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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缘团结的另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是，家庭是一个颠覆性组织。这个结论公然对抗认为教堂和国家一直是家庭的坚定维护者的右翼观点，以及认为家庭被设计用来压迫女性、削弱阶层团结和制造易控制消费者的资产阶级的、由男性主宰的机制的左翼观点。记者费迪南·芒特（Ferdinand Mount）记录了历史上每一次政治和宗教运动都是在寻求削弱家庭。原因很明显，家庭不仅会与其他机构竞争一个人的忠诚，而且还是一个有着不平等优势的竞争对手：亲戚间生来就比同志间更加关心彼此。他们相互之间赠予裙带关系的收益，原谅通常会消极影响其他组织的日常摩擦，毫无顾虑地对成员的错误行为加以报复。纳粹主义以及其他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总是要求一种新的、“高于”家庭维系并与之相反的忠诚。宗教从早期的基督教到统一教会都是如此（“我们现在是你的家人了！”）。《马太福音》中，耶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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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认为我是来带给世界和平的：我来不是要带来和平，而是要带来纷争。因为我来是要叫人与父亲分歧，女儿与母亲分歧，儿媳妇与婆婆分歧。一个人的敌人将是他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甚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甚过爱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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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耶稣说“让小孩子们到我这里来”时，他是在说他们不应当到他们的父母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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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宗教和国家最终认识到，它们不得不与家庭共同存在，但它们竭尽所能控制家庭，特别是那些最有威胁性的家庭。人类学家南希·桑希尔（Nancy Thornhill）发现，在大多数文化中，创造禁止乱伦的法律并不是为了处理兄弟姐妹的通婚，兄弟姐妹一开始就不想结婚。尽管兄弟姐妹乱伦可以包含在禁令之内并有助于使禁令合理化，但该项法律的真正目标是禁止那些威胁到法律制定者利益的婚姻。法律禁止关系较远的亲戚，如（堂）表兄弟姐妹之间通婚，这是由等级社会的统治者制定颁布的，旨在阻止财富和权力聚集到家庭中，可能会伤害未来的对手。人类学家劳拉·贝齐格（Laura Betzig）解释了中世纪教堂对性和婚姻的统治也是反对家族式王朝的武器。在封建社会的欧洲，父母无法将地产分为均等的几份遗赠给所有的孩子。小块土地不能再细分给每一位后代，否则太小的土地就没有用了，土地的所有权只能落在一位继承人身上。长子继承制的惯例就应运而生了，所有的东西都归最年长的儿子所有，其他的儿子们要自己上路追寻各自的生活，往往是加入军队或是教会。因此，教会中满是些得不到继承权的年轻儿子们，他们控制了婚姻的制定规则，使得财产所有者和持有者们难于保有合法的继承者。如果他们死后无子，财产所有权将会归到本没有继承权的兄弟或者他们所服务的教会那里。根据他们制定的法律，一个男人不能与没有孩子的妻子离婚，不能在她们还在世时再婚，不能领养继承人，不能与比第七重（堂）表姐妹还近的女人生育具有继承权的孩子，或不能在不同的特殊日子行房事累计超过半年。亨利八世的故事提示我们，大量的欧洲历史都是在围绕着试图利用家庭感情来谋取政治收益——战略性婚姻来争取有继承权的且有权势的人，与试图阻止他们达到目的的另一些有权势的人之间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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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与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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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由自然选择而设计的有机体而言，留下后代是其存在的理由，也是所有辛劳和奋斗的目标。