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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结论并不必然与歌手苏菲·塔克（Sophie Tucker）所说的相冲突，她说，“我穷过，也富过。富更好”。在印度和孟加拉国，财富要比在西方能更好地预示幸福。在24个西欧和美洲国家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越高，国民就越觉得快乐（尽管对此有许多种解释）。迈尔斯和蒂耶纳指出，财富就像健康：没有它会令你觉得悲惨，但拥有它并不保证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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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悲剧还有第三种表现：负面情绪（恐惧、悲伤、焦虑等）的数量通常是正面情绪的两倍，损失比相同程度的获得能被更敏锐地感觉到。网球明星吉米·康纳斯（Jimmy Connors）曾经这样总结：“我讨厌输更甚于我喜欢赢。”这种不对称性已经在实验室中得到了证实，实验显示，人们愿意下更大的赌注来避免一个确定的损失，更甚于改善一个确定的获得，这体现在人们的情绪在想象一项损失（例如，在课程成绩上或与异性的关系上）时跌落的幅度，要比想象一个等价收获时情绪得到改善的幅度更大。心理学家蒂莫西·凯特勒（Timothy Ketelaar）指出，幸福显示着资源在提升身体健康方面的效果。随着情况变好，健康程度的提升显示出回报递减的效果：更多的食物是好的，但顶多只是好到某一点。但随着情况变糟，健康程度的下降会令你出局：食物不足的话，你就会死。让情况变得无限糟糕的方式有许多种（如感染、饿死、被吃掉、坠落等），却没有很多方式能够显著改善情况。这使得可能的损失比可能的收获更值得关注；令我们不高兴的事情要比令我们高兴的事情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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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快乐心理学的早期演化心理学家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Campbell）将人类描述为处在一个“幸福跑步机”上，福利的改进在长期上并没有令我们更加快乐。确实，对幸福的研究听起来往往只是对传统价值观的布道。有数据显示，快乐的人并不是那些富有的、有特权的、强壮的或相貌好看的，而是那些有配偶、有朋友、有宗教信仰和有一份具有挑战性且有意义的工作的。这一研究结果可能被过分强调了，因为他们只代表平均水平，而不能说明单个个体，况且原因和结果很难被分开：结婚可能会使你快乐，但快乐可能会使你结婚并维持婚姻状态。但坎贝尔在总结这项研究时总结了几千年来充满智慧的男男女女的状况：“对幸福的直接追逐会导致不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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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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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说有人被情绪主导而不是被理性主导时，我们的意思常常是说，这个人为了短期的满足而牺牲了长期的利益。这些例子包括发脾气、向诱惑缴械、迅速花光当月薪水以及在牙医门前掉头走人。是什么令我们如此短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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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回报的能力被称为自我控制或延迟满足。社会学家往往将它看作是智力和预测未来并做出相应计划的标志。但折现未来（正如经济学家这么称呼），对于任何活得比片刻长的行为者来说都是选择逻辑的一部分。追求迅速回报而不是远期收益往往被称作是一种理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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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没有通货膨胀，现在的一美元或一年后的一美元，哪个更好？你可能会说，现在的一美元，因为可以用它来投资，一年后得到的就会多于一美元。不幸的是，这个解释是循环论证：利息最初存在的理由，正是因为银行愿意付钱给那些宁愿要现在享用这一美元，而不愿意等到一年之后才能动用这笔钱的人，要他们现在先放弃使用这一美元的权利。但经济学家指出，即使这个解释放错了地方，答案也是正确的：现在确实是更好的。首先，如果在少于一年的时间里出现了一个紧迫的需求或机会，当前的一美元是可供使用的。其次，如果你现在放弃了这一美元，你并不能保证一年后还能把它拿回来。再次，你在一年内可能会死，那就永远也享受不到这一美元带来的好处了。因此，折现未来是理性的：现在就消费资源，除非拿它来投资可以带来足够高的回报。你应当要求的利率取决于这笔钱现在对你来说有多重要、你把它拿回来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及你估计自己会活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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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争取繁殖也是一种经济，所有的有机体，甚至包括植物，都必须“决定”是否现在就使用资源还是把资源留作将来使用。