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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人都活得更加安全、健康、营养好、寿命也更长，但我们并没有快乐得像腾云驾雾，估计我们的祖先也没有长期闷闷不乐。现在西方国家中许多穷人的生活条件是过去的贵族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指出这一点并不算极端反动。不同阶层、不同国家的人往往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还算满意，直到他们拿自己和更富裕的人相比较。而一个社会里出现暴力行为的频繁程度，也并不是取决于这个社会当中的贫穷程度。20世纪后半叶，第三世界以及后来第二世界的不满，主要归因于他们通过第一世界的大众传媒所获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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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目标可实现性的另一个重要线索是你现在的幸福程度。你现在所拥有的是可实现的（根据定义），还有可能做得更好一点。演化理论预测，一个人所能做到的应当超过他所掌握的，但不会超过太多。这就有了关于幸福的第二个悲剧：人们适应环境（无论好坏）的方式，就像他们的眼睛适应阳光或黑暗的方式一样。中立地看，改进就是幸福，丧失就是悲惨。同样，圣人们早有教诲。E.A.罗宾逊（E.A.Robinson）诗歌的朗诵者（以及后来西蒙和加芬克尔歌曲的演唱者）艳羡着“走路时熠熠发光”[16]的工厂主理查·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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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继续工作，等待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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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餐餐无肉，顿顿面包，味同嚼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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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理查·克里，却在一个宁静的夏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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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中，让一颗子弹，穿过他的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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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劳的奋斗令许多黑暗的灵魂否定了幸福的可能。对于演艺界名人奥斯卡·莱文特（Oscar Levant）来说，“幸福不是你所经历的，而是你所回忆的”。弗洛伊德说，心理治疗的目标在于“将歇斯底里的悲惨转变为普遍常见的不幸福”。一位同事通过邮件咨询我一位让人头疼的研究生的情况时写道：“有时我希望自己还年轻，然后我就记起来年轻时同样也没什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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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里，脾气不佳且牢骚满腹的人仅仅说对了一半。人们在历经从好运气到坏运气这种跨度极大的变化时的感觉并没有什么差异。但一般而言，人们所适应的基准线不是悲惨而是满意。确切的基准线因人而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遗传决定的。心理学家大卫·迈尔斯（David Myers）和埃德·蒂耶纳（Ed Diever）发现，工业化国家中约80%的人报告说，他们至少“对生活还算满意”，约有30%的人说他们感觉“非常快乐”。就我们所知，这些报告是真实的。这个概率对于所有年龄、性别和肤色，都是相同的，而且经过了40多年的经济增长后也没有什么变化。正如迈尔斯和蒂耶纳所观察到的：“与1957年相比，美国人的人均汽车拥有量翻了一倍——还有了微波炉、彩电、录像机、空调、留言机和每年总价值120亿美元的全新名牌运动鞋。所以，美国人比1957年时要快乐了吧？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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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化国家中，钱只能买来一点儿快乐：财富与满意度成正比，但这种相关性很小。抽中大奖者在最初的激动平息之后，又会回归之前的情绪状态。正面地看，遭受巨大创伤损失的人也是这样，比如高位截瘫者和大屠杀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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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结论并不必然与歌手苏菲·塔克（Sophie Tucker）所说的相冲突，她说，“我穷过，也富过。富更好”。在印度和孟加拉国，财富要比在西方能更好地预示幸福。在24个西欧和美洲国家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越高，国民就越觉得快乐（尽管对此有许多种解释）。迈尔斯和蒂耶纳指出，财富就像健康：没有它会令你觉得悲惨，但拥有它并不保证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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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悲剧还有第三种表现：负面情绪（恐惧、悲伤、焦虑等）的数量通常是正面情绪的两倍，损失比相同程度的获得能被更敏锐地感觉到。