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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如何做出这种“苏菲的选择”，而在环境迫使的情况下牺牲一个孩子呢？演化理论预测，主要标准应当是年龄。儿童时期是一片雷区，孩子越长大，其父母就越幸运，而这个孩子作为预计的（外）孙子/女的源泉就越是不可替代，一直到性成熟的青春期。（从那时起，生育繁殖的时间就开始不断消耗，这个孩子预计的后代数量也会逐渐下降。）例如，精算表显示，在原始社会中，一个4岁大的孩子给父母带来的（外）孙子/女数量是新生儿带来的1.4倍，8岁的孩子带来1.5倍，12岁的孩子带来1.7倍。所以，如果父母在一个婴儿出生时已经有了一个孩子，而不能两个都哺育的话，他们应当会牺牲这个婴儿。在任何一个人类社会，父母都不会在年幼的孩子出生时，去牺牲年长的子女孩子。在我们的社会中，父母杀死孩子的概率随着孩子年龄的增加会显著下降，特别是在脆弱的新生儿出生的头一年。当父母们被问及设想丧失一个孩子时，他们会说失去一个年长的孩子会令他们更悲伤，悲伤程度的上升一直到孩子的青春期。这种预计悲伤的起落与狩猎采集时代孩子的预期寿命相关度几乎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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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年幼的孩子由于更无助，父母会给予更多的日常看护。父母们说他们对年幼的子女有着更温柔的情感，尽管他们似乎认为年长的子女更有价值。而当父母逐渐变老时，这种计算就开始变化了，新生的孩子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个了，因此没有什么可保留的了，这种家庭出生的婴儿很可能会被溺爱。父母还会更喜欢那种更有活力、长相更好看、更有天赋的孩子，有人可能会以一种冷血的方式称之为——更好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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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父母都会偏心眼，子女根据自然选择就应当操纵父母的投资决策以利于自己。孩子们对偏心眼极度敏感，这种能力一直持续到自己成年和父母去世之后。他们应当计算出如何最好地利用自然赋予他们的资质以及他们与生俱来的如纸牌游戏般的动态策略。历史学家弗兰克·萨洛韦（Frank Sulloway）认为，个体性格中难以解释的非遗传部分其实是一组策略，用于与兄弟姐妹竞争来得到父母的投入，这就是为什么同一家庭中的孩子会如此不同。每个孩子在不同的家庭氛围中成长，会形成不同的方案计划，以便能够活下来长大成人。（这个观点也是哈里斯观点的替代主张，哈里斯认为，性格是在同伴群体中应对的策略，当然可能两者都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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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出生的孩子被发现有几个优势。与更小的孩子相比，第一个孩子单凭幸存到现在这么大，对父母来说就已经是更宝贵的了，而且只要前者还仍是个孩子，与后来者比较起来当然就更大、更强壮，也更聪明。在独享父母之爱一年或几年之后，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将后出生者视作是“篡位者”。因而他应当与利益一致的父母打成一片，抗拒对现状的改变，因为之前的状况对他来说一直颇为不错。他还应当学会如何最好地运用命运施与他的权力。简而言之，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应当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和横行霸道者，第二个出生的孩子不得不应对他们的世界中存在着这样一个对上阿谀奉承、对下颐指气使的人。既然第二个孩子无法通过暴行和拍马屁来随心所欲，只得发展出相反的策略变成绥靖主义者和合作者。由于维持现状对他们的益处不大，他们应当会接受变化。（这些动态演变还要取决于兄弟姐妹性格中天生的那部分以及他们性别、数量和出生时间间隔，毕竟每个人所处的具体情况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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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出生者不得不灵活些，还出于另外一个原因。对那些显示出会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成功最有希望的孩子，父母会投入得更多。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已经昭示了他所最擅长的个人人格与技能。后出生的孩子再在那个地盘竞争则没有意义，因为任何成功都将不得不以年长的、更有经验的哥哥姐姐为代价，他将迫使父母选择出一个优胜者，而他获胜的概率不大。相反，应当找到一个其能够胜出的不同定位。这给了父母一个机会可以多样化他们的投入，因为他在与家庭外的竞争中对他哥哥姐姐的技能给予了补充。一个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会放大他们之间的差异，这与生态系统中物种演化出不同的形式，是基于同一个原因：每一个定位都只支持一个占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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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治疗师们对这些动态策略已经讨论了几十年，但有确凿的证据吗？萨洛韦从196项对于出生顺序和性格充分控制的研究中分析了120000个人的数据。