父母对孩子的爱应当是巨大的，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但它不应当是没有边界的。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发现了遗传对家庭心理学的一个微妙但深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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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物种中，父母将自己50%的基因遗传给每一个子女。在下一代中最大化基因数量的一个策略就是，尽可能快又多地繁衍婴儿。大多数有机体都是这么做的。但婴儿有机体比成年有机体更易受伤害，因为他们很小又缺乏生存经验，在大多数物种中，大多数婴儿都没能活到成年。所有有机体因而面临着一个分配自己时间、卡路里和风险的“选择”：是照顾一个现有的子女提高其存活概率，还是快速制造出大量新的子女让他们自谋生计。根据物种具体所处的生态环境和身体构造的不同，每种策略在遗传上都可能是有利可图的。鸟类和哺乳类动物选择照顾它们的子女，哺乳动物甚至演化出器官，从自己身体里虹吸出营养并包起来供子女食用——称作乳汁。鸟类和哺乳类动物为子女投入卡路里、时间、风险和自己身体的损耗，其回报体现在子女预期寿命的延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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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上，父母可以走得更极端些，终生照顾自己的初生儿——比方说，喂它哺乳直到父母因年迈而死去。但这样做没什么意义，因为在某个时候，转化为乳汁的卡路里可以更好地用到养育和哺乳另一个新生子女身上。随着初生儿的逐渐长大，每一克额外的乳汁对其生存也越来越不重要，新生儿会变得越来越强壮，并足以自己寻觅食物。因此，年纪更小的子女便成了更好的投资对象，所以母亲就应该给年纪大的子女断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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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应当将投入从年长的孩子转到年幼的孩子身上，尤其当这样做为年幼孩子带来的收益超过年长孩子所承担的成本时。这种推测是基于两个孩子与父母同等相关的事实。但这种估算是从父母的角度来说的，第一个孩子则不这么看。他有50%的基因与他的弟弟或妹妹相同，但他与自己共享着100%的基因。他所关心的是，父母应当继续为他投入，直到弟弟妹妹从对他们的投入中获得的收益两倍于他所承担的成本。父母的遗传利益与孩子的遗传利益就此分歧。每个孩子想要的父母关爱都比父母愿意给予的要多，因为父母想对所有的孩子都给予相同的投入（相对于他们的需要而言），而每个孩子都想要父母给自己的投入更多一些。这种紧张状态被称为父母-子女冲突。本质上，这是一种兄弟姐妹之间的对抗：兄弟姐妹之间竞争获得父母的投入，而父母最高兴的情况则是每个孩子都能接受相对于各自需要的同样比例的投入。但兄弟姐妹间的这种对抗也可能和父母产生。从演化的意义上讲，父母不向一个孩子投入全部的唯一原因就是他想把投入留给将来的孩子。一个孩子与其父母的冲突实际上是与未出生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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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断奶的冲突。若母亲将卡路里转化为乳汁，就不能用来生育新的孩子，所以养育抑制了排卵。在某些时候，哺乳动物母亲给她们的幼崽断奶，这样她们的身体就能准备好再生育一个孩子。当它们这样做时，幼兽就会不断吵闹，纠缠母亲使其不忍拒绝，这样在接受断奶前还可以再吃上几个星期或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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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安慰我的一个同事时提到了父母-子女冲突的理论，这位同事的小儿子出生后，他两岁的大儿子变得非常讨人厌。他却不耐烦地说：“你说半天的意思就是，人都是自私的！”由于好几个星期睡不好觉，他这样误解我的意思还是可以被谅解的。很显然，父母不是自私的；父母是已知的宇宙中最不自私的生物了。但他们也不是无限度的无私，否则孩子的每一次哭闹和耍性子在他们听起来都是仙乐飘飘了。