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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蒙尼德说：“《摩西五书》中禁止我们吃的所有食物对身体都有一些坏的和破坏性的作用……教律禁食猪肉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猪的生活环境中，它的习惯和食物都是很脏的且令人生厌的……肠的肥肉也被禁食是因为它增加下腹部脂肪，并破坏其功能，还产生了又冷又黏的血……煮在奶中的肉无疑是油腻的食物，会使一个人吃得过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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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布拉罕·伊本·以斯拉说：“我认为在母亲的乳汁里煮一个孩子是件残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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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迈德说：“规定鳍和鳞片的原因是，有鳍和鳞片的鱼生活得接近水面，一般可以在淡水区域发现……而没有鳍和鳞片的鱼则生活在较低的多泥层，那里非常潮湿、没有热量。它们靠吃发霉的沼泽为食，因而吃这种鱼会对健康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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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意对犹太教的古老智慧表示不敬，这些论断可以被任何12岁大的聪明孩子予以驳倒，作为一间寺庙的主日学校的前任讲师，我可以证实这些论断平常是怎么说的。许多成年犹太人仍相信，禁食猪肉是基于公共卫生的举措——为了预防毛线虫病。但如哈里斯所说，如果那是事实的话，律条将仅仅建议禁食未经煮过的猪肉：“汝不应进食猪肉，除非猪肉已被煮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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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斯认为，食物禁忌往往有着生态上或经济上的意义。希伯来人是沙漠部落，猪则是森林动物。猪会与人竞争水和有营养的食物，比如坚果、水果和蔬菜。而与之相比，清洁可食的动物则是反刍动物，如绵羊、牛和山羊，它们可以靠沙漠中极其稀少的植物为生。在印度，牛很珍贵，不能屠宰，因为它们被用来提供牛奶、肥料并能拉犁。哈里斯的理论就如犹太教教士们的一样巧妙，而且更加有道理，尽管他承认这个理论不能解释所有的事。游荡在炎热的犹地阿沙漠中的古老部落几乎都没有将资源挥霍到饲养虾和牡蛎中去，所以不清楚为什么波兰犹太后裔小镇或布鲁克林的社区邻里就该痴迷于仅吃沙漠反刍动物的进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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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禁忌很显然是一种族裔标志，但通过对它本身的观察无法解释任何事情。人们起初为什么会带上这种民族标志呢？况且这种标志可能成本不菲，甚至他们可能禁食一种营养来源。社会科学不加质疑地推测，人们会将自己的口味偏好淹没在群体中，但若从演化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太可能的（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那样）。对此我持有一种犬儒主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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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群体中，那些年轻的、贫穷的和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成员都可能会叛变，投向其他群体。而那些有权势的人，特别是家长，则乐于将他们收容进来。任何地方的人都能通过一起吃饭而组成联盟，无论是宴会、酒席，还是商业午餐或约会共餐。如果我不能和你一起吃饭，那我就不能成为你的朋友。食物禁忌往往禁止食用邻里部落的某道美味食物，这在许多犹太人的饮食律条中出现。这说明，食物禁忌是留住潜在的叛逃者的武器。首先，他们将与外来者合作的前奏——一起掰面包，当作是公然的违抗行为。更有甚者，食物禁忌还利用了恶心的心理作用。在学习食物偏好的敏感期是没有食物禁忌的，这就使得孩子们要在长大后自己发现令他们恶心的东西，这阻止了他们与敌人变得亲密。（“他邀请我去他家，但如果他们上……我该怎么办，太恶心了！”）。确实，这个策略可以永远延续下去，因为孩子们长大后成了父母，他们不会喂他们的孩子吃自己觉得恶心的东西。食物禁忌的实用效果往往会被注意到。小说中关于移民经历的一个熟悉情节就是，主角忍受折磨，品尝禁忌食物。越过边界可以浅尝融入新世界的滋味，却引发了与父母和所属社群的公开冲突。在《波特诺依的抱怨》（Portnoy’s Complaint）中，阿历克斯描述他的母亲在说hamburger（汉堡包）时的发音像Hitler（希特勒）。但因为年长者们没兴趣令其社群将食物禁忌置于阳光下公开讨论，所以他们就用塔木德式的诡辩和晦涩的谈话将之遮掩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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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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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爱好者知道，每一种恐惧都能以一个专门的词来表示。你害怕葡萄酒吗？那么你有恐酒症。你坐火车会吓得发抖？你罹患了火车恐惧症。对丈母娘心怀不安叫岳母恐惧症，害怕花生酱粘在你的腭部叫花生酱恐惧症。