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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心理学家仍不能理解一个人将自己的情感状态表露出来会有什么好处。难道公开表露恐惧的气味不正激发了他们的敌人吗？一位心理学家试图重新复兴一个古老观点——认为面部肌肉像止血带一样，将更多的血液流到需要应付当前挑战的那部分大脑。且不论这种理论在液压原理上的不可能性，它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在周围有其他人时，表情会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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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激荡的情绪是威胁和诺言的保证条件，情绪外显就是它们存在的理由。但这引发出了一个问题，还记得真实的情绪会使伪装的情绪也应运而生吧。当你能模拟狂怒来威慑敌人，又无须因复仇失败而遭到报复时，干嘛还要劳神真正地陷入狂怒呢？让其他人去做末日武器吧，你可以直接收获他们创造恐怖效果带来的好处。当然，当伪装的面部表情开始驱逐真实表情时，人们会揭露对方的虚张声势，这时的面部表情，无论真假，都变得毫无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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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部表情只有在很难模仿时才是有用的。事实上，它们确实很难被模仿。人们并不相信笑嘻嘻的空中小姐们是真的看到乘客而高兴，那是因为礼节性微笑与真正发自内心喜悦的微笑相比，是由不同的面部肌肉组合构成的。礼节性微笑是由可以主动控制的大脑皮层中的回路发出的，而发自内心喜悦的微笑则是由自动的边缘系统和其他脑部系统中的回路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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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气、害怕和悲伤调动的也是不能主动控制的肌肉，真实的表情是很难伪装的，尽管我们能够大致表演出来。演员需要模拟面部表情，并以此为生，但许多人的表演看起来都不自然。一些伟大的演员，如劳伦斯·奥利弗（Laurence Olivier）是曾经顽强学习控制每一块肌肉的高度协调的运动家。另一些人，则学习康斯坦丁·斯坦尼拉夫斯基（Konstantin Stanislavsky）倡导的方法，演员通过回忆或想象一次强烈的经历来感受一种情绪，从面部表情中反射性地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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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解释是不完整的，因为它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演化出控制自己表情的能力呢？不能简单说如果表情的伪装循环下去，它就会伤害所有人。虽然事实确实如此，但在满是诚实情绪者的世界中，伪装者会迅速增加，所以伪装者应当总会将情绪真实者驱逐淘汰。动物学家也担心同样的问题：在一个潜在伪装者的世界中，真实的动物信号，比如哭泣、姿势以及健康的标志是如何演化的呢？一个答案是，如果伪装的成本很高，真实的信号就有了演化的空间。例如，只有健康的孔雀能够拥有光彩夺目的尾巴，所以健康的孔雀承担着累赘的尾巴这个负担，以显示这种招摇的消费只有它们偿付得起。当最健康的孔雀自我炫耀时，健康程度稍差一些的也就别无选择只能跟随，因为如果它们隐藏自己健康的话，雌孔雀便会往坏处想，认为它们离死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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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情绪表达纳入主动控制的范畴，其成本会变得非常昂贵吗？这里只是一种猜测。在设计人类的其他部分时，自然选择有很好的工程设计理由，将主动的认知系统与控制日常生活和基础维护的功能区分开来，如对心跳、呼吸、血液循环、汗腺分泌、眼泪以及唾液的控制。你的意识和思想与你的心跳应该多快毫不相关，所以让你控制它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上，这么做反而极度危险，因为当你分神时，你有可能忘了给自己的心脏供血，或者尝试自己草率的想法来选择自认为最佳的脉搏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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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自然选择对每种情绪都用一种生理控制回路加以限制，回路的活动是观察者看得到的，如脸涨红、脸羞红、变苍白、冒汗、发抖、声音颤抖、声音沙哑、哭泣以及达尔文曾讨论过的面部反射。