这些决策中的其中一些是由身体做出的。我们的年龄越大就越脆弱，因为我们的基因将会折现未来，以削弱年老的身体为代价来构建强壮的年轻身体。这种交易历经数代是划算的，因为一次事故可能会导致身体在年老前就死去，这样的话，任何为长寿而放弃的活力都将付之东流。但大多数关于未来的决策都是心智做出的。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会在当前的好事情和将来的更好的事情之间进行选择，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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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理性的决策是“现在”，特别当人们常说生命短暂或是没有明天时。这个逻辑在一个有关执行死刑的笑话中被朴素地表达了出来。罪犯在行刑前被给予仪式性的最后一根香烟，他却回答说：“不，谢谢，我正在试图戒烟。”我们笑了是因为我们知道，他这样推迟享受毫无意义。另一个经典笑话清楚地说明了安全行事为什么并不总是首选。一对中年犹太夫妇穆雷和爱丝特去南非旅游。一天，穆雷无意中拍摄到了一个秘密军事装置，士兵们推搡着将夫妇俩送进监狱。他们被严刑拷打了三个礼拜，要他们说出他们在自由解放运动中联系人的名字。最后他们被拖到一个军事法庭上，被判处间谍罪并将执行死刑。第二天早晨他俩并列站在一面墙前，军士问他们有没有最后的要求。爱丝特想与她在芝加哥的女儿通个电话。军士说那不可能，然后转向穆雷。“这太荒谬了，”穆雷叫道，“我们不是间谍！”然后他将唾沫吐在军士脸上。“穆雷！”爱丝特哭喊道，“别，请别惹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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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很清楚自己不会在几分钟后就死去。但人终有一死，如果我们将某些享受的机会推迟得太久，就会冒着丧失这个享受机会的风险。在我们祖先游牧式的生活方式下，他们没能力囤积财物或指望像银行或保险公司这样长期稳定的社会机构，所以消费的收益自然更高。但即使不是这样，当下享受的某种渴望也一定已经根植于我们的情绪中了。更可能的是，我们演化出了一种机制来预测在不同选择下（现在吃还是稍后吃，停下露营还是继续前进）自己的寿命、机遇和风险，并对情绪做出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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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家詹姆斯·Q.威尔逊（James O.Wilson）和心理学家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指出，许多罪犯的行为似乎都是在迅速折现未来。犯罪就是一种赌博，回报是即刻的，而可能的成本则体现在未来。他们将这种折现归因于低智力。心理学家马丁·达利（Martin Daly）和马戈·威尔逊（Margo Wilson）对此则有一种不同的解释。在美国城市内的贫穷区域，年轻男性的预期寿命很低，他们也知道这点。在一部关于芝加哥贫民区一群玩篮球年轻人的励志纪录片《篮球梦》（Hoop Dreams）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场景是，其中一个男孩的母亲为他在18岁生日时还活着而高兴。此外，对他们来说，确保投资得以回报的社会地位和长久的对物质的所有权都是空洞的。这些构成了一种环境条件，使得迅速折现未来具有适应性——承担风险、消费而不是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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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困惑的是“短视折现”：我们一般会优先考虑大的远期回报，而不是小的近期回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种回报都日渐临近时，我们会改变自己的优先偏好。一个熟悉的例子是，在正餐前为了减肥（大的远期回报）决定不吃那道甜点（小的近期回报），但当服务生拿来甜点菜单时，却又能屈从于诱惑。短视折现在实验室中很容易产生：给人们（或者鸽子）两个按键，一个给予小的现时回报，另一个给予更大稍后的回报，被试会随着小回报的临近而从选择大回报转向选择小回报。意志的薄弱在经济学和心理学等学科中都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经济学家汤姆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提出了一个关于“理性消费者”的问题，它也可以从心智演化适应的角度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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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怎样概念化描述这种理性消费者？