同时，这个理论也不是说孩子就完全是自私的。如果是的话，他们就会谋杀每个新出生的兄弟姐妹，从而使父母所有的投入都转给他们自己，而且会要求终生被哺乳。他们没这样做是因为他们部分地与他们现在和将来的兄弟姐妹有关联。一个孩子谋杀他新出生妹妹的基因同样也有50%的概率毁坏了他自己基因的复制品，在大多数物种中，这样做的成本超过了独占母亲乳汁的收益。（在有些物种中，比如像斑鬣狗和一些猛禽，其成本没有超过收益，兄弟姐妹确实会互相残杀。）使得一个15岁的孩子仍然想要被哺育的基因会使母亲没有机会在其他兄弟姐妹身体中制造这个基因的新复制品。这两种成本都超过了两倍的收益，所以大多数有机体的心中都挂念着其兄弟姐妹的利益，尽管相对于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言要打些折扣。这个理论的要点不在于孩子们想要或是父母不想给，而是孩子们想要的要多于他们的父母想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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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子女冲突在子宫里就开始了。怀着孩子的母亲仿佛笼罩着一团抚育与和谐的光芒，但在满面红光下，其身体内正进行着巨大的争斗。胎儿正努力在母亲体内掘取营养，以减弱母亲未来生育新孩子的能力为代价。母亲则是个环境保护主义者，试图保存身体以供后来的子嗣之用。人类胎盘是胎儿的一个组织，用于侵入母亲身体、接入她的血管。通过它，胎儿会分泌出一种荷尔蒙，与母亲的胰岛素相连，提高母亲的血糖水平以供胎儿自己使用。但由此导致的糖尿病会累及母亲的健康，而随着演化的进程，母亲通过分泌更多的胰岛素进行回击，从而促使胎儿分泌更多的荷尔蒙与胰岛素相连，以此类推，直到荷尔蒙浓度达到它们通常浓度的1000倍。生物学家大卫·黑格（David Haig）首先注意到怀孕期的父母-子女冲突，他指出，升高的荷尔蒙水平就像升高的嗓音，这是一个冲突的标志。在类似的拔河争夺中，胎儿增加母亲的血压，强行获得更多的营养，却以母亲的健康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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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冲突一直持续到婴儿的出生。母亲的第一个决策就是要不要让新生儿死去。杀婴现象出现在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中。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达尔文主义自杀的形式，并证明了其他文化的价值观与我们的文化无法相提并论的。达利和威尔逊证明了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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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物种的父母都面临着一种选择，即是否持续对新生儿给予投入。父母的投入是宝贵的资源，如果新生儿可能会死去，哺育它直到羽毛长齐就像花钱打水漂一样没有意义。时间和卡路里可以更好地用于哺育其他子女，重新养育新子女或等待情形变好。所以，大多数动物都会听任它们营养不良或生病的子女死去。人类的杀婴也基于类似的计算。在原始人群中，女性大约在快20岁时生下她们的第一个孩子，在之后营养匮乏的4年根据需要养育孩子，之后会有许多孩子在未成年之前就死去。如果一个女人幸运的话，她可以将2～3个孩子一直养大到成年。（外）祖父母的一大群孩子使农业导致了历史性畸变，因为农业为母亲的乳汁提供了替代品。即使只是将少数孩子养大成人，母亲也得做出艰难的选择。在世界上的各种文化中，女性会任由婴儿死去，如果婴儿的生存概率很低的话：在孩子是畸形、双胞胎、没有父亲或父亲不是这个女人的丈夫时；以及母亲年纪还很小（所以还有尝试机会），缺乏社会支持，新生儿是在上一个孩子出生不久就有的，年长的孩子带来太多负担，或者是养育这个孩子会导致处于绝望的境地（如饥荒）时。在现代西方社会，杀婴行为也是类似的。有统计数字表明，任她们的婴儿死去的母亲都比较年轻、贫穷并独身。虽然有许多种解释，但在此方面与世界上其他文化的一致性不太可能是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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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婴的母亲并非狠毒无情，即使在婴儿死亡率很高时，人们也绝不会随意处置生命。母亲经历自己的杀婴行为就是一场无法避免的悲剧。她们为孩子感到悲痛，并且终生回忆起来都会心怀痛楚。在许多文化中，人们试图疏远与新生儿的感情，直到他们确定这个婴儿能存活下来。