观察者将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情绪是真实的，因为人们无法伪装这些反应，除非他能主动控制他的心脏和其他器官。就像苏联想要向所有人展示其末日武器的设置，来证明它的自动性和不可撤回性以及他们的描述绝非虚言一样，人们也应当有利益上的动机向所有人展示，他们的情绪控制了他们的身体，而他们愤怒的言语也不是虚张声势。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情绪与身体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个事实令威廉·詹姆斯和他之后的心理学家们困扰了一个世纪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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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束缚对于自然选择来说很容易，因为人类的主要情绪似乎都源于演化前兆（生气源于战斗，害怕源于逃跑等），每种情绪都用了一套自动的生理反应（这或许是浪漫主义和三脑一体理论中为数不多的一点儿真理吧：现代人的情绪或许是利用了古老反射机制的自动性，尽管这些反射并不是天生遗传来的）。一旦这些束缚出现在诚实的情绪表达者身上，其他人也就没什么选择了，只能依样照办，就像不健康的孔雀也被迫开屏一样。而一个人长期面无表情则只会暗示更糟的事情：这个人用言语和行动所表示的情绪都是伪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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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论未经证实，但没人能否认这种现象。人们对伪装的情绪非常有警觉性，而对于非自主的生理表现则给予最多的信赖。这反而阐明了信息时代中一种讽刺现象的根本原因：长途电话、电子邮件、传真以及电话会议本应淘汰掉面对面的业务会谈，但面谈会议依旧是企业一项主要的开销费用，并独立支撑着像宾馆、航空和汽车租赁等行业。为什么我们非要坚持亲自见面才能办事呢？因为我们不会相信一个人，直到我们亲眼看到在哪种情形下他会冒汗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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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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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浪漫的爱情令我们心醉神迷，寝食难安又满心疑惑呢？它会是又一个似是而非的战术策略，就像将自己自缚于铁轨上吗？很有可能。愿意与某人共度一生并共同养育子女，将是你做出的最重大的承诺，而当承诺者无法食言时，这个承诺将最为可信。下面是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如何利用反向工程推理疯狂的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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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感情用事的社会科学家和单身的退伍军人都同意男女间的约会堪称一个市场。不同的人在作为未来婚姻对象的价值上也有所差异。几乎所有人都同意合适的丈夫或妻子应当是貌美、聪明、善良、稳重、幽默和富有的。人们在能够接受自己的人中选择自己最想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婚姻中的新郎新娘彼此之间的爱慕程度都大致相等的原因。然而，伴侣选择只是浪漫心理学的一部分，它解释了伴侣选择的统计数字，而不是最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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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有着70亿人口的世界的某个角落，总会住着一个最漂亮、最有钱、最聪明、最风趣，也最善良的人和你刚好般配，但你的意中人却像是干草垛中的一根针一样，如果你执意守候对方出现的话，你很可能临死还孑然一身。独身生活是有成本的，比如孤独、无子嗣，独自借酒浇愁，晚餐（有时早餐）都无人共享。从某种程度上讲，与你目前所能找到的最佳人选共建爱巢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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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计算将会使你的爱侣极为不稳定。