我们对他心知肚明，我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就是这种人：他刚刚还毅然决然把香烟碾灭在垃圾桶，信誓旦旦这次他绝不再冒罹患肺癌、让孩子成为孤儿的风险，三小时后却又满大街地寻找有没有开着的商店可以买到香烟；他明知会后悔还是吃了顿高卡路里的午餐，也确实后悔了，还不能理解自己为何会失去控制，并决定作为补偿吃一顿低卡路里的晚餐，结果却明知会后悔还是吃了一顿高卡路里的晚餐，也确实后悔了；他粘坐在电视机前，明明知道第二天要早早起来，结果全无准备、冷汗涔涔地参加晨会，而会议内容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他的职业生涯；他因为控制不住情绪发脾气破坏了去迪士尼乐园度假旅游的兴致，他发脾气是因为他的孩子做了他知道他们将会做的事情，而他本已决定当孩子们做这种事时不发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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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林阐明了我们用来应对自我敷衍的一些奇怪方法：将闹钟放在房间的另一头，这样我们就必须关掉它无法继续入睡；授权我们的雇主将每笔薪水的一部分扣下来以备退休后使用；将诱惑人的零食放在我们不能伸手可及的地方；把闹钟定在提前5分钟响；奥德修斯让他的船员在他耳朵里塞上蜡，并把自己绑在船桅杆上，这样当他听到海妖们充满诱惑的歌声时，不至于调转船舵驶向她们而撞到礁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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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短视折现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但谢林抓住了这一心理的一些重要东西，他将这种自我控制悖论归根于心智的模块性。他描述道：“有时，人们的行为让人看起来似乎他们有两个自我，一个想要干净的肺并活得长些，另一个则喜欢烟草；或者一个想要苗条的身材，而另一个则想吃甜食；或者一个渴望通过阅读亚当·斯密的著作来加强自制，而另一个则宁愿对着电视看一部老电影。这两个自我在不停地竞争着控制权。”当心有余而力不足时——比如对着一份会破坏节食计划的甜点犹豫踌躇，我们能感觉到内心两种差异巨大的动机在激烈斗争：一个是对看到的和闻到的做出反应，另一个则是对医嘱做出反应。当两种回报是同类的时，比如今天的一美元和明天的一美元进行比较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或许，一个即刻的回报涉及的是大脑处理确定事务的回路，而远期回报涉及的则是对不确定的未来下赌注的回路。显而易见，一个胜过了另一个，仿佛整个人是被设计要相信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在现代环境中，对未来的可靠知识，往往会导致非理性的选择。但是在过去的世界里，我们的祖先却比较有可能能够清楚分辨出什么是现在就确定能立即享用的好处，以及哪些只是猜测中或是谣传里在未来可能会出现的更大好处。即使在今天，延迟满足有时也会因人类知识的匮乏而遭到惩罚：退休基金不幸破产，政府食言不履行承诺，以及医生宣布他们曾说的所有对你不利的事情现在对你却是好的，抑或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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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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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强烈的情绪并非缘于风景、蜘蛛、蟑螂或沙漠，而是缘于其他人。一些情感，如生气，让我们想伤害别人；另一些情感，如爱、同情和感激，却让我们想帮助别人。若要理解这些情感，首先要理解为什么生物体该被设计为相互帮助或者相互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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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一些大自然纪录片后，你可能会相信，狼吃掉衰老孱弱的鹿会保持整个鹿群的健康，旅鼠自杀是为了整个群体免于饿死，或者雄鹿彼此冲撞争夺繁殖权是为了让最健硕的雄鹿将种群持久延续下去。这种假设——动物的行为是为了生态系统整体或整个物种的利益，似乎遵循了达尔文的理论。如果曾有10种旅鼠，其中9种因滥食而使得整个种群最终因饥饿而灭绝，还剩最后一种旅鼠，它们中的一些个体会牺牲自己以使其他旅鼠存活下来，那么第10种旅鼠便会幸存下来，因此，如今的旅鼠便愿意做出终极牺牲。这种信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每个曾探讨过社会情感的心理学家都曾论述过其对整个群体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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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说动物的行为是为了群体的利益时，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假设实际上严重背离了达尔文主义，而且几乎肯定是错的。达尔文写道：“自然选择绝不会在一个生物体中产生任何一种对该生物体有害而不是有利的结构，因为自然选择的作用只是根据并且为了每个个体的利益。”只有在每个群体都能履行一个协议并保证其所有成员都保持无私的条件下，自然选择才会选择这个具有无私成员的群体。但如果没有相关协议的执行，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一个变异或者外来的旅鼠作如是想：“去他的吧！我会让所有其他旅鼠都去跳悬崖，然后独自享用它们剩下的食物。”这只自私的旅鼠会收获其他旅鼠无私的回报，而自己无须支付任何成本。凭借这一优势，它的后裔会迅速占据整个群体，尽管整个群体的利益在不断恶化。这就是任何自我牺牲者的最终命运。自然选择是不同复制体相对成功的累积性效应。