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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者：但我告诉你Flumo和Yakpalo总是一起喝甘蔗汁。一天，Flumo在喝甘蔗汁，Yakpalo在喝甘蔗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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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Flumo在喝甘蔗汁的那天，Yakpalo不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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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者：理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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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理由是Yakpalo那天去了他的农场，而Flumo那天还待在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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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是非常典型的；科尔的被试常说这样的话：“Yakpalo现在不在这儿；这件事你为什么不去问他？”选录这段对话的心理学家乌尔里克·耐希尔（Ulric Neisser）认为，这些回答一点儿都不愚蠢，它们只是没有回答实验者的问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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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学校时解决问题的一个基本规则是，你将推理建立在问题所提及的前提之上，同时忽略你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事情。这个态度在现代学校学习中是很重要的。自文明出现的几千年来，劳动分工使得一批知识分子发展出可广泛应用的演绎方法，这些方法绝不是空洞无物的，而是可以通过书写和正规教育来传播。除法竖式可以计算每加仑汽油可行驶的公里数，它也能计算人均收入。逻辑可以告诉你，苏格拉底不会长生不死，或者如路易斯·卡洛尔的逻辑教科书中的例子，没有任何羊羔会习惯抽雪茄，所有面色苍白的人都是黏液质的，以及如果你要把一根跳绳借给一只跛脚的小狗，它不会说“谢谢你”。实验心理学的统计工具是从农学中借用的，这些工具是被发明用来测量不同的化肥对庄稼地的效果的。它们在心理学中同样有效。这些工具的效力在于它们可以被应用于任何问题——色彩视觉如何工作，怎样把人类送上月球，线粒体夏娃是不是非洲人——无论这个问题最初如何愚昧。为了掌握这种技术，学生必须佯装无知，并背负着这种无知在日后职业生涯中解决问题。一个做欧氏几何数学题的高中生拿出尺子来测量三角形，尽管这样肯定会得到正确答案，但他这样做拿不到学分。这门课的目的是为了灌输一种方法，使其日后可以应用于计算不能用尺子测量的东西，比如地球到月球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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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学校之外，忽略你所知道的东西毫无意义。格贝列人如果问：“嘿，你是不是想知道Yakpalo是否也在喝咖啡呀？”这样就合乎情理了。这对个人所获得的知识还是种群获得的知识均是如此。没有任何生物体需要应用到没有任何内容的算法，无论这种算法有多么深奥。我们的祖先在几十万年或几百万年前遇到某些问题——识别物体、制造工具、学习当地语言、寻找配偶、预测动物活动、寻找方向；但绝不会碰到另一些问题——把一个人送到月球上，培育更好的玉米，证明费马定理。解决一种熟悉问题的知识往往与解决任何其他问题没有关系。亮度的倾斜效果对于计算形状来说很有用，但对评估未来配偶的忠诚度而言却没用。说谎的语音语调对忠诚度评估有帮助，但无益于形状判断。自然选择不关心博雅教育的理想，也不会因为建立了狭隘的推理模块而有所愧疚。托比和考斯迈德斯将我们这个物种的这种特定主体智能称为“生态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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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进化成真正的科学家的第二个原因是知识的成本。科学研究是昂贵的活动，这指的不仅仅是超导超级对撞机，而且还包括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归纳法中分析因果问题的基本方法。最近，我对自己以前烘烤的面包不太满意，因为它太干也太蓬松了。所以我增加了水、减少了酵母并降低了温度。迄今为止，我仍不知道这些措施中哪一个起了作用。我脑中的科学家知道，合适的程序已在一个析因设计中尝试了所有8种逻辑组合：更多的水、相同的酵母、相同的温度；更多的水、更多的酵母、相同的温度；更多的水、相同的酵母、更低的温度；等等。但这个实验会花8天的时间（如果我想每个因子测两个增量将花27天，如果想测3个增量就会花64天），而且还需要一个笔记本和计算器。我想要的是好吃的面包，而不是对人类知识总量有所贡献，所以我一次性尝试多个因素的组合就足够了。在一个有着书写系统和制度化科学的大型社会中，花在进行大量试验上的成本，将能够从由此发现的定理对人类社人带来的好处中回收。这就是为什么纳税人会愿意资助科学研究的原因。但对于个人或小群体而言，好科学的收益抵不上它所带来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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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是普通的科学家的第三个原因是，我们大脑的塑造是为了适应，而非为了真理。有时真理是适应性的，但有时不是。利益冲突是人类生存环境中固有的（见第6章和第7章），我们更倾向于让自己认为的真理盛行，而不是让真理本身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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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所有的社会中，专门技能都是分配不均的。