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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德国口音、带着皮手套、坐在轮椅里的奇爱博士，在行纳粹军礼时不安地抽搐着，他一直是这个影片中最令人恐惧的角色。这个角色是用来象征在公众心目中颇为重要的一种知识分子：核战略专家。他们专门想那些一般人想不了的事情，并以此谋生。这些人，包括亨利·基辛格（Heny Kissinger，塞勒斯就是以他为原型的）、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以及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人们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就是些无道德准则的书呆子，他们将核战争中百万人的死亡以及确保相互摧毁的核战略化作公式在黑板上详加演算，并以此为乐。或许关于他们最可怕的是他们似是而非的结论——例如，核时代的安全来自将自己的城市暴露于外，而去保护自己的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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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令人不安的核策略悖论适用于任何利益部分竞争、部分共享的各方之间的冲突。一般来说，胜利会落在智力最优秀、最自利、最冷静、选择最多、权力最大以及沟通最清晰的一方。这种常识是错误的。所有这些优势在策略竞争中都可能成为不利条件（这与机遇、技能或力量的竞争相反），在这种竞争中，要根据估计另一方将如何做出回应而对行为进行计算。托马斯·谢林说明了这些悖论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我们将会看到，这些悖论对于情绪，特别是对令浪漫主义者断言情感与理性相对的执着激情而言，提供了非常好的思路与见解。但首先，我们暂且不论情绪，只探讨策略冲突的逻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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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讨价还价为例。当两个人对一辆汽车或一座房子讨价还价时，如果一方做出最后让步，则议价结果就最终确定了。他为什么要让步？因为他确信另一方不会让步。另一方不会让步的原因是因为另一方认为他会让步。另一方认为他会让步是因为另一方认为他认为另一方认为他会让步。以此类推。总有一个价格范围让买方和卖方都能够接受。即使在这个价格范围中，虽然某个特定价格不是一方的最优价格，但它仍比直接取消交易更划算。当一方发现另一方除非达不成交易别无选择后，则后者很可能被迫按照最不愿接受的价格确定交易。但当双方都能猜到这个价格范围时，在该范围内的任何一点价格，都至少有一方愿意不再议价并就此交易，而且另一方也知道应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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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林指出，赢得有利地位的要诀在于“一个自愿的、不可逆的、对选择自由的牺牲放弃”。你如何劝说某人相信你不会付高于16000美元的价格来买一辆对你来说价值20000美元的汽车。你可以和一个第三方进行一个公开、可执行的5000美元的打赌，赌你不会支付高于16000美元的价格。只要16000美元能给经销商带来利润，他就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劝说是没有用的，妥协将违背你的利益。通过自缚双手，你改善了你的议价处境。这个例子有些夸张，但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很多。经销商要求销售人员无权签署少于一定价格的销售单子，即使销售人员想卖也不行。如果银行的评估人员说房屋购买者付的价格太高，他将得不到抵押贷款。房屋购买者利用这种支付能力的欠缺从卖方那里获得更优惠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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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能力可能在策略冲突中成为一种不利条件，沟通手段也同样可以。当你通过一个付费电话和朋友商讨在哪里见面吃饭时，你可以只宣称你将在63街的明亮餐馆与对方见面，然后就挂断电话。如果你朋友想要和你见面的话，他就不得不依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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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是而非的策略也参与构成了许诺的逻辑。只有在诺言的受益者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诺言会兑现时，诺言才能确保有利的作用。因而当受益者知道许诺者受他的诺言限制约束时，许诺者就会处在更有利的位置。法律授予了公司起诉和被诉的权利。被诉的权利？这是哪种“权利”？这种权利赋予了一种许诺的能力：去达成契约、筹借资金以及进行商业合作，而对方有可能会在交易中受到损害。与之类似，法律授权银行可以对一笔抵押贷款取消赎取权，这使得银行值得去发放这笔抵押贷款，与此同时，借款者也会受益。谢林指出，在一些社会中，阉人能得到最好的工作是因为他们做不了的事。绑架者为了不让人质在法庭上指认出自己而要杀他，这个人质应该怎样劝说绑架者不要杀自己呢？一个选择是故意弄瞎眼睛。另一个好一些的选择是坦白一件不可告人的秘密，这样绑架者可以用此作为要挟。