正如他预测的，第一个出生的人通常不太开放（更循规蹈矩、传统，与父母更为一致），更加勤勉认真（更负责任、成就导向、严谨和有组织），更有对抗性（不太好相处、不太随和或受欢迎），还更神经质（不太易于调整，更加容易紧张）。他们还更为外向（更有主见、更有领导力），尽管这项证据不那么清楚，因为他们更加严谨认真，这使得他们似乎更为内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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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政治影响的不仅仅是人们在纸笔测试中所说的，还影响到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利益攸关时所做的。萨洛韦还分析了很多重要人物的数据，包括3894名主张激进科学革命的科学家（比如哥白尼主义革命和达尔文主义）、893名法国1793—1794年恐怖时期法国国民议会的成员、700多名新教改革时的积极主导者和62次美国改革运动（如废奴运动）中的领导者。在每次风起云涌中，后出生的人都更可能支持革命，而先出生的人更可能是反对变革者。这种效应不是家庭大小、家庭态度、社会阶层或其他干扰因素的副产品。当进化论最初被提出还颇具争议时，后出生者10倍于先出生者更有可能支持这一理论。对激进主义其他所谓的原因，诸如国别和社会阶层，只有很微小的效应。（例如，达尔文自己就属于上等阶层，但却是后出生者。）后出生的科学家还更少倾向于专业化，而是倾向于涉及更广泛的科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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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性格是一种适应，为什么人们应当将这种在游戏里应用的策略一直带到成年呢？一种可能性是兄弟姐妹从来没有完全脱离父母的轨道，而在独自竞争中生活。这在传统社会中确实如此，包括在原始社会中。另一种可能性是，有主见和保守主义这样的策略和其他策略同样是一种技能。随着年轻人在磨炼这种技能上投入得越来越多，他就越来越不愿意在学习曲线上回头，重新培养新的应对他人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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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个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并不比放到不同星球上长大的孩子更为相近，这一发现表明，我们对性格的发展了解是多么的少。我们唯一所知的就是关于父母影响的金科玉律是错的。我怀疑，最有希望的假设源于认识到儿童时期就是一个丛林，孩子们生命中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兄弟姐妹和同伴当中坚持住且不被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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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与姐妹之间的关系又更加曲折：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这也是性关系的组成部分。人们的性活动和结婚对象往往是那些与之沟通交流最多的人——他们的同事、邻家女孩或男孩以及最像自己的人，如隶属于同一个班级、相同的宗教、种族甚至外表长相相配。性吸引的力量应当像磁石一样将兄弟姐妹拉在一起，即使熟悉感会引起一些厌恶，可能只有很少一部分兄弟姐妹会彼此投缘，那也应该有数百万的兄弟姐妹们想要相互做爱、结婚。但事实上却根本没有。我们的社会没有，在任何已被研究透彻的社会中都没有，在大多数野生动物中也没有。（青春期前的孩子们有时会进行一些性游戏，但我这里所说的是成熟兄弟姐妹之间的真正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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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姐妹之间避免交配是因为父母不鼓励这样吗？几乎肯定不是。父母试图让孩子们彼此相亲相爱（去——亲亲你妹妹！），而不是减少交往。如果他们确实不鼓励性活动的话，那将是所有人类经历中性禁止唯一管用的一次——十几岁的兄弟姐妹没有偷偷摸摸躲在公园里或汽车后座上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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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伦禁忌——公开禁止近亲之间的性活动或通婚，这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热点，但却并没有解释是什么将兄弟姐妹分开。避免乱伦普遍存在，但乱伦禁忌则不是，而且大多数乱伦禁忌无关核心家庭内部的性活动。其中一些是关于与虚构亲人之间的性活动，它会加强性妒嫉。例如，一夫多妻的男人会通过法律让儿子们远离他们年轻的妻子（法定“继母”）。正如我们看到的，大多数禁忌都禁止远亲，比如姑（姨）表亲之间的通婚（而不是性活动），这是统治者用来防止财富在对手家庭中积聚的伎俩。有时，家庭成员之间的性活动会受到反对乱伦的更一般性准则的约束，但在任何社会中它本身都不是这些准则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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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姐妹之间就是不会在性方面相互吸引。这是一种不充分的说法：有关性的想法会让他们感到极其不舒服或是充满厌恶。