他们可能对婴儿不加触摸、不起名或者不授予法律认可的身份直到危险期结束，这很像犹太人的洗礼和割礼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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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母亲的情绪会驱使她做出保留婴儿还是任其自生自灭的决定，而她的情绪又会受到这些经过精确计算的事实的影响。产后抑郁已经被认定是一种由于分泌荷尔蒙而造成的妄想症，但正如对所有复杂情绪的解释，人们必须提出疑问：为什么大脑会做此设计，从而让荷尔蒙发挥它的效应。在大多数人类演化史中，新妈妈有充分的理由停下来做出判断。她要面临着在一个确定的悲剧和几年后可能更大的悲剧之间做出决策，这个抉择不是那么容易下的。即使在今天，一个抑郁新生儿母亲典型的反复思量——我将如何应对这个负担，也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新任母亲的这种抑郁在世界上另一些地方表现得更为严重，甚至会导致母亲的杀婴行为，这种恶劣情形包括贫穷、婚姻冲突以及母亲单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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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刻板印象认为，如果女人在婴儿出生后的一个关键期和他或她相互交流，那么她就会与孩子建立终生的情感依赖，所谓“纽带”的情感反应也一定比这种刻板印象更为复杂，就像《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中小精灵的捉弄对象，热恋上了它们醒来后看到的第一个人。母亲似乎从最初的对婴儿及其当时前景的冷静判断，到大约一周后将婴儿视为独特的、美妙的个体，再到之后几年中培养起逐渐浓厚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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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是获益的一方，它用所能使用的唯一武器——可爱，来为自己的利益斗争。新生儿对母亲的反应超前地敏感：他们微笑、保持目光接触、听到母亲讲话就更加活跃，甚至模仿妈妈的面部表情。这些神经系统发挥作用的昭示足以融化母亲的心，在是否保住这个婴儿的细致决策中使天平发生倾斜。行为生物学家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指出，婴儿的几何形状——大脑袋、像球一样的头盖骨、大眼睛在脸的较低位置、胖乎乎的脸蛋和短短的四肢，会引发温柔和爱。这种几何形状源自婴儿加工的过程。头那端在子宫中生长得最快，另一端在出生后才赶上来；婴儿的脑和眼睛是逐渐长成的。洛伦茨证明了有同样几何形状的动物，如鸭子和兔子，也会用可爱来打动人。在其《致米奇老鼠的生物学敬辞》（A Biological Homage to Mickey Mouse）论文中，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认为，卡通画家利用这一几何特性使他们的人物更有吸引力。可以想象，基因也利用了它，夸大了新生儿的幼稚特征，特别是那些表示健康状况良好的特征，会使得自己在母亲眼里更加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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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孩子被允许活下来，不同代际之间的冲突就会持续下去。子女如何在冲突中支撑下去呢？正如特里弗斯指出的，婴儿不能将母亲掼倒在地，想要照顾时就索取到，他们得使用心理策略。婴儿得操纵父母真心为其利益着想，诱使他们比原本想付出的给予更多。既然父母可以学会忽略那些“狼来了”的哭闹，这些策略就得更加阴险些。婴儿比父母更了解自己的状况，因为婴儿的大脑与全身的感觉器官都联系在一起。父母和婴儿对父母回应婴儿的需求都有好处，比如当他饿时喂他，当他冷时抱他。这就给了婴儿一个好由头去诱使父母比原本想的付出更多照顾。婴儿可以在不那么冷或饿时哭闹或保持一个微笑直到他的目标得逞。婴儿实际上不需要假装。既然父母会随演化而识别出假哭，婴儿最有效的策略可能就是真的感觉到很悲惨，即使在没有生物学意义上的需求时。自我欺骗或许很早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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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还可以用勒索的方法，在晚上嚎叫或是当众发脾气，父母讨厌噪声持续下去，所以易于投降。