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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弗斯推断说，根据父母-子女冲突理论，父母在试图社会化教养子女时，并不一定会全心为子女的利益考虑。正如父母行为常常与子女利益相悖一样，他们也试图教养孩子使其行为有悖于孩子自己的利益。父母想让每一个孩子对兄弟姐妹的行为都比孩子所情愿做的更加无私利他。这是因为当一个孩子表现得无私利他时，只要对一个兄弟姐妹的收益超过对这个无私孩子的成本，父母就会获益；但对这个孩子而言，只有兄弟姐妹的收益至少两倍于对自己的成本时，利他行为对他自己才划算。对于更远的亲戚，比如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以及姑（姨）表亲，父母利益与子女利益之间的差异就更大了，因为父母比孩子与这些亲戚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类似地，父母会试图说服子女，待在家中帮助料理家务、同意自己在婚姻中被交易以及其他一些对父母有好处的结果。在各方面的冲突中，父母会欺骗并让孩子自我欺骗（因为孩子不是傻瓜）。所以，即使子女由于自己年龄尚幼且别无选择而暂时顺从了父母的奖励、惩罚、例证和规劝，但根据理论，他们不应当任由自己的个性被这些招数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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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弗斯冒着风险提出了这个预测，他认为父母塑造孩子的观点太过根深蒂固，以至于大多数人都没认识到它是一个可检验的假设，而不是不言自明的真理。这个假设现在已经得到了检验，且得到了心理学史上最令人惊讶的一个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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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差异至少体现在5个主要方面：是好社交还是好独处（外向-内向）、是常忧虑担心还是平静而自我满足（神经质-情绪稳定）、是礼貌而值得信赖还是粗鲁而令人怀疑（随和-对抗）、是自信认真还是不自信认真（勤勉尽责-没有目标）、是敢于冒险还是循规蹈矩（开放-不开放）。这些性格特征都是哪儿来的呢？如果它们是遗传的，同卵双生子就应当具有相同的性格，即使他们一出生后就被分开养育，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之间就应该比收养的兄弟姐妹之间具有更多的相同性格。如果这些性格是父母社会化养育的产物，收养的兄弟姐妹就应当有相同的性格，而在同一家庭里长大的双生子和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应当比长在不同家庭中的孩子有更多的相同性格。几十项研究对许多国家的数千人检验了这种预测。这些研究考察的不仅是这些人格特征，还包括生活中的实际状况，比如离婚和酗酒。研究结果很明确并可以复制，它们包含了两项令人震惊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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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结果已为人所共知。个性中的许多差异——大约50%是有遗传原因的。刚一出生就分开养育的同卵双生子性格仍很相近；一同养育的血亲兄弟姐妹比收养的兄弟姐妹更相像。这意味着另外50%一定是缘自父母和家庭，是吗？不是的！是否在一个家庭中养育至多能解释人们性格差异的5%。一出生就分开的同卵双生子不仅相像，而且相像程度和在一起养育的同卵双生子没有差别。在同一家庭中收养的兄弟姐妹不仅不相似，而且不相似程度和人群中随意选出的两个孩子之间的差异一样大。父母对孩子最大的影响是在受孕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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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赶紧再加一句，父母仅仅是在论及他们之间的差异和他们已长大孩子之间的差异时才是不重要的。在这些研究中，对所有正常父母所做的、影响所有孩子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度量。年幼的孩子当然需要神志正常的父母的爱、保护和教导。正如心理学家朱蒂斯·哈里斯（Judith Harris）所说的，这些研究仅仅是暗示，如果你把孩子们置于同样的家庭和社会背景中，而只是调换父母的话，孩子们仍会成长为相同的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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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知道其余的45%来自哪里。或许性格是由镌刻在成长的大脑中的独特事件所塑造的：胎儿在子宫中的位置、母体中血液转向的数量、出生时的挤压方式、是否有某些病毒残存在大脑中或在新出生的几年中被感染，等等。或许性格是由独特的经历所塑造的，比如被狗追逐，或者感受到一个老师善意的行为。或许父母的特质和孩子的特质也在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因而相同父母抚育大的两个孩子的确具有不同的性格。一种父母可能会奖励喧闹的孩子而惩罚安静的孩子；另一种父母可能会刚好相反。对于这些情形并没有很好的证据，我觉得还有另外两种情况更为合理，它们都把性格视为源于对父母和子女之间利益差异的一种适应。