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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遍的人性》（Human Universals）一书中，人类学家唐纳德·布朗（Donald Brown）将我们截至目前在所有人类文化中发现的特性组合在一起——包括声誉和地位、权力和财富的不均等、财产、遗传、互惠、惩罚、性谦虚、性管制、性嫉妒，男人喜欢年轻的女人做性伴侣，根据性别的劳动分工（包括女人承担更多的孩子抚养责任，男人负责更多的公共政治统治任务），对其他群体的敌意，群体内的冲突，包括暴力、强奸和谋杀。这个清单对于任何熟悉历史、当代事件或文学的人来说，都没有任何奇怪之处。在这个世界上的小说和戏剧中只有少数一些情节例外，学者乔治斯·波尔蒂（Georges Polti）宣称已经将它们全部列出了。在这些所有可能的情节里，有超过80%的内容都可以由敌人这个概念（通常都牵涉谋杀），或是在亲属和爱情上可能会发生的悲剧，又或者以上两种一块儿定义出来的。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的生活故事大多充满了冲突：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孩子、配偶、情人、朋友以及竞争者给予的伤害、罪责和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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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是关于社会关系的心理学。姑且不论大同时代，这里所说的社会关系心理学基本上意味着促使我们彼此间产生冲突的天生动机。既然我们的大脑是由自然选择塑造的，它很难长成其他样子。自然选择是由基因的相互竞争而驱动的，基因为能够表现在下一代上而彼此竞争。繁殖导致后代按几何级数增长，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不是一代中存活的所有有机体都能在之后几代繁衍出后代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有机体的繁殖是以另一些有机体为代价的。如果一个有机体吃了一条鱼，这条鱼就不能再被其他有机体吃掉。如果一个有机体与另一个有机体交配，它就否决了与第三个有机体共担父母职责的机会。每一个在今天还生存的人，在他们前面都存在着数以百万计世代的祖先，而尽管这些祖先当中的每一个人当初都是生存在前面所述的这些限制之下，但他们还是成功地完成了繁衍的目的。这意味着，今天每一个人的存在都要归功于他们作为胜利者的祖先，而今天存在的每一个人，至少在某些情形下，都是为了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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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人（或是任何其他动物）都有一种侵略性的欲求必须发泄出来，或是有一种无意识的死亡意愿、贪婪的性驱力、占据领地的倾向、嗜血的渴求，或其他常常被误认为等同于达尔文主义的残酷本能。在电影《教父》中，索洛佐对汤姆·哈根说：“我不喜欢暴力，汤姆。我是一个商人。鲜血是一笔昂贵的费用。”即使是在最严酷的竞争中，有智慧的有机体也必须是一个战略家，能够评估他的目标能否通过撤退、和解或彼此共存的方式得到最佳实现。正如我在第5章中所解释的，是基因而不是有机体必须去竞争或者死亡；有时，基因的最佳策略是设计合作的有机体，是的，甚至去冲他们的兄弟微笑以及彼此相亲相爱。自然选择并不禁止合作和慷慨；它只是使得它们成为很难的工程问题，就像立体视觉。构建一个具有立体视觉的有机体的困难，并没有阻止自然选择在人类身上安置立体视觉，但是，如果我们以为它只是随着双眼的转动自然就能做到，而没有去寻找实现这一功能的复杂神经设计的话，那我们将永远无法理解立体视觉。与之类似，构建能够合作和慷慨的有机体的困难，并没有阻止自然选择在人类身上安置合作和慷慨，但如果我们以为它们是随着群居生活而来的，那我们将永远无法理解这些能力。社会性有机体，特别是人类，所搭载的“计算机”应当运行复杂的软件程序，用以评估当前的机会和风险，并相应地进行竞争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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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物种的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不一定会导致让记者和社会科学家们所害怕的一项保守党的政治议程。有些人担心，如果我们的动机使我们与他人发生冲突，盘剥和暴力将会在道义上被正名；既然它们如此糟糕，那么冲突最好从我们的本性中去除。这种推理当然是错误的：没人说，本性必须是好的，而且人们想做的也并不必然就是他们应该做的。另一些人担心，如果冲突的动机是不可避免的，试图减少暴力和盘剥的努力将会是徒劳的；我们当前的社会安排应当是我们所能希望的最佳安排。但这其实也不合逻辑。在现代西方社会中，谋杀率（每年每百万人）从20世纪前半叶冰岛的0.5，到目前大多数欧洲国家的10，到加拿大的25，再到美国和巴西的100不等。在我们面临是否能将谋杀率减少至零的学术问题之前，已有足够的实际操作空间来降低谋杀率。此外，有多种方式可以减少冲突，而不是梦想着一个充满无歧视的爱的金色未来。所有社会里的人不仅会实施暴力犯罪，但也会强烈谴责犯罪。所有地方的人都会采取措施减少暴力冲突，比如惩戒条款、赔偿、谴责、调解、流放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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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这些讨论能冲击到你的固有成见，这样我就可以继续这一章的内容。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相信，人们有时候会将他人的利益放在一边的这个事实，而是要试着解释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这就是正确的。