（没有异性兄弟姐妹一同长大的人是无法理解这种情绪的。）弗洛伊德称这种强烈的情绪本身就是一种无意识欲望的证明，特别是当一个男人在想到与自己的母亲性交时会大呼恶心。若以这种逻辑，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人们有一种无意识的欲望去吃狗屎和把针往眼睛里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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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与兄弟姐妹发生性关系感到恶心的情绪感受，在人类以及其他寿命较长的可运动脊椎动物中非常普遍且强烈，因而这很可能是一种适应，其作用会是为了避免近亲繁殖的成本：后代健康的概率降低。有民间说法认为，乱伦会“导致血稠”，还有那些对有智障的偏远山区居民和皇家弱智成员的刻板印象，这背后有一定的生物学道理。有害的基因变异会逐渐渗入基因库中：有一些是显性的，会严重损害它们的承载者，但大多数都是隐性的，暂时没有害处，直到数量累积起来并在两位携带者交配时遇到了它们的副本。由于近亲之间共享基因，如果他们交配的话，就会冒着非常高的风险，使得有害的隐性基因的两个副本在他们的后代身上交会。既然我们所有人都携带着大约1～2个致命的隐性基因，当一对兄弟和姐妹交配时，他们就很可能会危及到他们的一个子女，这在理论上和已经进行的度量这种风险的研究中均是如此。母亲-儿子和父亲-女儿间的交配同样如此（而更远的亲戚之间交配的风险程度要小一些），所以很明显人类（和许多其他动物）已经进化出一种情感，使得自己与家庭成员之间发生性关系的想法令人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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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乱伦展示出我们对他人情感背后的复杂工程设计。我们对家庭成员会比对熟人或陌生人感到更强烈的亲情纽带。我们会清楚地感知到家庭成员的性吸引力，甚至看着他们就会觉得愉悦。但这种情感和对美的欣赏并没有转化为交配的欲望，而如果是一名非亲属引发了同样的情感，这种性渴望将会是无法抗拒的。若得知其中的血亲关系就会将性欲望变成惊恐，这种情节在许多小说、戏剧中都被用来加强戏剧性效果，波尔蒂将此归类为“不自觉的爱的犯罪”，其中以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Oedipus Rex）最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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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乱伦也会经历一些曲折。其一，在家庭中不同的性结合有着不同的遗传成本和收益，对参与者和旁观者均是如此。我们因此估计性嫌恶会相应地进行调整。无论对于男性还是女性来说，与一个直系家庭成员生一个孩子的收益是，这个孩子包含75%的每个父母的基因，而不是通常的50%（这额外的25%来自父母因是血亲而共享的基因，这部分基因也因此被传递给了孩子）。成本是出现有缺陷孩子的风险和放弃与其他人生个孩子的机会。然而，这种放弃的机会对于男女是不同的。此外，孩子们总会确定他们的母亲是谁，但不能确定父亲是谁。基于这两个原因，对于一个家庭中每对可能的性结合都要分别计算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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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对于母亲还是儿子来说，母亲与儿子的父亲结合都比母子乱伦能带来更多的好处，前者可以抵消遗传风险。而由于男人一般不会被年纪大得可以做他母亲的女人所吸引，其最终结果就是母亲-儿子乱伦几乎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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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父女之间和姐弟、兄妹之间的乱伦，成本收益计算会因我们采取的出发点不同而有所差异。假设一个女孩被其兄弟或父亲致使怀孕，那么她在9个月的孕期内将不能再怀上一个非亲属的孩子，而且如果她打算要这个孩子的话，之后的2～4年哺育这个孩子的时间里，她也不可能再怀孕。她浪费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却是在生育一个可能是畸形的孩子。乱伦应当被极度嫌恶。而一个使他的姐妹或女儿怀孕的男人可以增加他所生子女的数量，因为女人的怀孕并不能排除他使其他人受孕的机会。这个孩子有畸形的风险，但如果不是的话，这个孩子就是一个纯粹的奖励（更确切地说，是那个孩子包含的他额外的基因是奖励）。乱伦嫌恶对男性来说可能会更为微弱，使得他更可能去跨越界限。这其实是男性较低生育成本和较弱性欲望鉴别力的一个特例，我们后面还会再提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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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父亲并不能确定女儿是不是他的，所以对他来说，遗传成本为零。这比起兄弟的遗传成本来说，更削弱了其对欲望进行压抑的能力，而姐弟或兄妹可以确定相互为血亲是因为他们有同一个母亲。对继父和继兄弟来说，就一点遗传成本都没有了。所以毫不奇怪，在所报道的乱伦案例中，有1/2～3/4是在继父女之间发生的，其中绝大多数是由继父发起的。其余的大部分是在父女之间发生的，几乎全部都是由父亲强迫的。有一些是在女孩和年长的男性亲属之间，女方也几乎都是被迫的。母亲从她的丈夫和女儿之间的媾合中得不到任何遗传收益（与女儿和女婿之间的结合相比），却要承担有一个畸形外孙（女）的成本，所以她的利益与女儿是一致的，她应当是一支反对乱伦的力量。