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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枝节被删减的残株，分类尤其模糊，所谓删减的枝节，就是一个新种群不幸灭绝的先祖物种。鸟类祖先的始祖鸟化石，被一位古生物学家描述为“一个穷光蛋爬行动物，不怎么像鸟”。不合时宜、削足适履地把灭绝的动物硬塞入它们所孵育的现代类别中，是早期古生物学家的一个坏习惯，古尔德在其著作《奇妙的生命》（Wonderful Life）中对此做了饶有趣味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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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个世界有时给我们展示了模糊的类别，而记录它们的相似性就是我们所力所能及的。现在我们可以把问题再转过来：世界曾经给我们展示了明确的类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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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在他的著作《女人、火与危险事物》（Woma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根据澳大利亚语言中一项模糊的语法类别所命名）一书中认为，原始的分类是编造的。它们是寻找定义的坏习惯所造的人工制品，这种坏习惯是我们从亚里士多德那里继承来的，而现在必须摆脱。他让他的读者去发现世界中泾渭分明的类别。转动显微镜，边界就会变得模糊不清。举一个教科书般的例子，“母亲”这个类别的定义似乎直截了当，就是“女性的父母”。哦，是吗？那代孕母亲呢？养母呢？卵子捐助者呢？或者以物种为例，一个物种应当有一个清晰的定义：通常情况下，物种是一群生物体，其成员能够通过交配来繁殖后代。但即使这个定义也经不起仔细的审查。有些四散分布的、逐渐变化的物种，其分布范围西侧的动物可以与中间的动物交配，中间的动物可以与东侧的动物交配，但西侧的动物却不能与东侧的动物交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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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察都很有趣，但我认为，它们忽视了一个重要内容。规则系统是从现实的复杂方面中提炼抽象出来的理想化状态。它们在纯粹的形式上永远看不到，但绝不因此而少一丝真实。没有人曾经真正见到过一个没有厚度的三角形、一个没有摩擦的平面、一个点、一种典型气体或一个无限随机杂交的群落。这不是因为它们是无用的虚构之物，而是因为它们被世界的复杂性和有限性所掩盖，被许多层噪音干扰所屏蔽。“母亲”的概念在许多理想化的理论中界定得非常清楚。在哺乳动物遗传学中，母亲是总携带着一个X染色体的性细胞来源。在进化生物学中，她是更大配子的产出者。在哺乳动物生理学中，她是胎儿期生长和出生的场所；在系谱学中，她是直接的母系祖先；在一些法律情境中，她是孩子的监护人和孩子父亲的配偶。“母亲”的混合概念取决于对所有抽象化系统选出同一实体的抽象化：卵子贡献者养育了胚胎，生出了子女，并抚育他/她，同时嫁给了精子捐献者。就像摩擦没有驳倒牛顿一样，对遗传学、生理学和法律抽象化校准的外来干扰并没有使“母亲”在上述任何系统中变得更为模糊。我们的理论，无论是通俗的还是科学的，都能够从世界的混沌中抽象出来，揭示其背后的缘由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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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读到人类喜欢将事物放进一个个以成型规则组织起来的小盒子时，很难不思考种族主义的悲剧。如果人们对兔子和鱼都会形成刻板印象，那么种族主义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吗？如果种族主义是与生俱来的和非理性的，那就是说，对成型规则的热爱是我们认知软件中的一个瑕疵吗？许多社会和认知心理学家会回答，是的。他们认为，种族成见还体现在对形成类别的过度热忱，以及对显示这种成见是错误的统计规律置若罔闻。一个神经网络建模者的互联网讨论组曾对哪种学习算法能最好地模拟阿齐·邦克展开辩论[13]。讨论者假定，人们当神经网络表现不佳或被剥夺好的学习例子时，他们就成为种族主义者。只要我们的网络能够使用适当的学习法则并输入足够的数据，它们就会超越错误的刻板印象，正确地记录人类平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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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种族刻板印象确实是基于错误的统计或根本没有统计；它们是自动给外来者抹黑的阴暗心理的产物（见第7章）。其他一些成见可能是基于对不存在的人群的正确统计，比如对我们日常在电影、电视上看到的虚构人物的统计：意大利黑手党、阿拉伯恐怖分子、黑人贩毒者、亚洲武术高手、英国间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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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幸的是，一些刻板印象也可能是基于对真实人群的正确统计。目前在美国，种族族裔群体之间在学校平均表现和暴力犯罪率方面都存在着真实和显著的差异。当然，统计数字对遗传性或其他任何推定原因没有任何解释力。普通人对这些差异的估计一般是准确的，在一些情况下，与某个少数群体有更多接触的人更为悲观些，同时不幸的是，他们也更为准确地估计了负面特征，如不合法和福利依赖性。一个好的统计类别制订者会发展出对种族的成见，并以此对个体情况做出精确而合乎理性却在道德上令人唾弃的决策。这种行为也是种族主义行为，不是因为它的非理性（在统计不准确的意义上），而是因为它藐视了“用种族或族裔群体的统计数据来判断个人是错误的”这条道德原则。