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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鸟类不同，人类将他们的性嫉妒插入了一种怪异的认知机器中。人们用隐喻来思考，最常用的隐喻是将妻子比作财产。威尔逊和达利在他们的文章《错把老婆当动产的男人》（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Chattel）中，说明了男人不只想要控制他们的妻子并击退对手，他们还宣称对妻子的所有权，特别是对妻子生殖能力的所有，等同于一个所有者对无生命财产的权利一样。一个所有者可以出售、交换或处置他的所有物，可以不受干涉地修改它们，还可以对偷窃或损坏的行为要求恢复原状。这些权利得到了社会其他成员的认可，并可以通过集体报复强制实施。在所有文化中，男人配置了他们全部的所有权认知仪器来设想他们与妻子的关系，直到现在他们都一直将这种隐喻形式转化为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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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社会中，婚姻是将对一个女人的所有权从他父亲那里公然转移到她丈夫那里的行为。在我们自己的结婚典礼上，新娘的父亲仍然是将女儿“送出去”，但更常见的是父亲将女儿卖出去。在70%的社会中，两人结婚时总有人要付钱，其中90%的情况是新郎或他的家庭付给新娘的家庭，有时是以现金或付出一个女儿的形式，有时是以新郎服务的方式——新郎为新娘的父亲工作一段时间。在《圣经》中，雅各布为拉班工作了7年，以便换得娶她女儿瑞秋的权利，但拉班在婚礼上用他另一个女儿莉娅掉了包，所以雅各布只得继续工作7年，才能得到瑞秋作为他的第二个妻子。嫁妆则更常见，它并不是新娘-财富的镜像，因为嫁妆给的是新结婚的小两口，而不是给新娘的家庭。丈夫通告其他男人他所有权的风俗惯例至今仍被许多现代夫妇所保留。女人而不是男人，戴订婚戒指，改姓丈夫的姓，并且被冠以一种新的称呼——夫人（Mrs.）“……的太太”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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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财产，丈夫也已经控制了妻子的性（在丈夫之前，是父亲和兄长实现了控制）。他们曾用过女伴、面纱、假发、大披风、性别隔离、禁闭、裹脚、切除生殖器官以及许多设计巧妙的贞操带。暴君不仅控制了后宫，而且还守卫着后宫。在传统社会中，“保护一个女人”是保留她的贞操的委婉说法。梅·韦斯特注意到，“男人总说他们在保护你，但他们从不说保护你远离什么”。只有育龄妇女被用这种方式加以控制，孩子和绝经后的女人则享有更多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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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词adultery（通奸）与单词adulterate（掺杂）有关，意为通过引入一种不当的物质而使一个女人不纯洁。一个性不检点的已婚女人会比同样的男人受到更严厉的惩罚，这种臭名昭著的双重标准在各种社会的法律规定和道德准则中都很常见。其理由在以下对答中得到了简洁的概括，当詹姆斯·波斯维尔（James Boswell）说：“男人不忠的罪行和他妻子的不忠罪行有很大的区别。”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回答道：“这种区别是茫茫无边的。男人不能给他的妻子强加一个私生子。”已婚女人和她的情夫通常都会被惩罚（一般是死刑），但这种对称是一种假象，因为是女人的已婚身份而不是男人的已婚身份使之成为罪犯，具体来说就是对她丈夫的犯罪。一直到最近，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体系都将通奸罪视作财产侵害或侵权。丈夫有权对损失要求补偿：退还彩礼、离婚或暴力报复。强奸是对这个女人丈夫的侵犯，而不是对这个女人的侵犯。私奔被视为是从父亲那里绑架了他的女儿。直到最近，丈夫对妻子的强奸都不是一种犯罪，甚至都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概念：丈夫享有和他的妻子发生性关系的独家占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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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英语世界，普通法在三种情况下会将谋杀认定为误杀：自我防卫、为近亲进行防卫、发现第三者和自己的妻子有染的情况下时。威尔逊和达利注意到，这是对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的三种主要威胁。在美国的几个州，如得克萨斯，直到1974年，一个男人将他的妻子捉奸在场，遂怒杀其妻的情人，最终被判无罪。甚至在今天的许多地方，这种凶杀都不予起诉，或者杀人者会被从轻处理。目睹妻子通奸而妒火发作被视为一个“理性”男人可以被预见到的一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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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希望可以讨论性的演化心理学而无须顾及女性主义理论，但在当今的思想文化风气下，这是不可能的。达尔文主义对性的研究方法往往被诟病为是反女性主义的，而这恰恰是错误的。