上肉食，将剩余的肉交给他们的孩子。他们还用肉来同雌性交换植物性食物和性。用肉体换取肉体的交易可以在狒狒和黑猩猩中发现，在原始人群中也很常见。尽管现代社会中人们已经前所未有的谨慎小心，但用资源换取性的交易在全世界范围内仍占很重要的一部分。第7章探讨了这种活动的动力原因，以及它们是如何源于生殖解剖上的差异的，尽管解剖结构决定不了现代生活方式。不管怎样，我们还没有完全丧失这种关联。《曼纳斯小姐行为矫正指南》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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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会有3种可能的组成部分，其中至少两个是必需的：娱乐、食物和感情。在通常情况下，一连串的约会开始是由许多娱乐、一定数量的食物和最纯粹的感情开始的。随着感情因素的逐渐增加，娱乐可以相应比例地减少。当感情就是娱乐时，我们不再称之为约会。而在任何情况下，食物都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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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没有人真的知道这4种习惯是否组成了人类智能攀升的大本营，也没有人知道在生物设计空间是否还有其他没尝试过的智能因素。但如果这些特征确实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祖先是5000万个物种中唯一一个走上智能之路的，那么它对寻找外星智能而言将有着严肃的意义。一个有生命的星球还不足以成为一个发射台。它的历史中还应包括一个夜间活动的猎食动物（才能获得立体视觉），其后代转换为日间活动的生活方式（才会分清颜色），这样它们就能以水果为生，但对于捕猎者来说它们仍易受攻击（因此需要群居生活），这就将它们的运动方式改变为在树干下游荡（有利于手的功能和直立行走的发展），之后的一次气候变更将它们从森林送到了草原（形成了直立行走和狩猎）。对于某个星球，即使是有生命的星球，拥有这样历史的概率会是多少呢（如表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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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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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探奇：人类心智的起源与进化 [:1701549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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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进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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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头的化石记录讲述了一个逐渐进入认知利基的故事。表3-2展示了作为我们直接祖先的物种的现有证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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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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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大脑进化出来的几百万年前，黑猩猩和人类共同祖先的一些后人开始直立行走。20世纪20年代的发现令人类至上的沙文主义者惊诧莫名，他们一直想象着，我们光荣的大脑在带领着我们沿梯而上，或许就像我们的祖先在每层梯子上都会去决定他们新发现的智慧可以用来做什么一样。但自然选择不可能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如果不能使用它，你为什么要增大你的大脑？古人类学的历史是来发现越来越早的直立姿式行走的原始人的。最近的发现将它置于400万甚至450万年前。随着手的解放，之后的物种在一些特征上一点一点地取得进展，这些令我们与众不同的特征包括：手的灵巧性、工具的复杂性、对狩猎的依赖、脑的大小、栖息地的范围、牙齿和颌变小了、包裹在其外的脸就越来越不突出、支起颌附近肌肉的眉脊逐渐萎缩并消失了。我们精致的脸与兽脸不同是因为工具和技术已经取代了牙齿。我们用利刃来屠杀动物并剥掉它们的皮，我们用火来让植物和肉变软。这样我们就放宽了对颌和头盖骨的要求，使我们能够从已经很重的脑袋上削去些骨头。不同性别在身材大小上的差异变小了，这可能说明雄性花了更少一些的资源来彼此攻击，而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孩子和孩子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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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和脚推动着大脑的逐渐发展，并反映在工具的使用、屠杀动物留下的骨头以及增加的活动范围方面。如果需要证据的话，它还是很好的证据来说明智能是自然选择为开拓利用认知利基的产物。前面的归纳并不是对可能的原始人的完全展开。表3-1中略去了其他一些物种，在每一段时期都分拆开来占据了略为不同的环境：敲坚果和咬植物根的南方古猿，或许还有两种亚能人中的一种，很有可能还有亚洲分支的直立人和远古智人，大概还有适应冰川期的尼安德特人。每个物种或许都被一支更像智人的临近群落深入其认知利基而超越取代，新的物种同样具有原有物种的专长，并且将其发扬光大，此外在其他一些方面也有胜出。这种整体发展也不是宏观变异或随机漂移带来的禀赋——这种运气怎么会在一个物种谱系中保持几百万年，历经几十万代，而向具有更大脑容量的物种发展呢？此外，更大的脑绝不只是装饰，而是使得其拥有者能够制造出更好的工具，并在这个星球上散布更多的同类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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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古人类学的标准时间表，人脑进化到现代形式始于200多万年前能人的出现，截至20万到10万年前，“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类”——现代智人的出现。我怀疑，我们的祖先进入认知利基的时间要比这早得多。这项过程的两端或许都比教科书上的日期拉长出更多，以便让我们奇妙的心智有更多的时间进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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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间表的一端是400万年前的像南方古猿的阿法南古猿（那个被称为露西的魅力四射的化石物种）。它们往往被描述为直立姿式行走的黑猩猩，因为它们的脑容量与黑猩猩近似，也没留下使用工具的明显证据。