但有时，必须要明确说出成见。冲突是人类生存状况的必然部分，尽管这有些老生常谈，但仍与一些时髦的观点相抵触。有种表述将社会关系的依附、约束和凝聚性比作胶水。另一种观点则假设是我们不假思索地扮演着社会赋予我们的角色，社会变革是对角色的重新改写。我怀疑，如果你要求一些学术界和社会批评人士表达自己的观点，你会发现他们观点中的乌托邦意味不会比查尔斯·赖克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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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心智是由自然选择设计的计算器官，那么我们的社会性动机则应当是根据我们所参与的竞争手段量体裁衣的策略。人们应当对亲属与非亲属，对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情人、伴侣、熟人、朋友、对手、联盟和敌人，都有着明显区别的思想和感情。下面我们来顺次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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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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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着你的兄弟微笑。”年轻血液乐队这样唱道。“人类的兄弟之情。”约翰·列侬（John Lennon）这样唱道。当我们谈到善行，我们用与亲缘有关的语言。我们的天父、上帝父亲、神父、圣诞（之父）老人、父亲般的长者、爱国主义（大地恩情）。母国、教会母堂、女修道院院长（嬷嬷）、母亲之情与苹果派、母系。亲兄弟、黑人兄弟、战友兄弟、兄弟情谊、庙堂兄弟情、教友弟兄、大学兄弟会。姐妹情谊、姐妹城市、灵魂姐妹、慈善修女会会员、女生姐妹联谊会。人类大家庭、犯罪家族、一个欢乐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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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缘关系的隐喻传递着一个简单的信息：善意地对待某些人，就像对待你的血缘之亲一样。我们都能理解这个预设前提：亲缘之爱是自然而然的；非亲缘之爱则不然。这是一个社会性世界的基本事实，指导着我们从小到大的成长，乃至帝国和宗教的兴衰。对其的解释是直截了当的：亲属间共有的基因要比非亲属间多得多。因此，如果一个基因使得一个有机体令一个亲戚受益，那么它使自己的一个复制因子获益的可能性也很大。有了这样的优势，帮助亲属的基因的数量就会在代际之间增加。动物王国的绝大多数利他行为都是使施与者的亲属受益。亲属导向的利他行为的最极端例子就是像蚂蚁、蜜蜂这样的社会性昆虫，其中，单个工蚁/工蜂将它们的一切都奉献给了所在的群体。它们永远不能繁衍后代，会用自杀性的策略保卫其群体，比如朝入侵者喷出有毒的化学物质而这却会毁掉自身，或者用毒刺蜇敌人而毒刺拔出时自己的身体也随之分裂。这种奉献很大程度上缘于一种不寻常的遗传系统，使得它们与姐妹们的关系比与自己的儿女（如果有的话）的关系更为紧密。通过保卫群体，它们帮助母亲们繁衍姐妹，而不是繁衍自己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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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不能彼此打电话联系或是直接操控对方的行为。在人类中，“亲缘利他行为”和“使一个人的基因受益”是对两组心理设施的简略表达：一个是认知的，一个是情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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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具备学习其家族谱系的愿望和能力。家谱学（genealogy）是一种特殊的知识。第一，其关系是数字式的。你要么是某个人的母亲，要么不是。你可以有80%的把握确信比尔是约翰的父亲，但这不等同于认为比尔是约翰80%的父亲。当我们讲到半兄弟时（half-brother），每个人都知道这指的是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第二，亲戚是一种关系。没有人是单纯的父亲或姐妹，他们必须是某个人的父亲或姐妹。第三，亲戚是拓扑网状的。每个人都是一个网中的一个结点，这个网的连接由父母身份、辈分和性别来界定。亲戚关系的术语是可以从这个网的几何和标记中读取的逻辑表述。例如，“平行表亲”是指一个人的父亲的兄弟的孩子或者母亲的姐妹的孩子。第四，亲戚是独立的。年龄、出生地、熟悉程度、地位、职业、星座，还有所有其他我们可以用来将人归类的类别，都与亲缘类别处于不同的平面，而且在我们计算亲缘关系时无须参照这些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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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人痴迷于亲属关系。在世界各地，当人们谈论自己时，他们都会首先讲到自己的出身和家庭联系。在许多社会中，特别是在前农业文明群体中，人们会不假思索地说出他们的一长串家族谱系。而对于被收养者、儿童难民或是奴隶的后裔来说，对生物亲缘关系的好奇能够成为一生追寻的驱动力。（企业家们希望利用这一动机，他们寄送一些由计算机印出的明信片，称可以提供服务追溯史蒂芬·平克的祖先，找到平克的家族印鉴和盾形纹章。）当然，人们一般不会去检测彼此的DNA，而是会通过间接的方法评估亲属关系。许多动物是通过嗅觉。