一个是孩子与其兄弟姐妹竞争的斗争方案，我会在下一节进行讨论。另一个是孩子在其同伴群体中竞争的斗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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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蒂斯·哈里斯搜集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任何地方的孩子都是被他们的同伴群体而不是被父母所社会化的。在各个年龄段，孩子们会加入各种玩耍群体、圈子、团伙、死党、沙龙，在这些群体中谋求地位。每个群体都是一个文化，从群体外吸收一些惯例，并形成它们自己的惯例。孩子们的文化遗产——街头游戏的规则、俚语歌曲的旋律和歌词以及认为要是你杀了谁，你就得给他买块墓碑，在孩子们之间口口相传，有时甚至延续几千年。随着孩子们逐渐长大，他们从一个群体转换到另一个群体，直到最后进入成人社会。在一个层次中获得的声誉会使这个孩子在下一个层次中先发一步。最重要的是，青少年帮派中的头头总是第一个约会的。在各个年龄段，孩子们都努力想弄明白怎样在同伴中获得成功，并将此作为他们优先考虑的策略性做法，而把父母强加的任何东西置于脑后。疲惫不堪的父母知道他们没办法和孩子们的同伴抗衡，只好想方设法搬到最好的学区，在那里把孩子养大。许多在孩提时代移居美国的成功人士一点儿都没有受到在文化上笨手笨脚的父母的影响，而他们的父母也一直没学会这个国家的语言和习惯。作为一个语言发展的研究者，我总是惊诧于孩子们能够如此迅速地跟上同伴们的语言（特别是口音），尽管他们和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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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孩子们没有听任父母摆布呢？像特里弗斯和哈里斯一样，我怀疑这是因为孩子们的遗传利益只是与他们父母的部分重叠而已。孩子们从父母那里得到卡路里和保护，因为父母是唯一愿意提供这些服务的人，但孩子们的信息则是从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来源中获取的，并为了他们自己的生命而构建应对策略。他们自己的父母不一定是周边最有智慧、最博学的成人，更糟糕的是，家中的烦琐规则往往更偏向于这些孩子刚出生或还未出生的兄弟姐妹们，而不是对他们自己有利。就繁殖而言，家庭是一条死胡同。孩子得学会竞争获得配偶，以及在此之前竞争获得要找到并保住配偶而必需的地位身份，这些竞争的战场不在家庭中，也需要不同的规则。孩子们最好掌握这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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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关于孩子的公共讨论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冲突一直没有得到承认。在大多数时候和地方，这种状况对父母有利，他们可以像残酷的暴君一样施加他们的权力。这种情况在20世纪发生了逆转。儿童福利专家们撰写的养育指南充斥了所有书店，政府政策也受到这些专家建议的很大影响。所有的政客都把自己描绘成孩子们的朋友而把竞争对手说成是孩子们的敌人。育儿指南过去曾为妈妈们如何安排一整天的活动提供建议，而以斯波克博士为代表的新型指南则将关注重点转移到了孩子身上，妈妈成了没地位的人，她的作用只是为了让孩子心智健康以及在孩子出现问题时作为被责怪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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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福利革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自由运动之一，但就像所有的权力被重新调整了一样，这项运动可能走得太远了。女性主义社会批评辩称，母亲们的利益都被这些育儿大师们抹杀了。莎莉·瑟洛（Shari Thurer）在其著作《母亲的神话》（The Myths of Motherhood）一书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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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普遍的说法就是否认母亲具有矛盾心理：母亲实际上既爱也讨厌她们的孩子。对这种矛盾的心理感受，目前没有人讨论……具有这种心理无异于是一个坏母亲。在我的临床实践中，生气与愤怒是很常见的。孩子们永无休止地索要，他们就是要将母亲榨干。母亲本不该觉得自己就应当满足孩子的所有要求。但普遍流行的说法认为，母爱是自然的，而且无时无刻都不会停止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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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母亲权益的拥护者们也往往觉得，他们必须将他们的主张限定在孩子的利益上（一个负担过重的母亲是一个坏母亲），而不是限定在母亲的利益上（一个负担过重的母亲是不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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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保守的社会批评也开始注意到父母和孩子们的利益会有所不同。