如果他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他可以让绑架者拍摄自己做一些无法言状的下作行为，从而创造出这种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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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和防威胁是奇爱博士真正受人尊重的领域。有一些令人乏味的威胁，威胁者实施这种威胁对自己有利——例如，当房主威胁盗贼他将打电话报警时。有意思的是，当实施威胁对威胁者的成本很高时，威胁的价值仅仅就是一种威慑。再次重申，自由是有成本的；只有当威胁者别无选择、只能实施，而且被威胁者也知道这点时，威胁才是可信的。否则的话，被威胁者可以反过来用拒绝遵从来威胁威胁者。末日武器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尽管它的保密性损害了它的目的。威胁如果有人试图反抗就炸掉飞机的劫机者，如果他全身绑着稍加挤撞就会引爆的炸药，那他实现劫持目的的机会将会更大。在十几岁少年比谁胆儿大的游戏中（两辆汽车相对着以高速冲向对方，谁先偏离方向谁就丢脸认输），一个获胜的好方法就是，大庭广众之下拆除你那辆车的方向盘，然后把它扔一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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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威胁，就像有诺言一样，沟通也可以成为一种不利条件。绑架者在提出赎金要求后，就保持不与外界联系，这样别人就无法劝说他放弃人质以换取少一些的赎金或者安全的逃脱。理性也是一种不利条件。谢林指出，“如果一个人敲着门，说除非你给他10美元否则他要自己刺伤自己，他更可能得到这10美元——假如他的眼珠子瞪得充血的话”。对于恐怖主义者、绑架者、劫机者、小国家的独裁者来说，当他们表现出心理上失衡时，对他们更有利。缺乏自利也是一种优势。自杀炸弹袭击者几乎是无法阻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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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保护自己不受威胁，就得使威胁者无法对你提出一个你不能拒绝的提议。再次重申，此时的自由、信息和理性都是不利条件。“不知保险柜密码的司机”[17]——运货卡车车尾的贴纸上这样写着。担心自己女儿被绑架的男人可以放弃他的财富、离开城市不与外界联系、游说通过一项法律将支付赎金定为犯罪，或者弄断自己签支票的手。入侵的军队可以烧掉身后的桥梁，使得后退不再可能。大学校长告诉抗议者他对于所在城市的警界没有影响力，也真心不想施加任何影响。如果歹徒在附近时，被敲诈者确保自己不在家的话，讹诈钱财的歹徒就无法敲诈保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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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昂贵的威胁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使自己丧失能力的循环往复。抗议者为了阻止一个核电站的建立，躺在通往该处铁路的铁轨上。理性的火车司机别无选择，只能停车。铁路公司做出反击，告诉火车司机将用节流杆确定位置使火车可以慢速行驶，然后跳下火车在旁边走。抗议者一定会争先恐后地爬起来。下一次抗议者将自己铐在铁轨上，火车司机就不敢离开火车了，但抗议者必须确定司机看到他们的时间足以使火车停下来，但公司将下一班火车的运行交班给了一个近视眼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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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许多例子都源自谢林的表述，这种似是而非的力量来自像手铐或对警界的机构性约束这样的实际限制。但强烈的热情可以起到同样的效果。比方说，议价者公开宣布他不会以高于16000美元的价格购买一辆车，每个人都知道他不会忍受自食其言的羞耻。无法避免的羞耻感与可执行的赌博同样有效，所以他将会按照自己的价格拿到那辆车。如果特蕾莎修女向你卖她的汽车的话，你不会坚持索要保修单，因为她本质上应该是不可能骗你的。一个会随时爆发的急性子享受的策略优势，与可能随时会真的爆炸的劫机者享受的优势是一样的。在电影《马耳他之鹰》（The Maltese Falcon）中，山姆·斯佩德（亨弗莱·鲍嘉饰）挑衅凯斯帕·加特曼（西德尼·格林斯特里特饰）的亲信杀了他，明知他们需要他来找回那只鹰。加特曼回答说：“那是一种态度，先生，它要求对双方进行最细致的判断，因为你知道，先生，在行动的热血上涌时，人们很可能会忘记哪里才是符合他们最好的利益所在，而任他们的情绪带着走。”在电影《教父》中，维托·克里昂告诉另一个黑社会家族的首领说：“我是个很迷信的人。如果一些不幸的事故降临在我儿子身上，比如我儿子被闪电击中的话，我会责怪这儿的一些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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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爱博士遇见了教父。激情是一种末日武器吗？脑子里充斥着骄傲、爱或者暴怒的人已经失去了控制力。他们可以是无理性的。他们可能会采取有悖自身利益的行动。他们可能对恳求和呼吁充耳不闻。暴怒中的人让人想起了已经被启动的末日武器。尽管这有些疯狂，但他们确实有存在的意义。这种意愿和理性的丧失，在构成我们社会关系的无数次讨价还价、诺言和威胁中，确实是非常有效的战术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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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论将浪漫主义模型踩在脚下。