如果母亲不在身边的话，对女孩的乱伦剥削就会更为常见。这些斗争都受强烈的情感所驱动，但情感并不是遗传分析的替代物；遗传分析解释的是为什么它们存在。当然，科学研究就和侦探工作一样，努力找出犯罪动机并不是为了宽恕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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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无法直接感觉到他们与另一个人的基因重叠，就像对其他事物的感知一样，大脑必须将来自感官的信息与对世界的假设结合起来，再做出智能化的猜测。第4章说明了当现实违背这种假设时，我们会坠入幻觉，在感知亲属关系时的情况也完全一样。19世纪人类学家爱德华·韦斯特马克（Edward Westermarck）推测，在早年成长时期与一个人保持亲近关系时脑所用的关键信息，将这个人归入“兄弟姐妹”的类别。类似地，当一个成人养大一个孩子时，这个成人应当将孩子视作是“儿子”或“女儿”，孩子应当把大人看待为“母亲”或“父亲”。这种分类继而否定了性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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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计算假设，被一起养育长大的孩子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兄弟姐妹，反之则不是。这对于原始社会的人来说当然是正确的。孩子们和母亲一起长大，通常也和父亲在一起。当这个假设错误时，人们就应该成为亲属关系错觉的牺牲品。如果他们和一个不是血亲的人一同长大，他们就应当在性方面相互不感兴趣或排斥。如果他们没有和一个血亲的人一同长大，他们则不应当在性方面排斥彼此。被不厌其烦地告知你约会的对象实际上是你的兄弟或姐妹足以破坏浪漫的情绪，但在幼年关键期就起作用的无意识烙印机制当然会更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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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两种错觉早已有所记录。以色列被称为基布兹的社区村是由乌托邦计划者在20世纪早期建立的，旨在打破核心家庭。同样年龄的男孩和女孩在出生不久就同住在同一处宿舍直到青春期，并且由护工和教师共同抚养。当他们性成熟之后，一起长大的孩子们之间很少有通婚的，甚至都少有性爱，尽管他们之间的婚姻并没有遭到反对。在中国的一些地方，新娘往往要住到公婆家，你可以想象这会产生多少摩擦。父母们想到了一个非常聪明的主意：在儿媳妇很小的时候就把她收养到家里，确保她会永远听从婆婆的指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安排模仿了心理学上兄弟姐妹情谊的情形。当小两口长大后，相比传统的夫妇双方而言，他们彼此都不再觉得对方有性吸引力，因此他们的婚姻也很不幸福、不忠诚、乏味且短暂。在黎巴嫩的部分地区，父系叔伯的表兄弟姐妹会在一起长大，就像亲兄弟姐妹一样。父母施加压力迫使这些兄妹、姐弟之间结婚，但他们却在性方面对彼此毫无兴趣，基本上不生孩子，而且倾向于离婚。非传统的育儿安排被发现在各大洲都有着相同的结果，而其他各种可能的备选原因都可以被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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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有乱伦行为的人往往不是在一起长大的。在芝加哥的一项针对兄妹、姐弟乱伦的研究发现，唯一打算结婚的那一对是被分开养育长大的。性虐待女儿的父亲一般在女儿儿时只花了较少的时间和她们在一起。如果继父和生父与女儿在一起的时间同样长，那么继父并不比生父更有可能虐待女儿。有传闻说，被收养的人在寻找生父母和亲兄弟姐妹时，往往发现自己在性方面吸引了对方，尽管我还没听说过任何相关的科学对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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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斯特马克效应解释了所有乱伦者中最著名的一例：俄狄浦斯。底比斯王拉伊奥斯被一个神使警告说他的儿子将会杀了他。当他的妻子约卡斯塔生下一个儿子时，他便把这个婴儿绑起来扔到了一座深山里，一位牧羊人发现了俄狄浦斯并养育了他，然后他又被科林斯国王收养为自己的儿子养大。在去德尔菲的一次访问中，俄狄浦斯得知他命中注定会杀父娶母，因此他离开了科林斯并发誓再也不回来。在去底比斯的途中，他遇到了拉伊奥斯并在一次争执中杀了他。然后他又智胜斯芬尼斯狮身人面像，他的奖励就是底比斯的王冠和牵手守寡的王后约卡斯塔——他成长过程中没和他在一起的生母。当他最终得知真相之前，他们已经共同生育了4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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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韦斯特马克理论的最终胜利已被约翰·托比（John Tooby）证明。男孩想与他的妈妈做爱的想法令绝大多数男人瞠目，认为这是他们听过的最荒谬的事情。但显然，这对弗洛伊德来说并非如此。他写道，儿时的他曾经在看到母亲换衣服时产生了性反应。但弗洛伊德有一个奶妈，因而他或许并没有体会到那种幼时的亲密感，而这种亲密感本可以告知他的感知系统：弗洛伊德夫人就是他母亲。韦斯特马克理论比弗洛伊德还要弗洛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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