芭芭拉·达福·怀特黑德（Barbara Dafoe Whitehead）回顾综述了一些研究数据，这些数据显示，性教育在它所宣扬的减少青少年早孕的作用方面并没有取得成功。当今的青少年都知道关于性及其危险后果的有关知识，但一些女孩子最终还是会怀孕，这很可能是因为她们并不在乎是否怀孕。如果这些青少年的父母在乎的话，他们可以通过控制这些孩子（有年长女伴监护和宵禁）来确保她们的利益，而不仅仅是通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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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到这些辩论不是为了表明我是支持还是反对，而是为了强调父母-子女冲突可能涉及的范围广度。进化论思维往往被视作“一种简化论方式”，旨在将所有的社会和政治问题重新界定为生物学的技术问题。与这种批评所称的恰恰相反，不考虑演化的讨论才是将育儿当作是确定哪种做法能够养育出最佳儿童的技术性问题，而这种论调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颇为流行。特里弗斯的洞见在于，关于孩子养育的决策本来就是关于如何分配一种稀缺资源——父母的时间和精力，对这一分配各方均有其合理的主张。如上所述，育儿总会部分地成为伦理学和政治学问题，而不仅仅是心理学和生物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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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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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该隐杀害了亚伯，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就变得复杂起来。正如彼此相熟的同代人，兄弟姐妹之间也像独立的个体一样会相互做出反应：他们可能彼此喜欢或不喜欢，如果是同性可能会竞争，如果是异性可能会在性方面相互吸引。作为近亲，他们会感到程度更深的情感和团结，尽管他们共享彼此50%的基因，但每个人与自己共享的基因则是100%，所以兄弟姐妹之爱是有局限的。作为相同父母的子女，兄弟姐妹在争取父母的投资方面是对手，无论是断奶还是遗嘱内容。尽管基因上的重叠使一对兄弟姐妹成为自然的联盟，但同时也使他们相互之间几乎不会结婚生育，基因炼金术阻碍了他们之间的性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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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人们只会生出一连串彼此完全相同的n胞胎的话，那么父母-子女的冲突就会是兄弟姐妹之间赤裸裸的斗争，每个人要求的都比他应得的那一份多。但所有的孩子都是不同的，即使不考虑他们出生时间的不同。父母不会想把自己的精力平均分成n份投入给他们的n个孩子，而会像精明的投资组合经理，试图挑出优胜者和失败者，分别做出相应的投资。这种投资决策并非是对每个孩子预计生出的（外）孙子/女数目所做的有意识的预测，而是由自然选择调节的情感反应得出的结果，从而在我们所演化的环境中使这个数目最大化。尽管开明的父母极力试图绝不表现出偏心，但他们往往做得并不成功。在一项研究中，有整整2/3的英国和美国母亲们承认她们更爱自己其中的某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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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如何做出这种“苏菲的选择”，而在环境迫使的情况下牺牲一个孩子呢？演化理论预测，主要标准应当是年龄。儿童时期是一片雷区，孩子越长大，其父母就越幸运，而这个孩子作为预计的（外）孙子/女的源泉就越是不可替代，一直到性成熟的青春期。（从那时起，生育繁殖的时间就开始不断消耗，这个孩子预计的后代数量也会逐渐下降。）例如，精算表显示，在原始社会中，一个4岁大的孩子给父母带来的（外）孙子/女数量是新生儿带来的1.4倍，8岁的孩子带来1.5倍，12岁的孩子带来1.7倍。所以，如果父母在一个婴儿出生时已经有了一个孩子，而不能两个都哺育的话，他们应当会牺牲这个婴儿。在任何一个人类社会，父母都不会在年幼的孩子出生时，去牺牲年长的子女孩子。在我们的社会中，父母杀死孩子的概率随着孩子年龄的增加会显著下降，特别是在脆弱的新生儿出生的头一年。当父母们被问及设想丧失一个孩子时，他们会说失去一个年长的孩子会令他们更悲伤，悲伤程度的上升一直到孩子的青春期。这种预计悲伤的起落与狩猎采集时代孩子的预期寿命相关度几乎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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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年幼的孩子由于更无助，父母会给予更多的日常看护。父母们说他们对年幼的子女有着更温柔的情感，尽管他们似乎认为年长的子女更有价值。而当父母逐渐变老时，这种计算就开始变化了，新生的孩子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个了，因此没有什么可保留的了，这种家庭出生的婴儿很可能会被溺爱。