概率法则认为，总有一天你会碰到一个更心仪的人，如果你总是在寻找能找到的最佳人选的话，到那一天你会甩掉你现在的伴侣。但是你的伴侣已经付出了金钱和时间，与你共同养育儿女，并放弃了其他亲密关系的机会。如果你的伴侣是世界上你最想要的人，他（她）自然没什么可担心的，因为你永远也不会背弃他（她）。但如果不是这样，这个伴侣进入这种亲密关系就会显得很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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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拿婚姻市场与租赁市场做了比较。房东希望租房给最好的租户，但最终确定的只是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租户；租房者想要最好的公寓，但最终确定的只是自己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公寓。双方在公寓上都做了投资（房东可能刷了租户最喜欢的颜色的漆；租户可能布置了永久的装饰），所以如果任何一方突然终止合约的话，对方都会受损。如果租户可以离开去一个更好的公寓，房东就得承担公寓空租和寻找新租户的成本，并会收取更高的租金来涵盖这一风险，并且不愿刷漆。如果房东能够赶走现有的租户而把房子租给一个更好的房客，原租户就得再找一个新家，那么他就会只愿支付较低的租金，而且不愿意费事保持公寓整洁无损，尤其是当他不得不承担可能被赶走的风险的话。如果最好的租户租到了最好的公寓，这种担心倒无须考虑，任何一方都不愿意终止合约。但既然双方都做了妥协，他们通过签订租约来保护自己，使对方违约的成本高昂。鉴于同意限制自己收回所租房屋的自由，房东可以收取较高的租金。鉴于同意限制自己离开的自由，租户可以要求较低的租金。缺少选择对双方的利益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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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的作用就有些像租约，但我们的祖先需要在有这种法律之前就找到某种方式使自己忠于婚姻。你怎么能确定未来的伴侣不会做出理性的选择而转身离去呢——比方说当一位完美无缺的人刚刚做了你家的新邻居。一种答案是，不要接受一位最初喜欢你是因为某些理性原因的伴侣，而是要找一位伴侣，其承诺和你在一起就是因为你就是你。用什么承诺？用情绪承诺。一种这个人无法决定具有的情绪，因而也不能决定不具有。一种不是由你的客观的作为伴侣的价值所引发的情绪，因而也不会由于某人具有更高的作为伴侣的价值而疏远你。一种确定不是伪装的情绪，因为它有生理上的成本，如心跳过速、夜不能寐和茶饭不思。一种像浪漫之爱一样的情绪。“对爱敏感的人没有能力爱。”道格拉斯·叶慈（Douglas Yates）写道。即使是被最完美的求婚者追求，人们也不允许自己坠入爱河，这往往使月老、求婚者甚至他们自己感到疑惑不解。相反，匆匆一瞥、一个笑容、一个举止，就能偷走一个人的芳心。还记得第2章中，双胞胎中的其中一人的配偶对双胞胎的另一人并没有产生吸引；我们是与这个人坠入爱河，而不是与这个人的特质。积极的一面是，当丘比特罢工时，热恋着的人在对象眼中会愈发值得信赖。不停地念叨着你爱的这个人的长相、赚钱能力和智商符合你的最低标准，这十有八九会毁掉浪漫的爱情，尽管这些声明在统计意义上是正确的。俘获一个人内心的方法是宣称相反的内容——你恋爱了因为你情难自已。且不论蒂帕·戈尔的父母音乐资源中心，满脸不屑、身着刺青、将吉他摔碎的摇滚歌星一般不会歌唱毒品、性或撒旦。他歌唱爱。他追求女人是通过唤起别人注意他欲望的非理性、不可控性以及生理上的成本。我是如此想你，想得几近疯狂、茶饭不思、夜不能寐，我的心脏跳动得如一面大低音鼓，你是我的唯一，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爱你，你让我疯狂，我不能停止爱你，没有人能够像你这样令我神魂颠倒，我喜欢你的款款信步，我喜欢你的嫣嫣笑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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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们可以料想女人不会被这些甜言蜜语的声明弄得神魂颠倒（或者男人也不会被来自女人的这种宣言所俘获）。它们开启了求爱过程中对另一要素的一盏警示灯——聪明购物。格劳乔·马克思（Groucho Marx）说过，他将不属于任何会把他列作成员的俱乐部。通常人们并不想要那些想他们想得太迫切出现的求爱者，因为这说明这位求爱者太绝望以至不顾一切（所以他们应该等待更好人选的出现），还因为这说明这位求爱者的热忱太容易被启动了（因而也容易被其他人所启动）。求爱过程的冲突——昭示你的渴望的同时表现出难以得到，源自浪漫之爱的两部分：为配偶市场的候选人确定最低标准，并由着性子将身体和心灵付诸其中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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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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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活动往往感觉像一个内在议会。