这意味着，它选择了可以最好地复制自身的复制体，也就是，自私的复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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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选择适应使复制体受益，这一无可避免的事实最初由生物学家乔治·威廉姆斯提出，后来由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进行了详细阐述。几乎所有的演化生物学家现在都接受了这一观点，尽管对其他一些问题尚有争议。群体之间进行选择在纸面上是可能的，但绝大多数生物学家都怀疑，那种使其得以发生的特殊环境在真实世界中能否被找到。在生命之树的分支之间进行选择是可能的，但那与生物体是否被设计为无私的毫无干系。动物个体绝不会在乎自己的群体、物种或生态系统发生了什么。狼捉住年老衰弱的鹿是因为它们是最容易被捉住的。饥饿的旅鼠出发去寻找更好的觅食区域时会碰巧跌落或淹死，并非自杀。雄鹿彼此冲撞是因为各自都想产仔，但当失败不可避免时会有一只主动撤退，这或许只是一种策略，这种策略在应对采取同样策略的对手时一般都会奏效。彼此争斗的雄性对于群体来说是一种浪费——确实，当雄性构成了种群的一半时，它们通常都是浪费，因为仅有少量的种马就可以繁殖下一代而无须吃掉一半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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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家常常将这种行为描述成自利的，但导致这种行为的是脑的活动，特别是负责情绪和其他情感的脑回路的活动。动物表现得自私是因为它们的情绪回路就是如此连接与设定的。我饱胀的胃、我的温暖、我的性高潮，对我来说要比对你来说感觉更好，我想要我的快乐，我也会去寻求我的快乐，而不是你的。当然，一个动物不能直接感受到另一个动物的胃，但它可以通过观察后者的行为而间接地感受到。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心理学事实：动物通常不会将其他动物可观察到的幸福作为它们自己的愉悦。而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实是，它们有时也会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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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说过，自然选择选中的是自私的复制体，因此如果生物体是复制体，那么所有的生物体都应当是自私的。但生物体并没有得到复制。当你的父母拥有你时，他们并没有复制自身，因为你和你的父母中的任何一位都不完全相同。构成你的草图——你的基因组，与构成他们的草图并不相同。他们的基因是在被搅乱之后，随机抽样制成了精子和卵子，然后在受精时彼此组合，从而创造出不同于他们的新的基因组合和新的生物体。实际上唯一被复制的东西是基因和基因片断，它们的复制生成了你，而你又会将它们中的一部分再传递给你的孩子，以此类推。事实上，即使你的母亲克隆了自己，她也不能得以复制，而只是她的基因被复制了。那是因为，她生命中所经历的任何变化——断了的手指，文了的文身，穿刺了的鼻翼等都没有传递给你。你所能继承的唯一变化是长成了你的卵子中的一个基因的变异。基因，而非身体，得以被复制，这就意味着，基因，而非身体，才应当是自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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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DNA是没有感觉的：“自私”意味着“行为方式使得自己的复制更加有可能”。基因在一个有脑的动物中所做的就是连线设定其大脑，这样，这个动物所感受到的快乐和痛苦能使它的行为方式导致更多的基因复制。这常常意味着，动物会享受那种能令它生存和繁衍的状态。饱腹的肚子令动物满足，因为饱腹的肚子能使动物继续活着、移动和繁殖，这带来了更多的基因复制，而更多的基因复制构建了对饱腹的肚子感到满足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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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构建一个觉得“吃”有意思的脑，基因有助于传播自己埋藏在动物性腺的复制体。当然，真正有助于构建大脑的DNA并不是自己传递到卵子或精子里的，只不过是性腺内的基因复制体传递了过去。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转折：动物性腺里的基因并不是构建大脑的基因唯一存在的复制体，它们只是帮助构建大脑的基因进行复制的最便利的复制体。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能够进行复制的复制体本身就是合理的目标，只要它能够被识别出来并能够采取步骤帮助自己复制。努力复制位于其他动物性腺中的自己的复制体的基因所做的，可以和努力复制位于自己性腺中的自己的复制体的基因所做的完全相同。就基因而言，复制体就是复制体，而与它究竟位于哪个动物体中并无关系。对于构建大脑的基因，动物性腺唯一特别的地方只是基因的复制体将确定能在哪些性腺中被找到（这种确定性源于动物体内的细胞是基因的克隆这一事实）。这就是为什么构建大脑的基因会令动物如此之享受它们自己的幸福的原因。如果基因能够构建一个可以分辨出自己的复制体是否位于其他动物体的性腺中的大脑，那么它会令大脑体享受其他动物的幸福，并使其行为方式增加其他动物的利益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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