父母还会更喜欢那种更有活力、长相更好看、更有天赋的孩子，有人可能会以一种冷血的方式称之为——更好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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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父母都会偏心眼，子女根据自然选择就应当操纵父母的投资决策以利于自己。孩子们对偏心眼极度敏感，这种能力一直持续到自己成年和父母去世之后。他们应当计算出如何最好地利用自然赋予他们的资质以及他们与生俱来的如纸牌游戏般的动态策略。历史学家弗兰克·萨洛韦（Frank Sulloway）认为，个体性格中难以解释的非遗传部分其实是一组策略，用于与兄弟姐妹竞争来得到父母的投入，这就是为什么同一家庭中的孩子会如此不同。每个孩子在不同的家庭氛围中成长，会形成不同的方案计划，以便能够活下来长大成人。（这个观点也是哈里斯观点的替代主张，哈里斯认为，性格是在同伴群体中应对的策略，当然可能两者都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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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出生的孩子被发现有几个优势。与更小的孩子相比，第一个孩子单凭幸存到现在这么大，对父母来说就已经是更宝贵的了，而且只要前者还仍是个孩子，与后来者比较起来当然就更大、更强壮，也更聪明。在独享父母之爱一年或几年之后，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将后出生者视作是“篡位者”。因而他应当与利益一致的父母打成一片，抗拒对现状的改变，因为之前的状况对他来说一直颇为不错。他还应当学会如何最好地运用命运施与他的权力。简而言之，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应当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和横行霸道者，第二个出生的孩子不得不应对他们的世界中存在着这样一个对上阿谀奉承、对下颐指气使的人。既然第二个孩子无法通过暴行和拍马屁来随心所欲，只得发展出相反的策略变成绥靖主义者和合作者。由于维持现状对他们的益处不大，他们应当会接受变化。（这些动态演变还要取决于兄弟姐妹性格中天生的那部分以及他们性别、数量和出生时间间隔，毕竟每个人所处的具体情况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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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出生者不得不灵活些，还出于另外一个原因。对那些显示出会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成功最有希望的孩子，父母会投入得更多。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已经昭示了他所最擅长的个人人格与技能。后出生的孩子再在那个地盘竞争则没有意义，因为任何成功都将不得不以年长的、更有经验的哥哥姐姐为代价，他将迫使父母选择出一个优胜者，而他获胜的概率不大。相反，应当找到一个其能够胜出的不同定位。这给了父母一个机会可以多样化他们的投入，因为他在与家庭外的竞争中对他哥哥姐姐的技能给予了补充。一个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会放大他们之间的差异，这与生态系统中物种演化出不同的形式，是基于同一个原因：每一个定位都只支持一个占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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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治疗师们对这些动态策略已经讨论了几十年，但有确凿的证据吗？萨洛韦从196项对于出生顺序和性格充分控制的研究中分析了120000个人的数据。正如他预测的，第一个出生的人通常不太开放（更循规蹈矩、传统，与父母更为一致），更加勤勉认真（更负责任、成就导向、严谨和有组织），更有对抗性（不太好相处、不太随和或受欢迎），还更神经质（不太易于调整，更加容易紧张）。他们还更为外向（更有主见、更有领导力），尽管这项证据不那么清楚，因为他们更加严谨认真，这使得他们似乎更为内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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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政治影响的不仅仅是人们在纸笔测试中所说的，还影响到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利益攸关时所做的。萨洛韦还分析了很多重要人物的数据，包括3894名主张激进科学革命的科学家（比如哥白尼主义革命和达尔文主义）、893名法国1793—1794年恐怖时期法国国民议会的成员、700多名新教改革时的积极主导者和62次美国改革运动（如废奴运动）中的领导者。在每次风起云涌中，后出生的人都更可能支持革命，而先出生的人更可能是反对变革者。这种效应不是家庭大小、家庭态度、社会阶层或其他干扰因素的副产品。当进化论最初被提出还颇具争议时，后出生者10倍于先出生者更有可能支持这一理论。对激进主义其他所谓的原因，诸如国别和社会阶层，只有很微小的效应。（例如，达尔文自己就属于上等阶层，但却是后出生者。）后出生的科学家还更少倾向于专业化，而是倾向于涉及更广泛的科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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