思想和感觉激烈地争夺着控制权，仿佛双方都是充满谋略的代理人，目标是接管你整个人。我们的心智代理人相互之间也采用似是而非的战术策略吗——自缚双手、末日武器、与第三方不可违背的契约？这个类比不太完美，因为自然选择设计的是人参与竞争，而不是让器官，包括心智代理人去参与竞争；整个人的利益才是至关重要的。但一个人可能会有多个目标，比如食物、性、安全，而这需要在心智代理人之间根据不同的优先顺序和各自的专长进行劳动分工。代理人受到一种联盟关系的制约，使整个人在一生的时间内长期受益，但从短期而言，代理人可能以欺诈的策略相互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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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控制是心智各部分之间确定无疑的策略争斗。谢林观察到，人们用来自我控制的策略和人们用来控制他人的策略是可以互换的。你怎样防止你的孩子在睡梦中抓挠他的荨麻疹？给他戴上手套。你怎样防止自己在睡梦中抓挠你的荨麻疹？给自己戴上手套。如果奥德修斯没有塞住他同船伙伴的耳朵的话，他们自己也会塞上的。那个想要苗条身体的自我在能够控制的恰当时刻扔掉了巧克力蛋糕，从而胜过了那个想要甜食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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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也会对自己使用似是而非的策略。取得控制权的代理人曾一度做出让整个身体放弃选择自由的主动且不可撤回的牺牲，从而在长期得以随心所欲。这就是关于自私的基因和末日武器令人沮丧的讨论中的亮点。社会生活并不总是等同于全球核战争，因为我们具有未来远见的那部分自我在控制身体时，能够为其他时刻的身体考虑主动牺牲选择的自由。我们签署合同、提交法律裁定，将我们的声誉与对朋友和伴侣的公开忠诚宣言相联系。这些不是为了击退其他人的策略，而是为了击退我们自己那部分黑暗自我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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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的头脑中的争斗还有一个推测。没有人知道悲伤是为了什么，如果他有目的的话。很显然，失去爱人让人悲伤，但为什么会令人如此悲痛欲绝？为什么这种令人脆弱的痛苦使人不吃、不睡、免疫力降低，甚至无法继续生活？简·古多尔（Jane Goodall）描述了一个年幼的黑猩猩弗林特在深爱它的母亲死后变得情绪低落，最后自己也死了，仿佛是死于心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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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悲伤是一种为重新评估而强制实行的中间插曲。生活永远不会相同，所以人们必须花时间来计划如何应对这个被颠覆的世界。或许悲伤给了人们思考的时间，去思考他们的一次过失可能会带来死亡，所以他们应当如何在今后更加小心应对。这种说法或许有正确的地方。亲人的亡故使人们认识到，每当他们发现要修改一个既定的习惯，比如多摆放一副餐具或是购买两个人的日常食物时，他们都会再次感到锥心的痛苦。责备自己是一种常见的症状，然而悲伤的痛楚使得从长计议更为困难，而不是更容易。而且，悲伤作为一项有用的策略太过极端且持续时间也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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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写道：“要让放任的心智学会逐渐对自然的东西感到奇怪，这样它才会去询问‘为什么’人类的本能行为会如此这般。”尽管这对科学家来说非常在理，但“为什么我们会悲伤”这个问题从常理来看却颇为古怪。如果你对某人的死不感到悲伤，你怎么可能在他活着的时候爱他的呢？这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但在心理上似乎是不可能的；悲伤是爱的另一面。答案可能是：或许悲伤是一种内在的末日武器，一旦关闭便无意义，而只有在作为一种威慑力时才有用。哪些父母没有曾因想到失去孩子的恐惧而夜不能寐？或是一想到孩子故去或丢失的可怕情形，自己就担心得要命？这些想法都是有力的提醒，让我们保护和珍视所爱的人，纵然还有许多其他的需求需要人们去花时间和思考。像所有的威慑力一样，悲伤只有在确定和可怕的情况下才会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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