这就暗示出认知进化要到大约200万年后才开始，那时脑容量更大的能人凭借其削砍工具的本事赢得了“巧手人”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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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不可能是正确的。首先，原来住在树上，后来移居到开阔地，并且重塑解剖结构以便直立行走的动物，却在它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的其他任何方面并无反映，这在生态学上是不可能的。现代黑猩猩使用工具并运送东西，如果它们能够带着东西四处自由游走，那就会有更多的战利品。其次，尽管南方古猿的手仍保留着一些像猿一样的手指弯曲（而且为安全考虑可能还不时在树上奔跑），但这手显然是为抓握和操控物体而进化的。与黑猩猩的手相比，它们的大拇指更长，与其他指头也更加位置相对，它们的食指和中指成角度使手掌呈茶杯状以便抓握石锤或球。再次，还并不清楚它们是否有一个像黑猩猩那样大的脑，以及它们是否缺乏工具。古人类学家艾维斯·科伯恩斯（Yves Coppens）坚持认为，它们的脑容量比身体同样大小的黑猩猩的估计要大30%～40%，它们也遗留下了削磨过的石英片及其他工具。最后，使用工具的能人（巧手人）的骨骼现在已经找到，它们看上去与南方古猿差异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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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原始人安排生活的方式并不围绕着人类学家的方便程度而定。我们很幸运，一块岩石能够被雕砌成一个切割工具，并且保留几百万年，所以我们的祖先无意中为我们留下了文物。但要把一块岩石雕刻成一只篮子、一个婴儿弹弓，一枚回绕飞镖或是弓箭则要困难得多。当代的狩猎采集者们使用许多措施才使一件工具能够持久使用，每个阶段的原始人一定也是这样。考古记录必定低估了人类对工具的使用时间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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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脑进化的标准时间表开始得太晚了；我认为，它结束的时间也太早了。现代人（我们）被认为是出现于20万年前到10万年之前的非洲。一种证据是，这个星球上每个人的线粒体DNA（只能继承于母亲）能够回溯到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一位非洲妇女。这种说法颇有争议，但证据在不断增加。另一个证据是，解剖意义上的现代人化石首次出现于10多万年前的非洲，稍晚些时候，在大约9万年前又出现于中东。其假设是，人类的生物进化那时基本停止了。这就在时间表上留下一个异常现象。这些与现代人类在解剖结构上相同的早期人类，与后来惨遭绝迹的尼安德特人都使用着相同的工具，也都拥有相同的生活形态。考古记录上最戏剧性的变化，即上旧石器时代的转变——也被称为“大跃进”和“人类革命”——则还要等待又一个5万年。因此，据说，人类革命必定需要文化上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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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称其为革命并无夸大之处。所有其他的原始人都出自公元前的漫画，但上旧石器时代的人却是摩登原始人。45000多年前，他们设法跨越了60公里的开阔洋面，抵达澳大利亚，在那里，他们留下了炉沿、洞穴壁画，世界上最早的抛磨工具，以及今天的土著人。欧洲（克罗马侬人的故乡）和中东也见证了空前的艺术与技术，原始人使用像鹿角、象牙、骨头和石头这样的新材料，有时还运输了几百公里。他们的工具箱里有锐利的刀片、针、锥子、许多种斧子和刮刀、矛尖、掷矛器、弓箭、鱼钩、雕刻器、长笛，也许还有日历。他们建造了屋棚，他们还屠杀数以千计的大动物。他们装饰所有看得到的东西——工具、洞穴壁、他们的身体——将小摆设雕刻成动物和裸体女人的形状，对此考古学家委婉地称之为“生育符号”。他们就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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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的改变当然可以无须任何生物变化，就像更晚近的农业、工业和信息革命一样。当人口增长到一个点，那是数千名发明者的洞见能够集中在一起的时候，尤其如此。但第一次人类革命不是由几个关键发明发起的一系列变革。独创本身就是发明，古今中外数百个创新中都体现了这一点。有一点我觉得有些难以置信，10万年前的人与那些即将到来的上旧石器时代革命家们的心智是相同的——是的，与我们的心智相同——然后停滞不变5万年，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悟出来可以用骨头来做一个工具，或者没有任何一个人感觉到迫切需要让某些东西变得顺眼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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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们也没必要相信——5万年的差距是一种幻象。第一，所谓10万年前解剖意义上的现代人，也许比他们同时代的尼安德特人现代些，但没有人会把他们误当成当代的人类。他们有眉脊，突出的脸部，以及比当代人更粗笨的骨架。他们的身体要进化成为我们的，他们的脑当然也是如此。认为他们完全现代的神话是源于无论事实与否随意滥贴物种标签的习惯。当这个习惯应用到进化生物体时，这样无异于只图便利。没人会想，每次发现一颗牙齿都表示发现了一个新物种，因此中间形式往往会被硬塞入最近可及的类别。事实上，原始人一定有几十个或几百个变种，散布在一个很大的网络中，而各群落之间偶尔会相互作用。某些个体的极小一部分在一定时刻作为化石永久地保留了下来，但他并不一定就是我们的直接祖先。“解剖上意义现代的”化石比其他任何物种都更类似我们，但要么他们还需更多的进化，要么他们还远离变革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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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革命的开始时间很可能远早于通常被引用的4万年前的分水岭。那是那些特别的人工制品开始出现于欧洲洞穴的时候，但欧洲总是吸引了比它应得的更多的注意力，因为那里有很多洞穴和很多考古学家。单单法国就有300个挖掘完好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其中一个洞穴的壁画被一队过分热情的童子军错当涂鸦擦掉了。整个非洲大陆只有20多处。但在扎伊尔的一处包含有制作良好的骨制品，包括短剑、箭杆、倒钩刺，还有从数公里外拿来的磨石和鲶鱼的残留，大概是这些工具下的牺牲品吧。这些东西看上去好像是后革命时期的，但其实要追溯到75000年前。一位评论家说，这就好像是在达·芬奇的阁楼里发现了一辆庞提雅克车。但随着考古学家们开始探索这座大楼的阁楼，并考证其中东西的所属时期，他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庞提雅克车：精致的石制刃具，装饰过的工具，从数百公里外运来的没有实际用途但却有颜色的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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