还有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痛苦——恐惧恐惧本身，叫恐恐惧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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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没有一个专门的词来表示一种情绪并不意味着这种情绪不存在，而有一个专门的词来表示这种情绪也并不表明这种情绪就存在。词语观察者、词语狂热者和“长词爱好者”热爱这种挑战。对于他们来说，休闲时光就是找到一个包含了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所有元音的最短动词，或是写一部不含字母e的小说。而另一种词汇带来的快乐就是，寻找假想恐惧的名字，而这就是那些不一定真实存在的恐惧的来源所在。现实中，人们不会一提到某个悦耳的希腊或拉丁词根就吓得发抖，害怕和恐惧的通用词汇清单上所列的其实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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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和蜘蛛总是令人害怕的。在对大学生的恐惧之物的研究中，它们是最常见的害怕和厌恶对象，而且在我们漫长的演化历史中也是如此。D.O.赫布（D.O.Hebb）发现，圈养下出生的黑猩猩第一次看到蛇时就会害怕地尖叫。灵长目动物学家马克·豪泽（Marc Hauser）发现，在他实验室里喂养大的绢毛猴（一种南美猴）第一次看到地上的一条塑料管时，也发出了警觉的叫声。艾尔文·德沃尔（Irren Devore）简洁地描述了原始人的反应：“狩猎采集者的生活中最不堪忍受的就是一条蛇。”在崇敬蛇的文化中，人们仍旧极度小心地对待它，甚至连印第安纳·琼斯也害怕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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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常见的恐惧是高度、暴风雨、大型食肉动物、黑暗、血、陌生人、拘禁、深水、社会监督和独自离家。这些正是将我们的祖先置于危险境地的事物或情形。蜘蛛和蛇往往是有毒的，特别是在非洲。绝大多数其他类型的恐惧对于原始人的健康显然都有危险，社会监督则会对其社会地位构成威胁。恐惧是一种情绪，激发了我们的祖先留意可能会面对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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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很可能是多种不同的情绪。害怕有形的东西，害怕社会监督，害怕独自离家，不同的恐惧要分别采用不同种类的药物予以治疗，这说明它们是由不同的大脑回路来计算的。精神病医生伊萨克·马克斯（Isaac Marks）证明，人们对于不同的令人害怕的东西，会呈现出不同的反应方式，每种反应对于危险来说都是适当的。动物会引发逃逸的冲动，而悬崖则引发僵立不动。社会性威胁引起害羞和绥靖的手势。有些人看到血真的会晕倒，因为他们的血压会降低，这是一个人在尽量减少自己的血液继续流失的反应。恐惧是适应而不只是神经系统缺陷的最好证据是，在没有捕猎者的岛屿上演化的动物丧失了它们的恐惧，它们看到入侵者会全无防卫——所以对其的表述为“犹如死了的渡渡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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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城市居民恐惧的其实早已不存在了，但人们还是恐惧它们带来的危险。我们害怕枪支、开车过快、驾车不系安全带、打火机液和浴缸边上的烘干器，而不是害怕蛇和蜘蛛。公共安全人员利用从统计数字到血腥照片等各种方式，试图引起公民们心中的恐惧，但通常并没什么效果。父母们大声呵斥并惩罚他们的孩子，以阻止他们玩火柴，或者阻止他们追着球跑到街道上。但当芝加哥的学生们被问到最怕什么时，他们列出的是狮子、老虎和蛇，而这些在一个城市不太可能成为危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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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恐惧确实随着人的经历而有所变化。几十年来，心理学家一直以为，动物习得新恐惧的方式和巴甫洛夫的狗学会听到铃声分泌唾液的方式一样。在一次著名的实验中，行为主义心理学派创始人约翰·B.华生（John B.Watson）在一个11个月大的小男孩正与一只温顺的小白鼠玩耍时出现在其身后，突然将两根钢条撞得铿锵作响。多响了几次之后，小男孩就变得害怕白鼠和其他白色毛绒的东西了，包括兔子、狗、海豹皮大衣和圣诞老人。那只老鼠也学会了将危险与以前的中性刺激联系在一起。老鼠在白色屋子里遭到电击后，即使电击源已经不插电很久，它仍每次都会从白色屋子迅速逃离到黑色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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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生物并不能通过建立条件反射，对任何先前的东西都产生恐惧。孩子们对老鼠感到神经紧张，老鼠对明亮屋子神经紧张，这在任何条件反射建立之前就已如此，他（它）们会很容易将之与危险建立联系。如果将老鼠转换成一些随意的物品，如观看歌剧的眼镜，孩子们就永远也学不会害怕它。在黑屋子里而不是白屋子里电击老鼠，这个夜间动物习得这种联系的速度也会更慢，而且习得消退得会更快。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15]（Martin Seligman）认为，只有当动物在演化上准备好接受某种联系时，恐惧才容易被建立起条件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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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一个人有病态恐惧，它也很少与那些曾与某种心理创伤成对出现的中性物体有关。人们甚至会在还没见过一条蛇时就害怕它。经历过一次令人感到恐怖或造成痛苦的事件后，人们会对造成这次事件的原因更加谨慎小心，但他们并不害怕它；人们不会对电源插座、锤子、汽车或防空洞产生病态恐惧。尽管电视上大加渲染，但大多数从创伤性事件中幸存的人并没有每次面对有关线索暗示时就精神崩溃。