激情不是以往动物性遗留的痕迹、不是创造性的源泉，也不是理智的敌人。理智被设计为放松对激情的控制，使其能够成为理智提议、许诺和威胁的保证，以免它们被怀疑是虚报低价、两面三刀和虚张声势。激情与理性之间的防火墙界限不是大脑建构中必然出现的一部分，它已被精巧地设计其中，因为只有在激情得以控制时，它们才能成为可信的保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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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武器理论分别由谢林、特里夫斯、达利和威尔逊以及经济学家杰克·赫舒拉罗（Jack Hirshleifer）和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独立提出。正当的愤怒以及随之而来的弥补或报复，是可信的威慑物，如果它是无法控制的，而且不考虑威慑者成本的话。尽管长期来说这种冲动是有用的，但可能会使人们为远超过自己份额的利益而努力斗争。1982年，阿根廷吞并了英属福克兰群岛，这些岛屿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经济或战略价值。如果是早几十年，对英国来说保卫它们还有些意义，就当作为对那些觊觎帝国其他所属地方的对手的直接威慑，但1982年那时已经没有什么帝国要去捍卫了。弗兰克指出，英国重新夺回那些岛屿的领土主权所付出的成本，足可以给每一位福兰克群岛的居民送一座苏格兰城堡和终身的养老金了。但大多数英国人都感到很自豪，他们可以昂首站立在阿根廷人面前。同样是对于公平的感觉，使我们耗费不菲的诉讼费来讨回金额不大的权利，或是坚持索要质量低劣产品的货款偿还，而全然不顾繁文缛节使我们搭上的误工费早已超过了产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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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的欲望是一种尤其令人恐怖的情绪。全世界被杀害者的亲人们朝思暮想的，都是能以命偿命那一苦乐参半的时刻，从而最终找到内心的平静。这种激荡的情绪令我们感觉如此原始和恐怖，因为我们已经与政府约定为我们伸张正义。但在许多社会中，一种无法撤回的复仇渴望是一个人抵抗致命袭击的唯一保护方法。在实施报复的过程中所要付出的成本，在不同的个体之间可能会有所差异。既然这种解决方法只有在公之于众时才能最有效地产生威慑，它就伴随着一种传统上被当作是荣耀的情绪：公开报复的欲望，哪怕是对最微不足道的侵犯和侮辱。荣誉感和复仇的一触即发根据环境可以被调整到威胁的程度。荣誉感和复仇在一些法律执行范围之外的社群中被提升到了神圣美德的高度，比如偏远的园艺业者和牧民、西部荒原的开拓者、街头黑帮、有组织的黑社会家族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抗。但即使在现代社会中它已经没有了存在的意义，复仇的情绪仍不能轻易熄灭。大多数法学理论，甚至是来自最有智慧的哲学家们的理论，都承认惩戒是处罚犯罪的合理目标之一，其优先性超过了威慑潜在罪犯以及剥夺罪犯行为能力、威慑和改造罪犯的目标。被激怒而实施犯罪的受害者长久以来被美国的法律系统所忽略，他们一直在施加压力，要求在认罪辩诉和量刑决策方面享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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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奇爱博士所解释的，如果你秘而不宣的话，末日武器的关键所在就失去意义了。这条原则可以解释长久以来关于情绪最令人困惑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把情绪表露在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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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自己从不认为面部表情是自然的选择适应。事实上，他的理论是十足的拉马克主义。动物的脸部活动自有其实用价值：露出牙齿是为了咬，睁大眼睛是为了看得更广，收回耳朵是为了在战斗中保护它们。这些方式变成了动物的行为习惯，只要预测到有事情要发生，它们就会表现出来。这种习惯也遗传给了它们的子孙后代。这看起来可能有些奇怪，达尔文在其最著名的一本著作中竟然不是达尔文主义，但请记住，达尔文仍要在两方面对这一问题做出解释。他需要对自然适应做出解释，来说服他的生物学家同人们；同时还要解释人的许多毫无意义的特征和动物的遗留痕迹，来和创世论者们辩论（他们主张功能性设计是上帝杰作的标志）。达尔文曾质疑，如果上帝真的信手设计了人，为什么他要在我们身上设置一些毫无用处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又和动物身上的有用特征类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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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心理学家仍不能理解一个人将自己的情感状态表露出来会有什么好处。难道公开表露恐惧的气味不正激发了他们的敌人吗？一位心理学家试图重新复兴一个古老观点——认为面部肌肉像止血带一样，将更多的血液流到需要应付当前挑战的那部分大脑。且不论这种理论在液压原理上的不可能性，它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在周围有其他人时，表情会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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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激荡的情绪是威胁和诺言的保证条件，情绪外显就是它们存在的理由。