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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图像抓住的是物体的几何特征，而不是它的含义。让人们体验想象的可靠方法就是问他们一个物体形状或着色的模糊细节——猎犬的耳朵、B的曲线或冻豆子的阴影。当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时——猫有爪子，蜜蜂有刺针——我们将它单列出来作为我们概念数据库中的显性陈述，以供日后即刻查询。但如果该特点不值得注意，我们就唤起对物体表象的记忆，并运行我们对图像的形状分析器。检查缺失物体先前未注意到的几何特性是想象的一个主要功能。考斯林还证明了，这个心理过程不同于捞取明显的事实。当我们问人们有关反复讲述事实的问题时，比如猫有没有爪子或龙虾有没有尾巴，回答的速度会依赖于物体与其部分在记忆中关联的强度。人们必须从心理数据库中提取答案。但当问题不太寻常时，比如猫是否有脑袋或龙虾是否有嘴，人们会寻求一个心理意象，回答速度依赖于该部分的大小；小的部分验证起来更慢些。由于大小和形状在图像中被混在一起，小形状的细节就更加难以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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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来，哲学家们一直认为，对“心理意象是描绘还是叙述的最佳测试”就是人们能否重新解读模糊图像，比如鸭-兔图（见图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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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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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心智只储存描述，那么将鸭-兔图看成兔子的人应当只收藏了“兔子”的标签。他的标签中没有任何东西涉及有关鸭子的内容，所以之后，当被问及这个形状中是否潜伏着其他动物时，只看到兔子的人应当会感到困惑；因为模糊的几何信息已经被抛弃了。但如果心智中储存着图像，几何信息就还存在，人们应当能够回忆起图像来，并检查是否有新的解释。鸭-兔图本身其实是一个困难的情况，因为人们储存的形状有一个附加的前-后参考框架，要重新解释鸭-兔图需要翻转这个框架。但只要略微有一些外力（比如鼓励人们将注意集中于脑袋后的曲线），许多人确实在兔子的图像中看到了鸭子，相反亦然。几乎每个人都能翻转简单一些的模糊图像。心理学家罗纳德·芬克（Ronald Finke）、玛莎·法拉和我让人们仅凭口头语言描述就重新解读图像，也就是在他们闭着眼的时候，我们大声读出来。在下面每个描述中，你“看到”了什么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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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字母D，向右旋转90°。在上面放上数字4。现在将这个4的水平线段移动至垂直线的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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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字母B，向左旋转90°。将一个三角形直接放在它的下面，其宽度相同、尖角朝下。移除水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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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字母K，将一个正方形挨着放在它的左侧。在正方形中放一个圆，再向左旋转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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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没什么困难就能说出，隐含在这些啰嗦的语言里的信息分别是帆船、爱心和电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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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是一种美妙的能力，但我们一定不要因为脑袋里有图像，就忘乎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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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人们不能重构一幅整个视域的图像。图像是残缺的，不连续的。我们回想起模糊的部分，将它们安置在一个心理场景中，然后做一些修复的工作，在每个部分消退时进行恢复。更糟的是，每个模糊部分只记录了从一个观察点能看到的表面，而这是被视角所扭曲的。铁轨悖论就是一个简单的展示——大多数人不只在真实生活中看到轨道交汇，而且在心理意象中也看到了交汇。如果要记住一个物体，我们需要把它翻转过来或者绕着它走一圈，这意味着我们对它的记忆是一组从不同视角观看的照片集。整个物体的图像是一个幻灯片展示，或是东拼西凑的大杂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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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艺术中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才发明出透视画法，每个人都以不同的视角看东西。没有文艺复兴式技艺的绘画看上去是不现实的，但不是因为它们完全缺乏透视角度。即使是克罗马农人的洞穴绘画也有对准确角度的度量。在通常情况下，远处的物体更小，不透明的物体将背景掩盖住，并遮住了背后的物体，而许多倾斜的表面则将透视缩短。问题是，绘画中不同的部分看上去像是从不同的观察点看时显现出的样子，而不是像从达·芬奇之窗后面的固定视觉标线所看到的样子。人类知觉者注定一次只能看一个地方，没有人能够体验到同时从几个观察点看一个景物，所以绘画并不完全符合人所看到的任何东西。当然，想象并不局限于一次一个地方，没有真实视角的绘画或许是对我们心理意象引人回味的再现，这倒有些奇怪。立体画派和超现实主义的画家们是心理学的狂热消费者，他们刻意在一幅绘画中运用多重视角，这或许唤起了厌倦摄影的观看者和幻灭的心智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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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图像是记忆组织的奴隶。