人类则通过几种信息：和谁一起长大的，谁和谁相像，人们如何相互交流，可靠的来源怎么说，以及从其他的亲属关系中可以用逻辑推断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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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知道了我们是如何与其他人相关的，亲属关系心理学的另一个成分就破门而入了。我们会对亲戚们感受到一定程度的团结、同情、容忍和信任，并添加到我们对他们本来就有的其他感受上去。（据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歌描述：“家，就是一定程度上你不必配得上的东西。”）这种人们对亲属多加的良好意愿是根据一种情感来定量发放的，这种情感反映了善行有助于亲戚传播自己基因的副本。而这又取决于该亲戚与自己在家族谱系中的亲密程度、人们对这种亲密的信心，以及这种善意对亲戚繁殖前景的影响（这依赖于年龄和需要）。所以，父母爱他们的孩子甚于其他任何人，表（堂）兄弟姐妹彼此相亲相爱，但程度不如亲兄弟姐妹之间的情谊等。当然，没有人会鼓捣遗传和精算数据，然后决定爱多少。相反，亲缘之爱的心理程序在演化过程中得以校准，这种爱与祖先环境中的概率相关，即爱的行为会使基因传播因爱而受益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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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或许会认为这只不过是血浓于水的老调重弹。但在当今的学术界，这种提法是一个令人骇异、激进的论点。一个想要从社会心理学教科书中了解人类相互交流影响的火星人，会对人类对待他们的亲戚和对待陌生人之间的差异一无所知。一些人类学家认为，我们的亲缘感与生物相关性毫无干系。女性主义学者和咖啡馆知识分子的传统智慧会得出一些令人惊讶的结论：丈夫、妻子和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是在过去的若干世纪和非西方世界中不为人知的历史性异常行为；在原始部落中，婚姻是不常见的，人们的性关系混乱且杜绝嫉妒心；在整个历史中，新郎和新娘在他们的婚姻中没有发言权；浪漫之爱是中世纪普罗旺斯的行吟诗人所发明的，它是由骑士对已婚女子的通奸之爱组成的；小孩曾经被认为是微型的成人；在古代，孩子的死亡率很高，以至于母亲对丧失孩子都不会受太大的影响；对孩子的关爱是最近的发明。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血的确浓于水，只要有人类存在的地方都不可能免受我们这一部分心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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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社会中，家庭都是重要的，家庭的核心是母亲和她生物意义上的孩子。所有的社会都有婚姻。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公开达成一种联盟，其基本目标是为了孩子；男人有“权利”在性方面独占女人；双方都有义务为他们的孩子做出投资。具体细节往往会因所在社会的血缘关系模式而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当男人确信他们是他们妻子的孩子的父亲时，核心家庭就形成了，通常是在丈夫的扩展血亲附近。在一些较少数的社会中，若男人对此不太确信（例如，当他们较长时间离开去服兵役或从事农活时），核心家庭就居住在离母亲亲属较近的地方，而孩子们主要的男性捐助人是他们最近的血亲，即他们的舅舅。即使那样，生物血缘上的父亲身份也是被认可和看重的。双方的大家庭都从婚姻和孩子中获益，孩子对父母双方大家庭都感觉团结一致，哪怕正式的出身规则只认可其中一方（正如我们自己的姓可以根据父系的家庭估计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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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女人住在她们的亲戚附近并让男人也搬过去时通常会过得更好，因为她们周围有父亲、兄弟和叔伯，可以在她们与丈夫发生纠纷时赶来援助。这种动态关系形象地反映在电影《教父》中，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扮演的角色的儿子桑尼·柯里昂当他发现他的妹夫殴打他妹妹时，几乎杀了他的妹夫。生活在20年后复制了电影情节，现实生活中白兰度的儿子克里斯蒂安·白兰度（Christian Brando），当发现他妹妹的男朋友殴打她时，就真的杀了那个男人。当女人不得不离开自己家而住在丈夫家附近时，她的丈夫就有可能残酷地对待她而免于惩罚。在许多社会中，姑（姨）表亲之间的婚姻是受到鼓励的，而这种婚姻也相对和谐，因为丈夫与妻子之间的争吵通常被他们彼此间作为血亲的同情所缓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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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谈论父母之爱与生物血缘关系的相关性是不礼貌的，因为这听起来像是对许多收养子女和继子（女）的父母的诋毁。夫妇双方当然都爱他们收养的孩子；如果他们不是异乎寻常地愿意承担责任，模拟自然的家庭情形，他们开始就不会收养。但是继父母家庭则有所不同。继父母寻找的是一个配偶，而不是孩子；孩子是作为达成婚姻契约的一项成本。继父母的声名不佳，甚至在《韦氏大词典》中，“继母”的两个定义中的一个就是这样写的：“没有付出适当关爱或关注的人。”心理学家马丁·达利（Martin Daly）和马戈·威尔逊（Margo Wilson）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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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继父母的负面特征化绝不是我们的文化所特有的。