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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是虚构亲属的一个最熟悉的例子：虚构亲属指的是亲属但遗传上不相关的人，但他们能感受到通常亲属之间才能感受到的情感。生物学家理查德·亚历山大（Richard Alexander）指出，如果配偶是忠诚的，如果双方都是代表婚姻家庭中的孩子而不是其他血亲而行动，如果婚姻对双方都是终身的，那么夫妻双方的基因遗传利益就是相同的。他们的基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连接在孩子身上，对婚姻中一方有好处的事情必然对另一方也有好处。在这种理想化的条件下，婚姻之爱应当比任何其他种类的爱都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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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人们的血亲确实会表现出一些忠诚，但没有人能确定配偶是100%忠实的，这种确定远小于对配偶永不会背弃或死去的确定程度。在一个心智简单的物种中，配偶之爱的强度大概被设定在某个中等适宜的水平，并反映出任人唯亲、不忠行为、背弃和鳏寡生活的总体概率。但人类对婚姻的细节很敏感，并针对性地在情绪上做出相应的微调。公婆或岳父母、不忠、继子女是婚姻主要的冲突来源，这并不令生物学家感到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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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配偶双方的基因是相互关联的，而两方也都与他或她各自的亲属共享基因，所以亲属对于这对配偶的婚姻既有兴趣也攸关利益[19]。如果你儿子娶了我女儿，我们基因的运气部分地与我们共同的（外）孙子/女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对你好的对我也好。婚姻使得姻亲成为天然的联盟，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文化中，婚姻是两个家族间的联盟，而不仅仅是配偶双方联盟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当父母对成年子女具有权威时，就像在所有文化中他们一直都拥有的那样，孩子是极好的交易物品。既然我的孩子们不想彼此之间结婚，你又有我需要的东西——我孩子的配偶，因而嫁妆和聘礼在人类文化中十分普遍，尽管像地位和与第三方冲突时表现出效忠也是交易时要考虑的因素。像所有的商业交易一样，成功地出售或交易子女证明了各方的诚意，使得他们在未来更加可能相互信任。所以，姻亲既是基因遗传上的合作伙伴，也是生意上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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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眼光长远的父母来说，应当仔细认真地选择姻亲关系。父母不仅要评估未来亲家的资产和诚信度，还应估量随着（外）孙子/女共同遗传利益而免费搭送的美意是否会用到最佳用途上。它可能要被浪费在本已安全的联盟或不能改变的对手身上，但也可能极大地改善相互有一定共同基础的氏族关系。策略性地匹配是亲缘心理学的一个结果，另一个结果是有关谁能和谁结婚的规则。在许多文化中，和自己的交叉（堂）表亲结婚是被鼓励的，而和自己的平行（堂）表亲结婚则是被禁止的。交叉（堂）表亲是你母亲兄弟的孩子或是你父亲姐妹的孩子；平行（堂）表亲是指你母亲姐妹的孩子或你父亲兄弟的孩子。这有什么区别呢？设想最常见的包办婚姻，即在有亲戚关系的男性氏族之间交换女儿，想象一下你自己为在几个（堂）表兄弟（姐妹）之间选择与谁结婚而大费脑筋（你是男是女没有关系）。如果你娶（嫁）你的交叉（堂）表亲，你的婚姻是与一个已证实的交易伙伴在交换：你自己的家庭（由你爷爷主持的家庭）以前曾与这个氏族交换过新娘（你母亲和你姨母）。如果你娶（嫁）的是你的平行（堂）表亲，要么你的婚姻是氏族内部的，（如果你父亲和你未婚妻〈夫〉是兄弟），因而没带来任何外部物品，要么你是在与一个陌生氏族的成员结婚（如果你母亲和你未婚妻〈夫〉的母亲是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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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阴谋策划产生了两个现代亲缘关系神话：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对自己和谁结婚没有发言权；亲属关系与遗传的相关程度没有关系。第一个神话的可信之处在于，任何地方的父母都会尽可能地运用自己所能发挥的权力来影响他们的孩子同谁结婚。但是，孩子并不会被动地接受父母的选择。任何人对自己想与谁结婚都有着有力的情绪表达——即浪漫之爱。订婚往往表现出父母和孩子之间尖锐的意愿冲突。