但这引发出了一个问题，还记得真实的情绪会使伪装的情绪也应运而生吧。当你能模拟狂怒来威慑敌人，又无须因复仇失败而遭到报复时，干嘛还要劳神真正地陷入狂怒呢？让其他人去做末日武器吧，你可以直接收获他们创造恐怖效果带来的好处。当然，当伪装的面部表情开始驱逐真实表情时，人们会揭露对方的虚张声势，这时的面部表情，无论真假，都变得毫无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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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部表情只有在很难模仿时才是有用的。事实上，它们确实很难被模仿。人们并不相信笑嘻嘻的空中小姐们是真的看到乘客而高兴，那是因为礼节性微笑与真正发自内心喜悦的微笑相比，是由不同的面部肌肉组合构成的。礼节性微笑是由可以主动控制的大脑皮层中的回路发出的，而发自内心喜悦的微笑则是由自动的边缘系统和其他脑部系统中的回路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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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气、害怕和悲伤调动的也是不能主动控制的肌肉，真实的表情是很难伪装的，尽管我们能够大致表演出来。演员需要模拟面部表情，并以此为生，但许多人的表演看起来都不自然。一些伟大的演员，如劳伦斯·奥利弗（Laurence Olivier）是曾经顽强学习控制每一块肌肉的高度协调的运动家。另一些人，则学习康斯坦丁·斯坦尼拉夫斯基（Konstantin Stanislavsky）倡导的方法，演员通过回忆或想象一次强烈的经历来感受一种情绪，从面部表情中反射性地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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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解释是不完整的，因为它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演化出控制自己表情的能力呢？不能简单说如果表情的伪装循环下去，它就会伤害所有人。虽然事实确实如此，但在满是诚实情绪者的世界中，伪装者会迅速增加，所以伪装者应当总会将情绪真实者驱逐淘汰。动物学家也担心同样的问题：在一个潜在伪装者的世界中，真实的动物信号，比如哭泣、姿势以及健康的标志是如何演化的呢？一个答案是，如果伪装的成本很高，真实的信号就有了演化的空间。例如，只有健康的孔雀能够拥有光彩夺目的尾巴，所以健康的孔雀承担着累赘的尾巴这个负担，以显示这种招摇的消费只有它们偿付得起。当最健康的孔雀自我炫耀时，健康程度稍差一些的也就别无选择只能跟随，因为如果它们隐藏自己健康的话，雌孔雀便会往坏处想，认为它们离死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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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情绪表达纳入主动控制的范畴，其成本会变得非常昂贵吗？这里只是一种猜测。在设计人类的其他部分时，自然选择有很好的工程设计理由，将主动的认知系统与控制日常生活和基础维护的功能区分开来，如对心跳、呼吸、血液循环、汗腺分泌、眼泪以及唾液的控制。你的意识和思想与你的心跳应该多快毫不相关，所以让你控制它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上，这么做反而极度危险，因为当你分神时，你有可能忘了给自己的心脏供血，或者尝试自己草率的想法来选择自认为最佳的脉搏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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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自然选择对每种情绪都用一种生理控制回路加以限制，回路的活动是观察者看得到的，如脸涨红、脸羞红、变苍白、冒汗、发抖、声音颤抖、声音沙哑、哭泣以及达尔文曾讨论过的面部反射。观察者将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情绪是真实的，因为人们无法伪装这些反应，除非他能主动控制他的心脏和其他器官。就像苏联想要向所有人展示其末日武器的设置，来证明它的自动性和不可撤回性以及他们的描述绝非虚言一样，人们也应当有利益上的动机向所有人展示，他们的情绪控制了他们的身体，而他们愤怒的言语也不是虚张声势。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情绪与身体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个事实令威廉·詹姆斯和他之后的心理学家们困扰了一个世纪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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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束缚对于自然选择来说很容易，因为人类的主要情绪似乎都源于演化前兆（生气源于战斗，害怕源于逃跑等），每种情绪都用了一套自动的生理反应（这或许是浪漫主义和三脑一体理论中为数不多的一点儿真理吧：现代人的情绪或许是利用了古老反射机制的自动性，尽管这些反射并不是天生遗传来的）。一旦这些束缚出现在诚实的情绪表达者身上，其他人也就没什么选择了，只能依样照办，就像不健康的孔雀也被迫开屏一样。而一个人长期面无表情则只会暗示更糟的事情：这个人用言语和行动所表示的情绪都是伪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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