我们理解世界的心理装置，甚至理解简单词汇含义的心理装置，都是被设计用来在一个社会中运转的。在这个社会中，我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咨询专家。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rnam）承认，像绝大多数人一样，他对榆树和榉树的差异一无所知。但这两个单词对他或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同义的；我们都知道它们指的是不同种类的树，如果我们需要知道具体信息的话，有专家会告诉我们哪个是哪个。专家是无价之宝，往往会赢得尊重和财富。然而我们对专家们的信赖却会让他们陷于受诱惑纠缠的处境。专家可以向我们展示一个充满奇迹的世界——神秘力量、愤怒的神、神奇药剂——这对于凡人来说高深莫测，但通过专业的服务就可以有所触及。部落巫师们就是欺诈的行家，他们将自己大量的实用知识与舞台魔术、药物诱发的催眠和其他一些廉价的把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像奥兹国的巫师一样，他们要求助神灵以便留下祈求他们的人，而这与对真理无私的探索是相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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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对专家的依赖令我们更容易被江湖术士所欺骗，从狂欢节上的蛇油兜售者，到那些建议政府采纳由他们自己来执行实施项目的达官显贵们。现代科学的做法，如同行评审、竞争性资助以及开放的相互批评，都旨在尽量减少科学家们在原则上、有时也是在实践中的利益冲突。在封闭社会中，神经质权威的独断会导致科学的丧失，这在历史上并不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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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科学会遭受权力的控制，文明亦然。人类学家唐纳德·布朗（Donald Brown）很疑惑地发现，1000多年来，印度人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历史记载，而隔壁的中国人的史料却汗牛充栋。他怀疑，世袭种姓制度社会的统治者认识到，学者四处去考察过去的记录没什么好处，他们没准儿能找到一些证据，削弱本来源自于英雄和诸神的主张。布朗研究了25个文明，比较了那些世袭等级制度和其他制度。没有一个等级社会曾发展出对过去准确书面记录的传统；取代历史的是神话和传说。等级社会的特征还有，它们缺乏政治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生物、现实主义肖像画和统一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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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科学是学究式的、昂贵的和具有颠覆性的。它不大可能是像我们祖先那样不识字的原始人群中的一种选择压力，我们也应当将人们天然的“科学”能力与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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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就是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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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稽演员罗伯特·本切利（Robert Benchley）说，世界上有两类人：把世界上的人分作两类人的人和没有把世界上的人分作两类人的人。在第2章中，当我问到为什么心智会保持跟踪个体时，我假设心智形成了类别。然而，分类的习惯也值得商榷。人们将东西和人放到心理盒子里，给每个盒子起了名字，从而对盒子中的内容同样对待。但既然我们人类就像指纹一样，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而任何两片雪花也不一样，那为什么我们总是有着这种想要把事物分类的倾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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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教科书通常有两种解释，但都说不太通。一种解释是，记忆容不下对我们感觉狂轰滥炸的所有事件；只有存储它们的分类，我们才能减少负荷。但大脑有成兆的突触，似乎不大缺少储存空间。如果说当这些实体是组合型的——如英语句子、国际象棋棋局、在所有位置的所有颜色和大小的形状——记忆就容纳不下了，因为组合型爆炸的数目会超过宇宙中的粒子数量，远远大于脑容量的最慷慨估测，这么说还比较合理。但相对于宇宙，人们只能存活微不足道的20亿秒，因而没有任何确定的原因知道，为什么大脑不能记录我们所体验经历的每个物体和世界。此外，我们往往既能记忆类别，也能记忆这个类别中的成员，比如月份、家庭成员、大洲和棒球队，因此类别增加了记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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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解释是，主张分类本来就是大脑的天性之一；没有类别，心理活动就会乱成一团糟。但出于自身的缘故，组织是没用的。我有一个强迫症朋友，他妻子告诉别人他不能接电话，因为他正在忙着将衬衫按照字母顺序摆放好。有时我会收到一些来自理论学家们冗长的手稿，他们宣称发现宇宙万物均归为3类：圣父、圣子和圣灵；质子、中子和电子；男性、女性和中性；休伊、杜威和路易[12]；诸如此类，长篇累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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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需要分类的原因是，心智需要从类别中得到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推理。