网球明星吉米·康纳斯（Jimmy Connors）曾经这样总结：“我讨厌输更甚于我喜欢赢。”这种不对称性已经在实验室中得到了证实，实验显示，人们愿意下更大的赌注来避免一个确定的损失，更甚于改善一个确定的获得，这体现在人们的情绪在想象一项损失（例如，在课程成绩上或与异性的关系上）时跌落的幅度，要比想象一个等价收获时情绪得到改善的幅度更大。心理学家蒂莫西·凯特勒（Timothy Ketelaar）指出，幸福显示着资源在提升身体健康方面的效果。随着情况变好，健康程度的提升显示出回报递减的效果：更多的食物是好的，但顶多只是好到某一点。但随着情况变糟，健康程度的下降会令你出局：食物不足的话，你就会死。让情况变得无限糟糕的方式有许多种（如感染、饿死、被吃掉、坠落等），却没有很多方式能够显著改善情况。这使得可能的损失比可能的收获更值得关注；令我们不高兴的事情要比令我们高兴的事情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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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快乐心理学的早期演化心理学家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Campbell）将人类描述为处在一个“幸福跑步机”上，福利的改进在长期上并没有令我们更加快乐。确实，对幸福的研究听起来往往只是对传统价值观的布道。有数据显示，快乐的人并不是那些富有的、有特权的、强壮的或相貌好看的，而是那些有配偶、有朋友、有宗教信仰和有一份具有挑战性且有意义的工作的。这一研究结果可能被过分强调了，因为他们只代表平均水平，而不能说明单个个体，况且原因和结果很难被分开：结婚可能会使你快乐，但快乐可能会使你结婚并维持婚姻状态。但坎贝尔在总结这项研究时总结了几千年来充满智慧的男男女女的状况：“对幸福的直接追逐会导致不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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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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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说有人被情绪主导而不是被理性主导时，我们的意思常常是说，这个人为了短期的满足而牺牲了长期的利益。这些例子包括发脾气、向诱惑缴械、迅速花光当月薪水以及在牙医门前掉头走人。是什么令我们如此短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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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回报的能力被称为自我控制或延迟满足。社会学家往往将它看作是智力和预测未来并做出相应计划的标志。但折现未来（正如经济学家这么称呼），对于任何活得比片刻长的行为者来说都是选择逻辑的一部分。追求迅速回报而不是远期收益往往被称作是一种理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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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没有通货膨胀，现在的一美元或一年后的一美元，哪个更好？你可能会说，现在的一美元，因为可以用它来投资，一年后得到的就会多于一美元。不幸的是，这个解释是循环论证：利息最初存在的理由，正是因为银行愿意付钱给那些宁愿要现在享用这一美元，而不愿意等到一年之后才能动用这笔钱的人，要他们现在先放弃使用这一美元的权利。但经济学家指出，即使这个解释放错了地方，答案也是正确的：现在确实是更好的。首先，如果在少于一年的时间里出现了一个紧迫的需求或机会，当前的一美元是可供使用的。其次，如果你现在放弃了这一美元，你并不能保证一年后还能把它拿回来。再次，你在一年内可能会死，那就永远也享受不到这一美元带来的好处了。因此，折现未来是理性的：现在就消费资源，除非拿它来投资可以带来足够高的回报。你应当要求的利率取决于这笔钱现在对你来说有多重要、你把它拿回来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及你估计自己会活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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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争取繁殖也是一种经济，所有的有机体，甚至包括植物，都必须“决定”是否现在就使用资源还是把资源留作将来使用。这些决策中的其中一些是由身体做出的。我们的年龄越大就越脆弱，因为我们的基因将会折现未来，以削弱年老的身体为代价来构建强壮的年轻身体。这种交易历经数代是划算的，因为一次事故可能会导致身体在年老前就死去，这样的话，任何为长寿而放弃的活力都将付之东流。但大多数关于未来的决策都是心智做出的。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会在当前的好事情和将来的更好的事情之间进行选择，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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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理性的决策是“现在”，特别当人们常说生命短暂或是没有明天时。这个逻辑在一个有关执行死刑的笑话中被朴素地表达了出来。罪犯在行刑前被给予仪式性的最后一根香烟，他却回答说：“不，谢谢，我正在试图戒烟。”我们笑了是因为我们知道，他这样推迟享受毫无意义。另一个经典笑话清楚地说明了安全行事为什么并不总是首选。一对中年犹太夫妇穆雷和爱丝特去南非旅游。一天，穆雷无意中拍摄到了一个秘密军事装置，士兵们推搡着将夫妇俩送进监狱。他们被严刑拷打了三个礼拜，要他们说出他们在自由解放运动中联系人的名字。最后他们被拖到一个军事法庭上，被判处间谍罪并将执行死刑。第二天早晨他俩并列站在一面墙前，军士问他们有没有最后的要求。爱丝特想与她在芝加哥的女儿通个电话。军士说那不可能，然后转向穆雷。“这太荒谬了，”穆雷叫道，“我们不是间谍！”然后他将唾沫吐在军士脸上。“穆雷！”爱丝特哭喊道，“别，请别惹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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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很清楚自己不会在几分钟后就死去。