其实，这种指责仅仅是困惑于达尔文主义的表面，对于许多发展并检验了这一理论的女性主义者来说更是如此。女性主义的核心当然是以结束性歧视和性剥削为目标，这种道义和政治立场不可能受到任何科学理论和发现的反驳，即使是科学研究的精神也没有对女性主义的理想构成威胁。已被记录在案的性差异是关于繁殖心理学的，而没有任何经济或政治价值，而且，它们表现的是对男性的反感，而不是对女性的反感。这些差异强调的是对乱伦、剥削、骚扰、盯梢、殴打、强奸（包括约会强奸和婚内强奸）和歧视女性的法律法规的关注。如果这些研究结果表明，男人尤其容易犯某些针对女性的犯罪，其意义就在于对男性的阻止措施应当更加明确、更加严厉，而不是说这些犯罪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那么可憎。即使对传统性别劳动分工的演化解释也并不表示它是不可改变的，或者这是“自然”的，或者说应当将某些事情强加给并不想要它的个别男人或女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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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心理学挑战的不是女性主义的目标，而是现代正统学说中关于心智的部分，这种正统学说已经被女性主义思想基础所占据。一种观点认为，人们被设计来执行其所属阶层和性别的利益，而不是从他们自己的信念和欲望出发去行动。另一种观点认为，儿童的心智是由其父母所塑造的，成人的心智则是由语言和传媒形象所塑造的。第三种观点是浪漫主义学说，认为我们天生的倾向是好的，那些卑鄙的动机都来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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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反对达尔文人类性理论的观点的隐含前提都是自然的就是好的。它的推断是畅快无忌的性爱是自然的、好的，所以如果有人宣称男人比女人更想要这种性爱，那就说明男人的心理是健康的，而女人则是神经质和心态压抑的。这个结论让人难以接受，所以这种认为男人比女人更想要无拘无束的性爱的说法是不可能正确的。与此类似，性欲望是好的，所以如果男人实施强奸是为了性（而不是为了表达对女人的愤怒），那么强奸就不应当是罪恶的。强奸本身就是罪恶的，所以认为男人实施强奸是为了性的说法自然也是错误的。还有一种更普遍的说法，人们本能喜欢的就是好的，所以如果人们喜欢美，那么美就应当是一种价值符号。但美并不是一种价值符号，所以认为人们喜欢美的说法也不可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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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论证综合了糟糕的生物学（自然的就是好的）、糟糕的心理学（心智是由社会创造的）和糟糕的伦理学（人们喜欢的就是好的）。女性主义如果放弃这些东西，并不会损失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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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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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地方的人都在竭力争取一种幽灵般的物质，它被称作权威、权力、尊严、统治、名誉、自尊、面子、职位、卓越、声誉、等级、尊敬、尊重、地位、境界或者身份。人们忍饥挨饿、冒着生命危险、耗尽财富，去追求那些彩带和勋章。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注意到，人们牺牲了如此之多的生命必需品就是为了给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似乎是在回应一种“更高的精神需求”。身份和美德在人们心中是相似的，正如我们看到的以下词汇：chivalrous（有骑士精神的），classy（优雅的），courtly（温文儒雅的），gentlemanly（绅士风度的），honorable（体面的），noble（高贵的）和princely（王子般高贵的），它们的反义词是ill-bred（缺乏教养的），low-class（低级的），low-rent（廉价的），mean（卑下的），nasty（龌龊的），rude（粗鲁的），shabby（破旧的）和shoddy（低劣的）。当论及个人外表的细节时，我们巧妙地运用一些伦理隐喻，如right（对的），good（好的），correct（正确的）和faultless（完美无缺的），以表达我们的尊敬，而谴责俗气时则用一些通常用来描述罪恶的词汇，这种态度被艺术史学家昆汀·贝尔（Quentin Bell）称之为“裁缝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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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构建有机体的一种方式吗？这些有力的动机都是来自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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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动物都会被毫无意义的装饰和仪式所驱动，这种自然选择的原因早已不再神秘。