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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许多例子都源自谢林的表述，这种似是而非的力量来自像手铐或对警界的机构性约束这样的实际限制。但强烈的热情可以起到同样的效果。比方说，议价者公开宣布他不会以高于16000美元的价格购买一辆车，每个人都知道他不会忍受自食其言的羞耻。无法避免的羞耻感与可执行的赌博同样有效，所以他将会按照自己的价格拿到那辆车。如果特蕾莎修女向你卖她的汽车的话，你不会坚持索要保修单，因为她本质上应该是不可能骗你的。一个会随时爆发的急性子享受的策略优势，与可能随时会真的爆炸的劫机者享受的优势是一样的。在电影《马耳他之鹰》（The Maltese Falcon）中，山姆·斯佩德（亨弗莱·鲍嘉饰）挑衅凯斯帕·加特曼（西德尼·格林斯特里特饰）的亲信杀了他，明知他们需要他来找回那只鹰。加特曼回答说：“那是一种态度，先生，它要求对双方进行最细致的判断，因为你知道，先生，在行动的热血上涌时，人们很可能会忘记哪里才是符合他们最好的利益所在，而任他们的情绪带着走。”在电影《教父》中，维托·克里昂告诉另一个黑社会家族的首领说：“我是个很迷信的人。如果一些不幸的事故降临在我儿子身上，比如我儿子被闪电击中的话，我会责怪这儿的一些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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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爱博士遇见了教父。激情是一种末日武器吗？脑子里充斥着骄傲、爱或者暴怒的人已经失去了控制力。他们可以是无理性的。他们可能会采取有悖自身利益的行动。他们可能对恳求和呼吁充耳不闻。暴怒中的人让人想起了已经被启动的末日武器。尽管这有些疯狂，但他们确实有存在的意义。这种意愿和理性的丧失，在构成我们社会关系的无数次讨价还价、诺言和威胁中，确实是非常有效的战术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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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论将浪漫主义模型踩在脚下。激情不是以往动物性遗留的痕迹、不是创造性的源泉，也不是理智的敌人。理智被设计为放松对激情的控制，使其能够成为理智提议、许诺和威胁的保证，以免它们被怀疑是虚报低价、两面三刀和虚张声势。激情与理性之间的防火墙界限不是大脑建构中必然出现的一部分，它已被精巧地设计其中，因为只有在激情得以控制时，它们才能成为可信的保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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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武器理论分别由谢林、特里夫斯、达利和威尔逊以及经济学家杰克·赫舒拉罗（Jack Hirshleifer）和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独立提出。正当的愤怒以及随之而来的弥补或报复，是可信的威慑物，如果它是无法控制的，而且不考虑威慑者成本的话。尽管长期来说这种冲动是有用的，但可能会使人们为远超过自己份额的利益而努力斗争。1982年，阿根廷吞并了英属福克兰群岛，这些岛屿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经济或战略价值。如果是早几十年，对英国来说保卫它们还有些意义，就当作为对那些觊觎帝国其他所属地方的对手的直接威慑，但1982年那时已经没有什么帝国要去捍卫了。弗兰克指出，英国重新夺回那些岛屿的领土主权所付出的成本，足可以给每一位福兰克群岛的居民送一座苏格兰城堡和终身的养老金了。但大多数英国人都感到很自豪，他们可以昂首站立在阿根廷人面前。同样是对于公平的感觉，使我们耗费不菲的诉讼费来讨回金额不大的权利，或是坚持索要质量低劣产品的货款偿还，而全然不顾繁文缛节使我们搭上的误工费早已超过了产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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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的欲望是一种尤其令人恐怖的情绪。全世界被杀害者的亲人们朝思暮想的，都是能以命偿命那一苦乐参半的时刻，从而最终找到内心的平静。这种激荡的情绪令我们感觉如此原始和恐怖，因为我们已经与政府约定为我们伸张正义。但在许多社会中，一种无法撤回的复仇渴望是一个人抵抗致命袭击的唯一保护方法。在实施报复的过程中所要付出的成本，在不同的个体之间可能会有所差异。既然这种解决方法只有在公之于众时才能最有效地产生威慑，它就伴随着一种传统上被当作是荣耀的情绪：公开报复的欲望，哪怕是对最微不足道的侵犯和侮辱。荣誉感和复仇的一触即发根据环境可以被调整到威胁的程度。荣誉感和复仇在一些法律执行范围之外的社群中被提升到了神圣美德的高度，比如偏远的园艺业者和牧民、西部荒原的开拓者、街头黑帮、有组织的黑社会家族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抗。但即使在现代社会中它已经没有了存在的意义，复仇的情绪仍不能轻易熄灭。大多数法学理论，甚至是来自最有智慧的哲学家们的理论，都承认惩戒是处罚犯罪的合理目标之一，其优先性超过了威慑潜在罪犯以及剥夺罪犯行为能力、威慑和改造罪犯的目标。