但人终有一死，如果我们将某些享受的机会推迟得太久，就会冒着丧失这个享受机会的风险。在我们祖先游牧式的生活方式下，他们没能力囤积财物或指望像银行或保险公司这样长期稳定的社会机构，所以消费的收益自然更高。但即使不是这样，当下享受的某种渴望也一定已经根植于我们的情绪中了。更可能的是，我们演化出了一种机制来预测在不同选择下（现在吃还是稍后吃，停下露营还是继续前进）自己的寿命、机遇和风险，并对情绪做出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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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家詹姆斯·Q.威尔逊（James O.Wilson）和心理学家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指出，许多罪犯的行为似乎都是在迅速折现未来。犯罪就是一种赌博，回报是即刻的，而可能的成本则体现在未来。他们将这种折现归因于低智力。心理学家马丁·达利（Martin Daly）和马戈·威尔逊（Margo Wilson）对此则有一种不同的解释。在美国城市内的贫穷区域，年轻男性的预期寿命很低，他们也知道这点。在一部关于芝加哥贫民区一群玩篮球年轻人的励志纪录片《篮球梦》（Hoop Dreams）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场景是，其中一个男孩的母亲为他在18岁生日时还活着而高兴。此外，对他们来说，确保投资得以回报的社会地位和长久的对物质的所有权都是空洞的。这些构成了一种环境条件，使得迅速折现未来具有适应性——承担风险、消费而不是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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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困惑的是“短视折现”：我们一般会优先考虑大的远期回报，而不是小的近期回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种回报都日渐临近时，我们会改变自己的优先偏好。一个熟悉的例子是，在正餐前为了减肥（大的远期回报）决定不吃那道甜点（小的近期回报），但当服务生拿来甜点菜单时，却又能屈从于诱惑。短视折现在实验室中很容易产生：给人们（或者鸽子）两个按键，一个给予小的现时回报，另一个给予更大稍后的回报，被试会随着小回报的临近而从选择大回报转向选择小回报。意志的薄弱在经济学和心理学等学科中都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经济学家汤姆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提出了一个关于“理性消费者”的问题，它也可以从心智演化适应的角度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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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怎样概念化描述这种理性消费者？我们对他心知肚明，我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就是这种人：他刚刚还毅然决然把香烟碾灭在垃圾桶，信誓旦旦这次他绝不再冒罹患肺癌、让孩子成为孤儿的风险，三小时后却又满大街地寻找有没有开着的商店可以买到香烟；他明知会后悔还是吃了顿高卡路里的午餐，也确实后悔了，还不能理解自己为何会失去控制，并决定作为补偿吃一顿低卡路里的晚餐，结果却明知会后悔还是吃了一顿高卡路里的晚餐，也确实后悔了；他粘坐在电视机前，明明知道第二天要早早起来，结果全无准备、冷汗涔涔地参加晨会，而会议内容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他的职业生涯；他因为控制不住情绪发脾气破坏了去迪士尼乐园度假旅游的兴致，他发脾气是因为他的孩子做了他知道他们将会做的事情，而他本已决定当孩子们做这种事时不发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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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林阐明了我们用来应对自我敷衍的一些奇怪方法：将闹钟放在房间的另一头，这样我们就必须关掉它无法继续入睡；授权我们的雇主将每笔薪水的一部分扣下来以备退休后使用；将诱惑人的零食放在我们不能伸手可及的地方；把闹钟定在提前5分钟响；奥德修斯让他的船员在他耳朵里塞上蜡，并把自己绑在船桅杆上，这样当他听到海妖们充满诱惑的歌声时，不至于调转船舵驶向她们而撞到礁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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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短视折现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但谢林抓住了这一心理的一些重要东西，他将这种自我控制悖论归根于心智的模块性。他描述道：“有时，人们的行为让人看起来似乎他们有两个自我，一个想要干净的肺并活得长些，另一个则喜欢烟草；或者一个想要苗条的身材，而另一个则想吃甜食；或者一个渴望通过阅读亚当·斯密的著作来加强自制，而另一个则宁愿对着电视看一部老电影。这两个自我在不停地竞争着控制权。”当心有余而力不足时——比如对着一份会破坏节食计划的甜点犹豫踌躇，我们能感觉到内心两种差异巨大的动机在激烈斗争：一个是对看到的和闻到的做出反应，另一个则是对医嘱做出反应。当两种回报是同类的时，比如今天的一美元和明天的一美元进行比较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或许，一个即刻的回报涉及的是大脑处理确定事务的回路，而远期回报涉及的则是对不确定的未来下赌注的回路。显而易见，一个胜过了另一个，仿佛整个人是被设计要相信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在现代环境中，对未来的可靠知识，往往会导致非理性的选择。但是在过去的世界里，我们的祖先却比较有可能能够清楚分辨出什么是现在就确定能立即享用的好处，以及哪些只是猜测中或是谣传里在未来可能会出现的更大好处。即使在今天，延迟满足有时也会因人类知识的匮乏而遭到惩罚：退休基金不幸破产，政府食言不履行承诺，以及医生宣布他们曾说的所有对你不利的事情现在对你却是好的，抑或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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