参阅斯蒂斯·汤姆森（Stith Thompson）的大部头《民间文学主题索引》（Motif-Index of Folk Literature）的民俗学者会碰到这样精炼的概要，如“恶继母命令继女去死”（爱尔兰神话故事），还有“恶继母在商人丈夫不在时令继女工作至死”（印度）。为方便起见，汤姆森将继父的故事分为两类：“残暴的继父”和“色情贪婪的继父”。从爱斯基摩人到印度尼西亚人，几十个传说故事中，继父母没有一个不是坏蛋、恶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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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利和威尔逊注意到，许多社会科学家推测，困扰继父母子女关系的难题是由于“残暴的继父母的神话传说”所造成的。他们问道，那为什么在这么多文化中，继父母就同样都是被诽谤中伤的目标呢？他们自己的解释则更为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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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姑娘故事的普遍性……确实反映了人类社会某种基本的、经常性的紧张状态。女性在人类历史中一定是常常连同未成年的孩子一起被抛弃的，父亲和母亲常常过早地鳏寡独居。如果幸存者希望组成新的婚姻家庭，那么孩子则会成为问题。在提科皮亚人和亚诺马莫人中，丈夫要求他的新妻子和前夫生的孩子去死。其他的解决办法包括将孩子留给绝经后的母系亲属，以及利维拉特婚姻中一种广为流行的风俗：寡妇和她的孩子被死去男人的兄弟或其他近亲所继承获得。在缺乏这类安排时，孩子们不得不作为继子（女）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来照看，而看护者对这些孩子幸福与否并不特别在意。所以，孩子们当然有理由感到惊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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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对情绪健康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研究中，只有1/2的继父和1/4的继母称他们对继子女有“为人父母般的感情”，而称“爱”继子女的人则更少。无数关于重新组建家庭的通俗心理学著作都围绕着一个主旨：应对敌意对抗。许多专业人士建议，存在敌意对抗的家庭应当放弃复制一个生物血亲家庭的理想。达利和威尔逊发现，继父母的身份是指认虐待儿童最有力的风险因素。在最严重的虐待——杀人案中，一个继父母比一个亲生父母杀死年幼孩子的可能性要高40～100倍，即使考虑到了一些可能的干扰因素也是如此——贫穷、母亲的年龄、倾向再婚的人的性格特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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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父母并不比其他任何人更残暴。为人父母在所有人类关系中以其单方面性而尤显独特。父母给予；孩子接受。出于显而易见的演化原因，人们生来就想要为自己的孩子，而不是为任何其他人做出这些牺牲。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更糟的是孩子们生来就要求成人承担关爱而做出牺牲，这就使得那些除父母和近亲之外的人深感厌烦。作家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说：“我爱孩子，特别是当他们哭时，因为那样就有人把他们带走了。”但如果你是和孩子的父母结婚，则没有人会把他们带走。继父母对于继子女的冷漠，甚至敌意，只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自然反应而已。而亲生父母的那种永无止境的耐心和慷慨才是特别的。这一点不应当减少我们对许多善良继父母的感激之情；如果有的话，就应当将其发扬光大，因为他们才是极其善良且乐于自我牺牲的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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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有人说，你更可能被家里的一个亲戚而不是街头的劫匪杀死。这在任何对演化理论有所了解的人听来，都很可疑，而且它也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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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意谋杀的统计数字是人类关系理论的一项重要证据。正如达利和威尔逊所解释的，“杀死一个人是终极的冲突解决技术，我们的祖先早在他们成为人之前就发现这点了”。杀人不能被当作是一个病态心理或病态社会的产物而轻易注销。在大多数情况下，杀人是未经计划的，也并非出于本意；它是一个逐步升级战斗的灾难性顶点，其中的紧急应对措施实施得过了头。每一次杀戮的背后都必定有无数次冷静下来的争论和无数次没有实施的威胁。这使得谋杀成为对冲突及其原因的最佳鉴定。不同于那些程度较轻的冲突，只能通过参与者敷衍了事的报告才能发现；他杀留下来的是一个失踪的人或是一具死尸，这是很难被忽略的，蓄意谋杀案都要经过仔细认真的调查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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