被激怒而实施犯罪的受害者长久以来被美国的法律系统所忽略，他们一直在施加压力，要求在认罪辩诉和量刑决策方面享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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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奇爱博士所解释的，如果你秘而不宣的话，末日武器的关键所在就失去意义了。这条原则可以解释长久以来关于情绪最令人困惑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把情绪表露在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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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自己从不认为面部表情是自然的选择适应。事实上，他的理论是十足的拉马克主义。动物的脸部活动自有其实用价值：露出牙齿是为了咬，睁大眼睛是为了看得更广，收回耳朵是为了在战斗中保护它们。这些方式变成了动物的行为习惯，只要预测到有事情要发生，它们就会表现出来。这种习惯也遗传给了它们的子孙后代。这看起来可能有些奇怪，达尔文在其最著名的一本著作中竟然不是达尔文主义，但请记住，达尔文仍要在两方面对这一问题做出解释。他需要对自然适应做出解释，来说服他的生物学家同人们；同时还要解释人的许多毫无意义的特征和动物的遗留痕迹，来和创世论者们辩论（他们主张功能性设计是上帝杰作的标志）。达尔文曾质疑，如果上帝真的信手设计了人，为什么他要在我们身上设置一些毫无用处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又和动物身上的有用特征类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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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心理学家仍不能理解一个人将自己的情感状态表露出来会有什么好处。难道公开表露恐惧的气味不正激发了他们的敌人吗？一位心理学家试图重新复兴一个古老观点——认为面部肌肉像止血带一样，将更多的血液流到需要应付当前挑战的那部分大脑。且不论这种理论在液压原理上的不可能性，它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在周围有其他人时，表情会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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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激荡的情绪是威胁和诺言的保证条件，情绪外显就是它们存在的理由。但这引发出了一个问题，还记得真实的情绪会使伪装的情绪也应运而生吧。当你能模拟狂怒来威慑敌人，又无须因复仇失败而遭到报复时，干嘛还要劳神真正地陷入狂怒呢？让其他人去做末日武器吧，你可以直接收获他们创造恐怖效果带来的好处。当然，当伪装的面部表情开始驱逐真实表情时，人们会揭露对方的虚张声势，这时的面部表情，无论真假，都变得毫无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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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部表情只有在很难模仿时才是有用的。事实上，它们确实很难被模仿。人们并不相信笑嘻嘻的空中小姐们是真的看到乘客而高兴，那是因为礼节性微笑与真正发自内心喜悦的微笑相比，是由不同的面部肌肉组合构成的。礼节性微笑是由可以主动控制的大脑皮层中的回路发出的，而发自内心喜悦的微笑则是由自动的边缘系统和其他脑部系统中的回路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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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气、害怕和悲伤调动的也是不能主动控制的肌肉，真实的表情是很难伪装的，尽管我们能够大致表演出来。演员需要模拟面部表情，并以此为生，但许多人的表演看起来都不自然。一些伟大的演员，如劳伦斯·奥利弗（Laurence Olivier）是曾经顽强学习控制每一块肌肉的高度协调的运动家。另一些人，则学习康斯坦丁·斯坦尼拉夫斯基（Konstantin Stanislavsky）倡导的方法，演员通过回忆或想象一次强烈的经历来感受一种情绪，从面部表情中反射性地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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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解释是不完整的，因为它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演化出控制自己表情的能力呢？不能简单说如果表情的伪装循环下去，它就会伤害所有人。虽然事实确实如此，但在满是诚实情绪者的世界中，伪装者会迅速增加，所以伪装者应当总会将情绪真实者驱逐淘汰。动物学家也担心同样的问题：在一个潜在伪装者的世界中，真实的动物信号，比如哭泣、姿势以及健康的标志是如何演化的呢？一个答案是，如果伪装的成本很高，真实的信号就有了演化的空间。例如，只有健康的孔雀能够拥有光彩夺目的尾巴，所以健康的孔雀承担着累赘的尾巴这个负担，以显示这种招摇的消费只有它们偿付得起。