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不可能符合一张大图片或地图。这好比将太多的层级（从高山到跳蚤）塞进一个固定米粒大小的载体里。而我们的视觉记忆也不是一个能够很好填塞照片的鞋盒。因为那样你会无法找到你所需要的东西，除非你逐个检查认出里面究竟是什么。照片和视频档案也具有类似的问题。记忆图像必须贴上标签并在一个命题式超级结构中加以组织，或许有点儿像在超媒体中的那样，在超媒体中图形文件被连接到一个大文本或数据库中的附属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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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思考在由我们用来组织图像的概念性知识所驱动时，往往比由图像本身的内容所驱动更为有力。国际象棋大师们以其对棋盘上棋子的出色记忆而闻名于世，但不是有着图像记忆的人都会成为国际象棋大师。大师们在记忆一盘随意布局的棋子方面并不比初学者更好。他们的记忆是抓住了棋子之间有意义的联系，比如棋子间的进攻和防卫，而不仅仅是棋子在空间上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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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来自心理学家雷蒙德·尼克尔森（Raymond Nickerson）和玛丽莲·亚当斯（Marilyn Adams）所做的一次绝妙而低技术含量的实验。他们请人们根据记忆画出一美分的正反两面，这是每个人都看过几千遍的，都应有深刻的记忆。实验结果却发人深省。一美分硬币有8个特征：一面是林肯的头像、“我们信仰上帝”、年份和“自由”，另一面是林肯纪念堂、“美利坚合众国”、“合众为一”和“一分”。只有5%的被试把8个特征全部都画对了。特征被记住的中数是3，而一半特征都被画错了。被胡乱塞进画中的有“一美分”、桂冠、麦束、华盛顿纪念碑，还有坐在椅子上的林肯。当被要求从一个清单中勾划选择一美分的特征时，人们的表现好了一些。但当展示给他们15种可能的一美分绘图时，只有不到一半的人选择出了正确的那个。很显然，视觉记忆不是记住了整个物体的准确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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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确实画出了正确的一美分，再来试试下面这个测试。下面5个陈述中，哪些是正确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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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比华盛顿特区更靠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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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图比蒙特利尔更靠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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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比多伦多更靠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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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诺比圣迭戈更靠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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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运河的大西洋入口比它的太平洋入口更靠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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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陈述都是对的。但几乎每个人都答错了，他们的逻辑方式是这样的：内华达在加州的东边；圣迭戈在加州；里诺在内华达州，所以里诺在圣迭戈的东边。当然，这种推论式是无效的，无论什么时候各地区域都不会组成一个棋盘。我们的地理知识不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地图，而是一组小地图，根据它们如何关联的陈述而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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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图像既不能作为我们的概念，也不能作为心理字典中词汇的含义。经验主义哲学和心理学的悠久传统试图主张，图像能够履行这种职能，因为它符合这样的原则：思想中没有什么不是来源于先前的感觉的。图像应当是退化或附加的视觉感受拷贝、打磨锋利的边缘和混在一起的颜色，这样它们就能够代表整个类别，而不是仅代表单个物体。只要你没有太努力思考这些复合图像看上去如何，这个观点就有一些可取之处。但那样的话，人该如何表征抽象的想法呢，即使是像三角形概念这样简单的东西？三角形是任何有三条边的多边形。但三角形的任何图像必须是等腰的、不等边的或者等边的。约翰·洛克神秘地宣称，我们对一个三角形的图像是“同时既全是又全不是这样”。柏克莱质疑这一点，他要求读者形成一个三角形的心理意象，这个三角形同时既是等腰的、不等边的和等边的，又都不是上述任何一种。但柏克莱没有抛弃“抽象观点是图像”这个理论，而是下结论说，我们没有抽象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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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早期，美国最早的一位实验心理学家爱德华·铁钦纳（Edward Titchener）对此提出了挑战。通过仔细地内省他自己的图像，他认为它们可以表征任何想法，无论这个想法有多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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