即使父母有最终的决定权，孩子也会夜以继日地游说父母，以便其了解自己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几乎总是会影响决策。肖洛姆·阿莱赫姆（Sholem Aleichem）的《泰维埃与他的女儿们》（Tevye’s Daughters，改编为音乐剧《屋顶上的小提琴手》）中的场景表达的就是这种冲突，而类似的场景也见于世界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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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的私奔，是父母的不幸。关乎一生的交易或策略机会也许就此付诸东流。更糟糕的是，如果父母在多年前就对此婚姻许下诺言——这往往经常发生，因为孩子的出生时间不同，而交易必须等到孩子都达到可结婚的年龄才能达成——父母如今无可交易了，只好寄望于高利贷的怜悯了。或者父母碍于他人的眼光，去为出走的孩子购买一个配偶。因子女出走而无法履行婚姻协议是传统社会中世仇和战争的主要原因。由于利益如此攸关，难怪父母一代总是传教说，浪漫之爱是愚蠢可笑的或者根本就不存在。那些下结论说浪漫之爱是中世纪行吟诗人或是好莱坞编剧的新近发明的知识分子，只不过是轻信了这种教条宣传的表面说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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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将虚构亲属视为是亲缘关系与生物学无关的证据的人同时也接受另一个官方学说。婚姻规则的一个大问题是有时一个孩子可能会没有符合条件的配偶。——比如强制实行交叉（堂）表亲之间的通婚，会导致一个群体的年龄和性别混合有所波动，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在这些规则下，挑战在于如何能既照其行事，而又不使之成为闹剧。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就是重新界定谁与谁有关系。一个符合条件的单身汉可以被称作是交叉（堂）表亲，即使家谱图并不这样说，这样就能使得一个女儿免于孤独终老，而又没有为其他孩子开可以任意选择喜欢的人结婚的先河。但在本质上，没有人会被这些维护面子的方法所愚弄。还有一种类似的虚伪行为适用于另一种虚构亲属。由于亲缘情感是如此强烈，控制者会试图通过将非亲属称呼为非亲属的亲属，从而增强非亲属间的团结。这种策略自古以来屡见不鲜，从部落首领到现代传道者，再到感情丰富的摇滚歌手。但即使在最郑重地公开认同虚拟亲属的部落，如果你私下里追问某个人，他会承认谁和谁其实并不是他的兄弟或（堂）表兄弟。当人们在争议中露出本色时，这种本色将会与血缘亲属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虚构亲属联系在一起。许多现代父母会告诉他们的孩子将家庭的友人称呼为叔叔和阿姨。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和我的朋友们常把他们称作是我们的假叔叔和假阿姨。而孩子们通常也会更加坚决地抗拒普遍的压力，不叫他们的新继父母为爸爸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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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亲缘情感甚至塑造出了最大的社会。父母之爱甚至能够通过赠予礼物和继承延伸到几代人之后。父母之爱引出了政治的最基本悖论：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同时保持公正、自由和平等。如果它是公正的，更努力工作的人就能积累得更多。如果是自由的，人们会将他们的财富交给他们的孩子。但那样就不可能是平等的了，因为有些人会继承到遗产，而有些人则没有。自从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让人注意到这种交替取舍关系，绝大多数政治意识形态都可以根据它们对这些理想所采取的立场来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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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缘团结的另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是，家庭是一个颠覆性组织。这个结论公然对抗认为教堂和国家一直是家庭的坚定维护者的右翼观点，以及认为家庭被设计用来压迫女性、削弱阶层团结和制造易控制消费者的资产阶级的、由男性主宰的机制的左翼观点。记者费迪南·芒特（Ferdinand Mount）记录了历史上每一次政治和宗教运动都是在寻求削弱家庭。原因很明显，家庭不仅会与其他机构竞争一个人的忠诚，而且还是一个有着不平等优势的竞争对手：亲戚间生来就比同志间更加关心彼此。他们相互之间赠予裙带关系的收益，原谅通常会消极影响其他组织的日常摩擦，毫无顾虑地对成员的错误行为加以报复。