因此固执的争辩不是源于对理性统计分类器的设计细节，而是源于一个规则系统，在本例中是伦理的规则，这个系统告诉我们何时关闭我们的统计分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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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和欲望，解读事物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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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断地转换频道，终于找到了《洛城法律》（L.A.Law）的重播，你想知道恶妇律师罗莎琳德·夏斯为什么在证人席上哭泣。如果有人解释说她泪腺的流体量增加了，直到压力超过表面张力，以至其流泪，你会喝止这种言论。你想了解的是，她希望打赢诉她前任雇主的案子，所以挤出鳄鱼的眼泪好让陪审团相信她，公司解雇她给她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但如果你看了下一集，想知道她为什么意外地跨过那扇开着的门，跌入电梯井底，你会知道，她的动机与任何人无关，只是弗洛伊德式的疯癫。任何自由落下的物质，包括罗莎琳德·夏斯，以每秒9.8米的加速度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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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一个事件有多种方式，其中一些比另一些更好。即使有一天神经科学家解开了大脑整个连线图的密码，真相估计也是人类行为需要用信念和欲望的方式来对其解释，而非用伏特和克的方式。物理学对狡诈律师的诡计给我们提供不了任何线索，甚至也不能解释我们有关生物的许多更简单的行为。正如理查德·道金斯所说：“如果你把一只死鸟扔到空中，它会划出一道优雅的抛物线，完全按照物理书上所说的，然后掉在地上待在那儿。它的行为表现就像某种物质的固态实体在风阻力中应当表现的那样。但如果你将一只活鸟扔在空中，它不会画出抛物线然后掉在地面。它会飞走，或许都不会在这个县域着陆。”我们了解鸟和植物的内部结构。为了要知道它们为什么移动和生长，我们把它们切开，一点一点放到显微镜下。而对像椅子和铁撬这样人工制品，我们需要另一种解释：对该物体功能的描述。要是为了理解为什么椅子有一个稳定的水平表面而把它们切开，一点一点放到显微镜底下，这就有些傻了。其解释是有人设计了椅子来支撑上面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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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认知科学家相信，心智配备了固有的直觉知识理论或模块，这成为合理化认识世界的主要方式。心智配备的模块有关于物体和力的、关于生物的，关于人工制品的、关于心智的，还有关于像动物、植物和矿物这种自然种类的。别把“理论”这个习语太当真，正如我们看到的，人们并不真像科学家们那样工作。也别把“模块”这个隐喻太当真，人们能把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混杂和匹配。例如，像“扔”这样的概念将意图（直觉知识心理学）与动作（直觉知识物理学）结合在了一起。我们常常将思考的方式应用于它们本不是被设计用作的题材，比如滑稽幽默（人作为东西），万物有灵宗教（树或山有心智）以及拟人化的动物故事（动物有心智）。正如我提到的，我更愿意以解剖学的理解方式来思考，如心智系统、器官和组织，类似于免疫系统、血或皮肤。由于心智特殊的结构，它们实现了专门化的功能，却并不一定是以封装胶囊的形式包装的。我还要再补充一句，直觉知识理论、模块或理解方式的清单的确太短。认知科学家把人们当作是没有古怪耳朵的斯波克先生。一种更现实的库存清单还会包括对危险、感染、地位、统治、公平、爱、友谊、性、孩子、亲戚和自我的思考和感觉方式。我们将在稍后的章节中探讨以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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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思考方式是固有的，这不等同于知识是固有的。很显然，我们需要学习有关飞盘、蝴蝶和律师的内容。讨论天生模块并不意味着尽量少学习，而是要去解释学习本身。学习所涉及的不只是记录经验，学习需要表述所记录的经验，以便它们以有用的方式加以一般化。VCR在记录上非常出色，但没有人会把这种现代形式的白板看作是智能的范式。当我们观察律师工作时，我们对他们的目标和价值观下结论，而不是对他们的语调和肢体运动轨迹下结论。目标和价值观是我们在心理上表达体验的一种词汇。它们不像“动量”可由质量和速度组成，或者“功率”可由能量和时间组成，可以根据我们的物理知识由更简单的概念组成。它们是原始的或不能简化的，更高阶的概念是以它们来界定的。要理解其他领域的学习，我们也需要它们的词汇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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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像词汇一样的组合系统可以产生海量的组合，那么人的思维是否可以由单个系统产生呢？是否存在一个心智的通用目的世界语呢？即使是一个非常高效的组合系统也有它的局限。一个计算器能够加减乘除海量的数字，但它永远不会拼出一个句子。一个精致的文字处理器能够用所有的字母组合打出无穷的藏书，但它永远不能把它拼读出的数字加起来。现代数字计算机可以用少量的东西做大量的事情，但所谓“少量”仍包括文本、图像、逻辑和几种数字的独特且基本的词汇。当计算机被设计了人工智能推理系统程序，它们需要被初始程序赋予对世界基本类别的理解：不能同时处于两个地方的物体、存活于一段固定时间的动物、不喜欢疼痛的人等。对人类心智来说也是如此。即使是十几个固有的心理词汇——批评者认为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也将会是这少量的数目组成了整个人类思想和感情，包括从《牛津英语大字典》中的50万个单词到《天方夜谭》中1001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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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物质世界之中，因此，在我们生命当中第一件必须要弄明白的事，就是物体相互碰撞的方式。直到最近，所有人都以为婴儿的世界是一个感觉的万花筒，用威廉·詹姆斯著名的话来说就是“万物生长，杂乱无章”。皮亚杰认为，婴儿是感觉运动的生物，不知道物体的黏着性和一致性，也不知道世界的运转是根据外部规律而不是自身的行动来决定的。