显然我们不可能知道关于每个物体的所有事情，但我们可以观察到它的一些特征，把它分配给一个类别，并根据这个类别推测我们所没有观察到的特征。如果Mopsy有长耳朵，它就是一只兔子；如果它是一只兔子，它就应该吃胡萝卜、蹦蹦跳跳地走、吃起东西来也像一只兔子。类别越小，推测越准确。知道Peter是一只美洲白尾灰兔，我们可以推测它会生长、呼吸、移动、母乳喂养，估计它生活在开阔的乡村或是林区的开阔处，传播兔热病以及传染黏液瘤病。如果我们只知道它是一个哺乳动物，这个清单就只包括生长、呼吸、移动和母乳喂养。如果我们只知道它是动物，上述清单就会缩小到仅包括生长、呼吸和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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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将Peter归类为美洲白尾灰兔要比将它归类为哺乳动物或动物难得多。要将它归类为哺乳动物，我们只需注意到它是长毛的和会动的，但要把它归类为美洲白尾灰兔，我们需要注意到它有长耳朵、短尾巴、长后腿，尾巴下侧是白色的。要识别特定的类别，我们需要检查太多的特征，以至于几乎没剩下几个可预测的特征了。绝大多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类别处于中间地带：“兔子”，而非哺乳动物或美洲白尾灰兔；“汽车”，而非车辆或福特天霸；“椅子”，而非家具或躺椅。它们表示了在识别类别的困难程度和类别对你的益处之间的一种折中。心理学家埃莉诺·罗斯（Eleanor Rosch）将其称为基础水平的类别。它们是孩子们学习关于物体的最初词汇，通常也是我们见到这些物体时给它们分配的初始心理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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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使得像“哺乳动物”或“兔子”这样的类别就比“以H开头的公司制造的衬衫”或“用精致的驼毛笔画的动物”这样的类别更好呢？许多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认为，类别是任意性约定，它们是我们在语言中被标准化的一些文化偶然事件中学到的。人文学科中的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将这个观点推向极致。但类别只有在它们与世界运行的方式相契合时才是有用的。幸运的是，对我们来说，世界上的物体并不是以均匀且随机的方式呈现出每一种一堆堆群聚的分布状况。有着棉尾巴的生物一般也会有长耳朵，并生活在林地的开阔处；有鳍的生物一般也有鳞，并生活在水中。除了儿童书中让孩子自己拼贴的怪物之外，世上没有长着鳍的棉尾巴动物或耷拉耳朵的鱼。存在于我们心里的类别盒子之所以有用，正是因为这世上的事物本来就是以成堆的方式存在着的，而这一堆堆的事物又恰好能够被放进这些类别盒子里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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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什么使得物以类聚？世界是根据科学和数学发现的规律来塑造和归类的。物理规律指定，比水密度大的物体会在湖底而不是在湖面被发现。自然选择和物理规律指定，迅速穿过流体的物体具有流线形状。遗传规律指定，子女与父母相似。解剖学、物理学和人类意图的规律使得椅子具有足以稳定支撑人体的形状和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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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看到的那样，人们会将事物分作两种形式的类别。我们把游戏和蔬菜当作具有成型规则、模糊边界和家族般相似性的类别。这种类别自然地落入模式-关联器神经网络中。我们将奇数和女性当作具有定义、非此即彼边界和贯穿其成员间共通主线的类别。这种类别自然由系统规则来计算。我们把一些东西同时放到这两种心理类别中——我们把“奶奶/姥姥”想作是头发灰白的松饼分配者；我们还把“奶奶/姥姥”想作是爸爸/妈妈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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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两种思维方式了。模糊类别源自于观察物体和不假思索地记录它们特征之间的关系。它们的预测效力来自相似性：如果A和B有一些共同特征，它们可能还有另外一些共同特征。它们的作用体现在记录现实中的聚类。相对而言，界定清晰类别的作用体现在挖掘出聚类存在的规律。它们源自于人们对世界如何运转的最佳猜测的直觉理论。它们的预测效力来自推理：如果A包含B，且A正确，那么B也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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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科学的意义在于，超越模糊感觉的相似性，抵达其背后的规律法则。鲸不是鱼；人是猿；固态物质大多是空的。尽管普通人不完全像科学家一样思考，但他们在推理世界如何工作时，也让他们的理论超越相似性。例如，下面3个事物中，哪两个是属于一组的：白头发、灰头发、黑头发？白云、灰云、黑云呢？大多数人说黑头发与其他两个不同，因为年纪大后头发先变灰然后变白，但白云与其他二者不同，因为灰云和黑云都会下雨。比方说我告诉你，我有一个3厘米的圆盘状东西，它与哪个更相似，一枚硬币还是一块比萨饼？它更可能是什么，一枚硬币还是一块比萨？大多数人说，它更类似于一枚硬币，但更可能是一块比萨饼。他们的推理是硬币的形状是标准的，而比萨饼形状会变化。在去一片未开发森林的旅途中，你发现了一条蜈蚣、一条长得像蜈蚣的毛毛虫和毛毛虫变成的蝴蝶。你共发现了几种动物，哪些是属于一类的？大多数人与生物学家一样，觉得毛毛虫和蝴蝶是相同的动物，但毛毛虫和蜈蚣不是，尽管从外观上看恰恰相反。你第一次观看篮球比赛时，你看到穿绿色运动衫的黄头发球员运着球向东边的篮筐跑，穿黄色运动衫的黑头发球员运着球向西边的篮筐跑。哨声响起，一个穿绿色运动衫的黑头发球员入场。他会向哪个篮筐跑？每个人都知道他是向东边的篮筐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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