纳粹主义以及其他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总是要求一种新的、“高于”家庭维系并与之相反的忠诚。宗教从早期的基督教到统一教会都是如此（“我们现在是你的家人了！”）。《马太福音》中，耶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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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认为我是来带给世界和平的：我来不是要带来和平，而是要带来纷争。因为我来是要叫人与父亲分歧，女儿与母亲分歧，儿媳妇与婆婆分歧。一个人的敌人将是他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甚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甚过爱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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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耶稣说“让小孩子们到我这里来”时，他是在说他们不应当到他们的父母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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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宗教和国家最终认识到，它们不得不与家庭共同存在，但它们竭尽所能控制家庭，特别是那些最有威胁性的家庭。人类学家南希·桑希尔（Nancy Thornhill）发现，在大多数文化中，创造禁止乱伦的法律并不是为了处理兄弟姐妹的通婚，兄弟姐妹一开始就不想结婚。尽管兄弟姐妹乱伦可以包含在禁令之内并有助于使禁令合理化，但该项法律的真正目标是禁止那些威胁到法律制定者利益的婚姻。法律禁止关系较远的亲戚，如（堂）表兄弟姐妹之间通婚，这是由等级社会的统治者制定颁布的，旨在阻止财富和权力聚集到家庭中，可能会伤害未来的对手。人类学家劳拉·贝齐格（Laura Betzig）解释了中世纪教堂对性和婚姻的统治也是反对家族式王朝的武器。在封建社会的欧洲，父母无法将地产分为均等的几份遗赠给所有的孩子。小块土地不能再细分给每一位后代，否则太小的土地就没有用了，土地的所有权只能落在一位继承人身上。长子继承制的惯例就应运而生了，所有的东西都归最年长的儿子所有，其他的儿子们要自己上路追寻各自的生活，往往是加入军队或是教会。因此，教会中满是些得不到继承权的年轻儿子们，他们控制了婚姻的制定规则，使得财产所有者和持有者们难于保有合法的继承者。如果他们死后无子，财产所有权将会归到本没有继承权的兄弟或者他们所服务的教会那里。根据他们制定的法律，一个男人不能与没有孩子的妻子离婚，不能在她们还在世时再婚，不能领养继承人，不能与比第七重（堂）表姐妹还近的女人生育具有继承权的孩子，或不能在不同的特殊日子行房事累计超过半年。亨利八世的故事提示我们，大量的欧洲历史都是在围绕着试图利用家庭感情来谋取政治收益——战略性婚姻来争取有继承权的且有权势的人，与试图阻止他们达到目的的另一些有权势的人之间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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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与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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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由自然选择而设计的有机体而言，留下后代是其存在的理由，也是所有辛劳和奋斗的目标。父母对孩子的爱应当是巨大的，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但它不应当是没有边界的。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发现了遗传对家庭心理学的一个微妙但深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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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物种中，父母将自己50%的基因遗传给每一个子女。在下一代中最大化基因数量的一个策略就是，尽可能快又多地繁衍婴儿。大多数有机体都是这么做的。但婴儿有机体比成年有机体更易受伤害，因为他们很小又缺乏生存经验，在大多数物种中，大多数婴儿都没能活到成年。所有有机体因而面临着一个分配自己时间、卡路里和风险的“选择”：是照顾一个现有的子女提高其存活概率，还是快速制造出大量新的子女让他们自谋生计。根据物种具体所处的生态环境和身体构造的不同，每种策略在遗传上都可能是有利可图的。鸟类和哺乳类动物选择照顾它们的子女，哺乳动物甚至演化出器官，从自己身体里虹吸出营养并包起来供子女食用——称作乳汁。