更糟的是，父母对孩子健康的关心使孩子们将他们自己作为人质，比如剧烈地发脾气时搞破坏或拒绝做双方都知道自己会喜欢做的事情。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指出，孩子们非常善于使用自相矛盾式的策略（见第6章）。他们可以捂上耳朵、尖叫、不看父母的怒视或者倒退，所有这些都使他们无法接收或理解到父母的威胁。这就是顽童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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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两个颇为流行的观点可以替代父母-子女冲突理论。一个是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它假设男孩子们有一种无意识的愿望想和母亲发生性关系并杀死父亲，因而害怕父亲阉割了自己。（类似地，在恋父情结中，小女孩们想和父亲们发生性关系。）事实上的确有个事实需要解释，在所有文化中，年幼的孩子有时归母亲所有，对母亲的配偶颇为冷漠。父母-子女冲突对此提供了直接了当的解释。爸爸对妈妈的兴趣吸引走了妈妈对我的关注——更糟糕的是，这还威胁到可能再创造一个弟弟或妹妹。孩子们很可能演化出策略，通过减少母亲对性的兴趣，使父亲远离母亲，从而尽量推迟这一令人难过的时刻的到来。这也是断奶冲突的直接延伸。这个理论解释了，为什么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对于女孩和男孩同样普遍，从而能避免那种荒唐的观点，认为小男孩想要和母亲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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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利和威尔逊提出了这种替代理论，他们相信弗洛伊德的错误是将两种不同的父母-子女冲突混为一谈。年幼的孩子和父亲发生冲突争夺母亲，但他们并不是性方面的对手。年长的孩子或许与父母（特别是父亲）有性方面的冲突，但并不是对母亲的争夺。在许多社会中，父亲与儿子明确地或者暗地里竞争性伴侣。在一夫多妻制社会中，父亲与儿子有可能确实在竞争同一个女人。而在绝大多数社会中，无论是一夫多妻制还是一夫一妻制，父亲必须资助他的儿子追求到一个妻子，而且以他的其他孩子或者他自己的欲望难以满足为代价。而儿子或许等不及父亲开始将资源转移给他就已经不耐烦了，一个仍旧强壮的父亲是儿子生涯的路障。许多社会中的杀子或杀父行为就是由此竞争而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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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们也包办婚姻，这是他们出卖或交易子女的礼貌说法。这里会再次出现利益冲突。父母可能会设计出一个打包交易，使得其中一个孩子获益，而另一个孩子受损。在一夫多妻制社会中，父亲可以拿女儿做交易，来为自己换取多个妻子。无论女儿是被用来换得儿媳还是妻子，她的价值都取决于她的童贞状态：男人不会愿意娶一个可能怀着另一个男人孩子的女人。（有效的避孕措施是最近才有的，而且还远未普及。）因此，女儿对父亲在性方面上的兴趣看似像恋父情结，但其实双方彼此之间并没有性吸引。在许多社会中，男人采取许多令人震惊的方法来确保女儿的贞节。他们会把女儿锁起来，将女儿从头到脚遮盖起来，用那种美其名曰“女性割礼”的残暴风俗来根除女儿对性的兴趣。当这些措施无效时，他们会处死不正派的女儿，以维护所谓的家庭“荣耀”。（1977年，一位沙特公主被当众处以石刑。由于她在伦敦时的一次轻率风流事给她的爷爷，亦即国王的兄弟，带来了耻辱。）父母-女儿的冲突是对女性性所有的冲突的特例，这个主题我们后面还会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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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颠覆父母-子女冲突的流行理论是生物-文化的差异理论，它认为婴儿有一堆未经开化的本能，父母会将他们社会化为能胜任的、适应良好的社会成员。根据这种传统智慧，个性是在性格形成时期由父母培养的。父母和孩子都希望孩子在社会环境中茁壮成长，所以既然孩子不能塑造自己，社会化过程就代表了一种对他们利益的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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