当最健康的孔雀自我炫耀时，健康程度稍差一些的也就别无选择只能跟随，因为如果它们隐藏自己健康的话，雌孔雀便会往坏处想，认为它们离死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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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情绪表达纳入主动控制的范畴，其成本会变得非常昂贵吗？这里只是一种猜测。在设计人类的其他部分时，自然选择有很好的工程设计理由，将主动的认知系统与控制日常生活和基础维护的功能区分开来，如对心跳、呼吸、血液循环、汗腺分泌、眼泪以及唾液的控制。你的意识和思想与你的心跳应该多快毫不相关，所以让你控制它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上，这么做反而极度危险，因为当你分神时，你有可能忘了给自己的心脏供血，或者尝试自己草率的想法来选择自认为最佳的脉搏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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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自然选择对每种情绪都用一种生理控制回路加以限制，回路的活动是观察者看得到的，如脸涨红、脸羞红、变苍白、冒汗、发抖、声音颤抖、声音沙哑、哭泣以及达尔文曾讨论过的面部反射。观察者将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情绪是真实的，因为人们无法伪装这些反应，除非他能主动控制他的心脏和其他器官。就像苏联想要向所有人展示其末日武器的设置，来证明它的自动性和不可撤回性以及他们的描述绝非虚言一样，人们也应当有利益上的动机向所有人展示，他们的情绪控制了他们的身体，而他们愤怒的言语也不是虚张声势。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情绪与身体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个事实令威廉·詹姆斯和他之后的心理学家们困扰了一个世纪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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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束缚对于自然选择来说很容易，因为人类的主要情绪似乎都源于演化前兆（生气源于战斗，害怕源于逃跑等），每种情绪都用了一套自动的生理反应（这或许是浪漫主义和三脑一体理论中为数不多的一点儿真理吧：现代人的情绪或许是利用了古老反射机制的自动性，尽管这些反射并不是天生遗传来的）。一旦这些束缚出现在诚实的情绪表达者身上，其他人也就没什么选择了，只能依样照办，就像不健康的孔雀也被迫开屏一样。而一个人长期面无表情则只会暗示更糟的事情：这个人用言语和行动所表示的情绪都是伪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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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论未经证实，但没人能否认这种现象。人们对伪装的情绪非常有警觉性，而对于非自主的生理表现则给予最多的信赖。这反而阐明了信息时代中一种讽刺现象的根本原因：长途电话、电子邮件、传真以及电话会议本应淘汰掉面对面的业务会谈，但面谈会议依旧是企业一项主要的开销费用，并独立支撑着像宾馆、航空和汽车租赁等行业。为什么我们非要坚持亲自见面才能办事呢？因为我们不会相信一个人，直到我们亲眼看到在哪种情形下他会冒汗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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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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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浪漫的爱情令我们心醉神迷，寝食难安又满心疑惑呢？它会是又一个似是而非的战术策略，就像将自己自缚于铁轨上吗？很有可能。愿意与某人共度一生并共同养育子女，将是你做出的最重大的承诺，而当承诺者无法食言时，这个承诺将最为可信。下面是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如何利用反向工程推理疯狂的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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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感情用事的社会科学家和单身的退伍军人都同意男女间的约会堪称一个市场。不同的人在作为未来婚姻对象的价值上也有所差异。几乎所有人都同意合适的丈夫或妻子应当是貌美、聪明、善良、稳重、幽默和富有的。人们在能够接受自己的人中选择自己最想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婚姻中的新郎新娘彼此之间的爱慕程度都大致相等的原因。然而，伴侣选择只是浪漫心理学的一部分，它解释了伴侣选择的统计数字，而不是最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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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有着70亿人口的世界的某个角落，总会住着一个最漂亮、最有钱、最聪明、最风趣，也最善良的人和你刚好般配，但你的意中人却像是干草垛中的一根针一样，如果你执意守候对方出现的话，你很可能临死还孑然一身。