鸟类和哺乳类动物为子女投入卡路里、时间、风险和自己身体的损耗，其回报体现在子女预期寿命的延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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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上，父母可以走得更极端些，终生照顾自己的初生儿——比方说，喂它哺乳直到父母因年迈而死去。但这样做没什么意义，因为在某个时候，转化为乳汁的卡路里可以更好地用到养育和哺乳另一个新生子女身上。随着初生儿的逐渐长大，每一克额外的乳汁对其生存也越来越不重要，新生儿会变得越来越强壮，并足以自己寻觅食物。因此，年纪更小的子女便成了更好的投资对象，所以母亲就应该给年纪大的子女断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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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应当将投入从年长的孩子转到年幼的孩子身上，尤其当这样做为年幼孩子带来的收益超过年长孩子所承担的成本时。这种推测是基于两个孩子与父母同等相关的事实。但这种估算是从父母的角度来说的，第一个孩子则不这么看。他有50%的基因与他的弟弟或妹妹相同，但他与自己共享着100%的基因。他所关心的是，父母应当继续为他投入，直到弟弟妹妹从对他们的投入中获得的收益两倍于他所承担的成本。父母的遗传利益与孩子的遗传利益就此分歧。每个孩子想要的父母关爱都比父母愿意给予的要多，因为父母想对所有的孩子都给予相同的投入（相对于他们的需要而言），而每个孩子都想要父母给自己的投入更多一些。这种紧张状态被称为父母-子女冲突。本质上，这是一种兄弟姐妹之间的对抗：兄弟姐妹之间竞争获得父母的投入，而父母最高兴的情况则是每个孩子都能接受相对于各自需要的同样比例的投入。但兄弟姐妹间的这种对抗也可能和父母产生。从演化的意义上讲，父母不向一个孩子投入全部的唯一原因就是他想把投入留给将来的孩子。一个孩子与其父母的冲突实际上是与未出生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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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断奶的冲突。若母亲将卡路里转化为乳汁，就不能用来生育新的孩子，所以养育抑制了排卵。在某些时候，哺乳动物母亲给她们的幼崽断奶，这样她们的身体就能准备好再生育一个孩子。当它们这样做时，幼兽就会不断吵闹，纠缠母亲使其不忍拒绝，这样在接受断奶前还可以再吃上几个星期或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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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安慰我的一个同事时提到了父母-子女冲突的理论，这位同事的小儿子出生后，他两岁的大儿子变得非常讨人厌。他却不耐烦地说：“你说半天的意思就是，人都是自私的！”由于好几个星期睡不好觉，他这样误解我的意思还是可以被谅解的。很显然，父母不是自私的；父母是已知的宇宙中最不自私的生物了。但他们也不是无限度的无私，否则孩子的每一次哭闹和耍性子在他们听起来都是仙乐飘飘了。同时，这个理论也不是说孩子就完全是自私的。如果是的话，他们就会谋杀每个新出生的兄弟姐妹，从而使父母所有的投入都转给他们自己，而且会要求终生被哺乳。他们没这样做是因为他们部分地与他们现在和将来的兄弟姐妹有关联。一个孩子谋杀他新出生妹妹的基因同样也有50%的概率毁坏了他自己基因的复制品，在大多数物种中，这样做的成本超过了独占母亲乳汁的收益。（在有些物种中，比如像斑鬣狗和一些猛禽，其成本没有超过收益，兄弟姐妹确实会互相残杀。）使得一个15岁的孩子仍然想要被哺育的基因会使母亲没有机会在其他兄弟姐妹身体中制造这个基因的新复制品。这两种成本都超过了两倍的收益，所以大多数有机体的心中都挂念着其兄弟姐妹的利益，尽管相对于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言要打些折扣。这个理论的要点不在于孩子们想要或是父母不想给，而是孩子们想要的要多于他们的父母想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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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子女冲突在子宫里就开始了。怀着孩子的母亲仿佛笼罩着一团抚育与和谐的光芒，但在满面红光下，其身体内正进行着巨大的争斗。胎儿正努力在母亲体内掘取营养，以减弱母亲未来生育新孩子的能力为代价。母亲则是个环境保护主义者，试图保存身体以供后来的子嗣之用。人类胎盘是胎儿的一个组织，用于侵入母亲身体、接入她的血管。通过它，胎儿会分泌出一种荷尔蒙，与母亲的胰岛素相连，提高母亲的血糖水平以供胎儿自己使用。但由此导致的糖尿病会累及母亲的健康，而随着演化的进程，母亲通过分泌更多的胰岛素进行回击，从而促使胎儿分泌更多的荷尔蒙与胰岛素相连，以此类推，直到荷尔蒙浓度达到它们通常浓度的1000倍。