越战退伍军人痛恨那种刻板印象：似乎只要有人打碎一只玻璃杯，他们就会迅速卧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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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恐惧习得的一个更好方式是，认真思考演化中的需求。这个世界充满了危险，但我们的祖先不可能总是畏缩在山洞里度过一生，他们需要采集食物、赢得配偶。他们需要根据所处环境中的实际危险（毕竟，不是所有的蜘蛛都有毒）和自己的能力，来应对典型危险带来的恐惧，很多事物尽管危险但还不至令人过于害怕：毕竟祖先已经拥有很多专门知识、防御技术和安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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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和精神病医生伦道夫·内西（Randolph Nesse）认为，病态恐惧是从未习得过的天生恐惧。恐惧是孩子们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在他们出生后的第一年里，婴儿害怕陌生人和分离，当然他们也应该如此，因为杀婴和被掠夺对于弱小的原始狩猎采集人是严重的威胁。电影《暗夜哭声》（A Cry in the Dark）展示了一个掠夺者是如何轻易掠走一个无人照看的婴儿的。这很好地回答了每个父母的问题：为什么被独自留在黑暗卧室里的婴儿会像被血腥谋杀般尖叫。在3～5岁间，孩子们变得开始害怕所有典型的病态恐惧物——蜘蛛、黑暗、深水等。然后，他们逐个学会了控制对这些物体的情绪。大多数成人病态恐惧都是从未消退的孩提时的恐惧。这就是城市居民会最害怕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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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学习哪些是安全的一样，对所处环境中的危险的最好向导就是那些历经危险而幸存的人。孩子们看到自己的父母害怕什么他们就害怕什么，而往往在看到其他孩子成功应付时，他们也就不再害怕了。成人也同样易受影响。战争时期，勇气和恐慌都具有传染性，一些针对恐惧症的治疗会让患者看着助手扮演一只巨蟒，或是让一只蜘蛛爬在助手的胳膊上。甚至连猴子也是通过彼此观察来调整自己的恐惧的。实验室中养大的恒河猴初次看到蛇时并不害怕，但如果它们看到电影中的另一只猴子被蛇吓坏时，它们就会感到害怕了。电影中的猴子并没有被灌输恐惧，同样也没有唤醒恐惧，因为如果电影中的猴子见到一朵花或一只兔子而畏缩后退的话，观看者并没有培养出同样的恐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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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选择地征服恐惧是本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处于极度危险中的人，比如战斗中的飞行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空袭时的伦敦人，能够令人叹服地镇静下来。没人知道为什么在其他人都已丧失自控能力时，有些人还能够保持头脑清醒，但使其保持镇定的原因是可预测性、周遭的联盟伙伴以及一种胜任与控制感，这些被作家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称为“正确的东西”。他那本同名书讲述的就是测试飞行员如何成为水星宇航员，沃尔夫将“正确的东西”界定为“（飞行员）在一个机械件飞驰脱离而去时，挺身而出，甘冒生命危险，凭借人格力量、生理反应和经验，在机械件即将断开的最后一刻将它拉回的能力”。那种控制感来自“挑战极限”：小步尝试，多高、多快、多远的动作才不致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挑战极限是一种强大的动机。休闲活动以及被称为“兴奋”的情绪，来自看似是古老的危险但持久且相对安全的活动。这包括绝大多数非竞争性体育运动（潜水、攀岩、探洞等）和被称为“惊悚”体裁的书和电影。温斯顿·丘吉尔曾说过：“生活中没有什么事能够像被子弹击中却又没有任何不良后果那样令人兴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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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跑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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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幸福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独立宣言》如是说，并将其列入不言自明的真理之列。杰里米·边沁（Jercemy Bentham）写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即是道德的基础。要说每个人都想快乐，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且几乎是被循环论证过的废话，但它提出了一个关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深刻问题：人们奋力争取的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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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幸福对于生物合理性（更确切地说，是使得我们所演化环境合理的状态）来说似乎是锦上添花。当我们健康、衣食无忧、舒适、安全、运气好、博学、受人尊重、有人相伴和被爱时，我们会更幸福。另一方面，这些奋力争取的目标有助于繁衍。幸福的功能将是开动脑筋寻求达尔文式适应的密钥。当我们感到不幸福时，我们为这些会令我们幸福的东西而努力；当我们感到幸福时，我们保持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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