独身生活是有成本的，比如孤独、无子嗣，独自借酒浇愁，晚餐（有时早餐）都无人共享。从某种程度上讲，与你目前所能找到的最佳人选共建爱巢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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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计算将会使你的爱侣极为不稳定。概率法则认为，总有一天你会碰到一个更心仪的人，如果你总是在寻找能找到的最佳人选的话，到那一天你会甩掉你现在的伴侣。但是你的伴侣已经付出了金钱和时间，与你共同养育儿女，并放弃了其他亲密关系的机会。如果你的伴侣是世界上你最想要的人，他（她）自然没什么可担心的，因为你永远也不会背弃他（她）。但如果不是这样，这个伴侣进入这种亲密关系就会显得很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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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拿婚姻市场与租赁市场做了比较。房东希望租房给最好的租户，但最终确定的只是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租户；租房者想要最好的公寓，但最终确定的只是自己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公寓。双方在公寓上都做了投资（房东可能刷了租户最喜欢的颜色的漆；租户可能布置了永久的装饰），所以如果任何一方突然终止合约的话，对方都会受损。如果租户可以离开去一个更好的公寓，房东就得承担公寓空租和寻找新租户的成本，并会收取更高的租金来涵盖这一风险，并且不愿刷漆。如果房东能够赶走现有的租户而把房子租给一个更好的房客，原租户就得再找一个新家，那么他就会只愿支付较低的租金，而且不愿意费事保持公寓整洁无损，尤其是当他不得不承担可能被赶走的风险的话。如果最好的租户租到了最好的公寓，这种担心倒无须考虑，任何一方都不愿意终止合约。但既然双方都做了妥协，他们通过签订租约来保护自己，使对方违约的成本高昂。鉴于同意限制自己收回所租房屋的自由，房东可以收取较高的租金。鉴于同意限制自己离开的自由，租户可以要求较低的租金。缺少选择对双方的利益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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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的作用就有些像租约，但我们的祖先需要在有这种法律之前就找到某种方式使自己忠于婚姻。你怎么能确定未来的伴侣不会做出理性的选择而转身离去呢——比方说当一位完美无缺的人刚刚做了你家的新邻居。一种答案是，不要接受一位最初喜欢你是因为某些理性原因的伴侣，而是要找一位伴侣，其承诺和你在一起就是因为你就是你。用什么承诺？用情绪承诺。一种这个人无法决定具有的情绪，因而也不能决定不具有。一种不是由你的客观的作为伴侣的价值所引发的情绪，因而也不会由于某人具有更高的作为伴侣的价值而疏远你。一种确定不是伪装的情绪，因为它有生理上的成本，如心跳过速、夜不能寐和茶饭不思。一种像浪漫之爱一样的情绪。“对爱敏感的人没有能力爱。”道格拉斯·叶慈（Douglas Yates）写道。即使是被最完美的求婚者追求，人们也不允许自己坠入爱河，这往往使月老、求婚者甚至他们自己感到疑惑不解。相反，匆匆一瞥、一个笑容、一个举止，就能偷走一个人的芳心。还记得第2章中，双胞胎中的其中一人的配偶对双胞胎的另一人并没有产生吸引；我们是与这个人坠入爱河，而不是与这个人的特质。积极的一面是，当丘比特罢工时，热恋着的人在对象眼中会愈发值得信赖。不停地念叨着你爱的这个人的长相、赚钱能力和智商符合你的最低标准，这十有八九会毁掉浪漫的爱情，尽管这些声明在统计意义上是正确的。俘获一个人内心的方法是宣称相反的内容——你恋爱了因为你情难自已。且不论蒂帕·戈尔的父母音乐资源中心，满脸不屑、身着刺青、将吉他摔碎的摇滚歌星一般不会歌唱毒品、性或撒旦。他歌唱爱。他追求女人是通过唤起别人注意他欲望的非理性、不可控性以及生理上的成本。我是如此想你，想得几近疯狂、茶饭不思、夜不能寐，我的心脏跳动得如一面大低音鼓，你是我的唯一，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爱你，你让我疯狂，我不能停止爱你，没有人能够像你这样令我神魂颠倒，我喜欢你的款款信步，我喜欢你的嫣嫣笑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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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们可以料想女人不会被这些甜言蜜语的声明弄得神魂颠倒（或者男人也不会被来自女人的这种宣言所俘获）。它们开启了求爱过程中对另一要素的一盏警示灯——聪明购物。格劳乔·马克思（Groucho Marx）说过，他将不属于任何会把他列作成员的俱乐部。通常人们并不想要那些想他们想得太迫切出现的求爱者，因为这说明这位求爱者太绝望以至不顾一切（所以他们应该等待更好人选的出现），还因为这说明这位求爱者的热忱太容易被启动了（因而也容易被其他人所启动）。求爱过程的冲突——昭示你的渴望的同时表现出难以得到，源自浪漫之爱的两部分：为配偶市场的候选人确定最低标准，并由着性子将身体和心灵付诸其中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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