生物学家大卫·黑格（David Haig）首先注意到怀孕期的父母-子女冲突，他指出，升高的荷尔蒙水平就像升高的嗓音，这是一个冲突的标志。在类似的拔河争夺中，胎儿增加母亲的血压，强行获得更多的营养，却以母亲的健康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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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冲突一直持续到婴儿的出生。母亲的第一个决策就是要不要让新生儿死去。杀婴现象出现在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中。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达尔文主义自杀的形式，并证明了其他文化的价值观与我们的文化无法相提并论的。达利和威尔逊证明了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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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物种的父母都面临着一种选择，即是否持续对新生儿给予投入。父母的投入是宝贵的资源，如果新生儿可能会死去，哺育它直到羽毛长齐就像花钱打水漂一样没有意义。时间和卡路里可以更好地用于哺育其他子女，重新养育新子女或等待情形变好。所以，大多数动物都会听任它们营养不良或生病的子女死去。人类的杀婴也基于类似的计算。在原始人群中，女性大约在快20岁时生下她们的第一个孩子，在之后营养匮乏的4年根据需要养育孩子，之后会有许多孩子在未成年之前就死去。如果一个女人幸运的话，她可以将2～3个孩子一直养大到成年。（外）祖父母的一大群孩子使农业导致了历史性畸变，因为农业为母亲的乳汁提供了替代品。即使只是将少数孩子养大成人，母亲也得做出艰难的选择。在世界上的各种文化中，女性会任由婴儿死去，如果婴儿的生存概率很低的话：在孩子是畸形、双胞胎、没有父亲或父亲不是这个女人的丈夫时；以及母亲年纪还很小（所以还有尝试机会），缺乏社会支持，新生儿是在上一个孩子出生不久就有的，年长的孩子带来太多负担，或者是养育这个孩子会导致处于绝望的境地（如饥荒）时。在现代西方社会，杀婴行为也是类似的。有统计数字表明，任她们的婴儿死去的母亲都比较年轻、贫穷并独身。虽然有许多种解释，但在此方面与世界上其他文化的一致性不太可能是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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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婴的母亲并非狠毒无情，即使在婴儿死亡率很高时，人们也绝不会随意处置生命。母亲经历自己的杀婴行为就是一场无法避免的悲剧。她们为孩子感到悲痛，并且终生回忆起来都会心怀痛楚。在许多文化中，人们试图疏远与新生儿的感情，直到他们确定这个婴儿能存活下来。他们可能对婴儿不加触摸、不起名或者不授予法律认可的身份直到危险期结束，这很像犹太人的洗礼和割礼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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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母亲的情绪会驱使她做出保留婴儿还是任其自生自灭的决定，而她的情绪又会受到这些经过精确计算的事实的影响。产后抑郁已经被认定是一种由于分泌荷尔蒙而造成的妄想症，但正如对所有复杂情绪的解释，人们必须提出疑问：为什么大脑会做此设计，从而让荷尔蒙发挥它的效应。在大多数人类演化史中，新妈妈有充分的理由停下来做出判断。她要面临着在一个确定的悲剧和几年后可能更大的悲剧之间做出决策，这个抉择不是那么容易下的。即使在今天，一个抑郁新生儿母亲典型的反复思量——我将如何应对这个负担，也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新任母亲的这种抑郁在世界上另一些地方表现得更为严重，甚至会导致母亲的杀婴行为，这种恶劣情形包括贫穷、婚姻冲突以及母亲单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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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刻板印象认为，如果女人在婴儿出生后的一个关键期和他或她相互交流，那么她就会与孩子建立终生的情感依赖，所谓“纽带”的情感反应也一定比这种刻板印象更为复杂，就像《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中小精灵的捉弄对象，热恋上了它们醒来后看到的第一个人。母亲似乎从最初的对婴儿及其当时前景的冷静判断，到大约一周后将婴儿视为独特的、美妙的个体，再到之后几年中培养起逐渐浓厚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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