婴儿就像唯心主义哲学的那首著名打油诗中的那个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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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个人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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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一定会特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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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是因为他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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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树依然葱绿如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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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中却已无人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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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认为，世界是一个幻象或者物体在你不看它们时就不存在，哲学家指出，这种观点无法被任何观察所驳斥。婴儿终其一生都将体会到万物生长、杂乱无章的感受，除非他被安设了一个心智装置，来把这些蓬勃生长和杂乱噪音解释为物体遵循一致的机械规律的外部符号。我们应当期望，婴儿在生命之初会显示出对物理的一定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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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细致的实验室研究才能告诉我们婴儿像什么——而不是曾像什么。不幸的是，婴儿是最为困难的实验对象之一——他们甚至比老鼠和大二学生还要难对付。让他们产生条件反射不太容易，而且他们不讲话。不过由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斯波尔克（Elizabeth Spelke）和瑞内·巴尔亚容（Renée Baillargeon）完善的一种巧妙的技术充分利用了婴儿擅长的一项本领：失去兴趣。当婴儿不断重复看到相同的旧东西时，他们就转看别处来表示厌倦。如果出现一个新东西，他们就抬起头来盯着看。这样，观察者心中就有了“旧东西”和“新东西”之分。通过观察什么激起了婴儿的兴趣，什么拖长了他们的厌倦，我们可猜出婴儿把什么东西看作是相同的，把什么东西看作是不同的——这就是他们如何给体验分类。特别说明问题的是，当一块幕布开始挡住婴儿的一部分视线然后移开时，我们可以试着读出婴儿是如何来思考那部分看不见的世界的。如果婴儿的目光只是暂时被吸引，然后就去看别处了，我们可以推断出，景物一直就在婴儿的心中。如果婴儿注视的时间很长，我们可以推断，景物的出现令他们感到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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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个月大的婴儿通常是接受测试中月龄最小的，既因为他们的行为比再小些的婴儿更好，也因为他们的立体视觉、移动感知、视觉注意和视觉敏锐度刚刚成熟。测试本身不能确定什么是天生固有的，什么不是天生固有的。3个月大的婴儿不是前一天才出生的，所以在理论上讲，他们所知道的任何事都可能是习得的。而且3个月大的婴儿仍在许多方面有待成熟之处，所以他们稍后将知道的任何事也可能是无须学习而自动出现的，就像牙齿一样。不过通过研究婴儿在这个年龄知道些什么，这一实验缩小了备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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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波尔克和菲利普·凯尔曼（Philip Kelman）想看看婴儿把什么看作是一个物体。我在第4章中提过，即使是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说出一个“物体”是什么也并非易事。一个物体可以被界定为具有光滑侧影的视域延伸，也可以被界定为一个具有同样颜色和质地的延伸，或是一个若干具有共同移动部分的集合体。依照这些定义，我们可以尝试抽出这些相同的部分，但如果做不到，表明它们确实是共同移动的。当各个组成部分共同移动时，我们把它们看作是一个物体；当组成部分各走其道时，我们把它们视为分开的物体。物体的概念是有用的，因为彼此附着在一起的物质通常是共同移动的。自行车、葡萄藤和蜗牛或许是由不同材料装配到一起的，但如果你选择了一端，另一端也会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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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曼和斯波尔克从一个宽幕布的顶端和下面伸出两根棍子来让婴儿厌烦。问题是，婴儿是否把小棍子看作单个物体的一部分。当幕布移走时，婴儿或者看到一根长棍子，或者看到两根中间有缝隙的短棍子。如果婴儿把它想作单个物体，那么看到一个物体会感到厌倦，两个则会让他们惊讶。如果他们以为每根棍都是一个物体，那么看到一个物体就会令其惊讶，而看两个就会觉得厌倦。控制实验测量了婴儿在事先没看任何东西的情况下，看一个物体和看两个物体分别持续多长时间，并减去基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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