以下是一些很重要的原因。不同的生物在伤害或帮助其他生物的能力上有所差异。比如，其中一些更强壮、更凶猛或毒性更大，或者有更好的基因，或更多禀赋的生物想要所有生物都知道它们是强大的，而那些它们能侵犯的生物也想知道哪些生物是强大的。但是，若要所有生物都能探究彼此的DNA、肌肉质量、生物化学构成、凶恶程度等特质都是不可能的。所以，高大威猛的生物就会用一种信号来昭示它们的价值。不幸的是，一些无足轻重的生物可以伪造这一信号来攫取收益，这就贬低了信号对其他生物的价值。这种竞赛仍在持续进行，高大威猛的生物会制造出一种难于仿制的展示信号，无足轻重的生物则会变得更加善于伪造，而第三方的鉴别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这就像纸币一样，它发出的信号花哨无比，其实毫无内在价值，却被视为是有价值的，它也确实是有价值的，因为所有人都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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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信号背后展示的宝贵东西可以分为两类：统治力——可以伤害你的，身份地位——可以帮助你的。它们常常结合在一起，因为可以伤害你的人也可以通过伤害别人的能力来帮助你。但把它们分开来看更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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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都听说过在动物王国已经司空见惯的统治等级、权势等级和头牌雄性。同一物种的动物并不是每次为了竞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而战斗至死。它们有一种仪式化的争斗，或军备展示、或互瞪比赛，然后其中一方就会退却。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和其他早期的动物行为学者认为，投降者的身体姿态有助于使该物种避免血腥的自相残杀，而人类由于缺乏这种姿态表达而处于危险的境地。但这种观点源于认为动物演化是为了物种利益的谬见，它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来势汹汹的遗传突变会永不屈服，而杀死臣服者的突变基因则不会在竞争中获胜并很快将物种赋予这一特征。生物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Smith）和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lcer）给出了一个更好的解释，他们用模型模拟了动物们可能采用的不同进攻策略，这些策略是如何叠加起来针对对方以及如何令自己反受其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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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动物来说，每次争斗都战斗至最后一刻是一种糟糕的策略，因为很有可能它们的对手经演化也采取相同的策略。战斗对失败者而言成本很高，因为它会受伤甚至死去，所以还会不如在一开始就放弃目标。对胜利者而言，成本也可能会很高，因为它们在胜利的过程中可能会受伤。如果双方提前判断出谁会获胜，而处于劣势的一方干脆退让，那么结果对双方而言都会更好。所以，动物们会相互打量看谁的块头更大，或是比划着它们的武器看谁的更具杀伤性，或是扭作一团直到明显分出谁更强大。尽管只有一方会获胜，但双方都会走开。失败者会退却，因为它可以到别处去碰碰运气，或是留得青山在，待到条件成熟时再图起事。当动物们相互打量时，它们演化出了各种方式来夸大它们的身量大小：顶毛、气圈、鬃毛、毛发直立、耸起后脊，还有低吼，因为低音展示了动物体内共鸣腔的空间很大。如果争斗的成本很高，胜利者也不容易预测，孰胜孰负可能会靠一些任意的差异来决定，比如谁先到的，就像人类的敌对双方可以用掷硬币来迅速解决争端一样。如果动物们势均力敌，且目标利害攸关（比如为争夺对一群雌性动物所在区域的统治权），那么一场全力以赴的战斗就会随之而来，甚至直至一方在争斗中死去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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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如果都在战斗结束后走开，之后失败者会臣服于胜利者。当一群动物中的许多个轮流相互掂量并彼此较劲时，其结果就是权势等级的形成，具体的排序与每个动物在决斗中的获胜概率有关。当概率变化时——比方说，当一个领头动物年老或受伤时，或当一个下属积聚好力量或经验时，这个下属就可能会发起挑战，而等级顺序可能就会改变。黑猩猩的统治力不仅取决于其战斗力，还取决于政治敏锐性：聚集一处的一群动物可能会罢黜掉一个更强大但独来独往的对手。许多群居灵长类动物都有两种统治等级，分别由两种性别占据。雌性为食物竞争，雄性为雌性竞争。处于统治地位的雄性交配得更多，既因为他们能够将其他雄性推赶在外，也因为雌性更愿意和它们交配。对雌性动物来说，如果没有其他影响因素的话，地位高的性伴侣一般会繁殖出地位高的儿子；而地位高的儿子与地位低的儿子相比，能给这个雌性带来更多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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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没有严格的尊卑顺序，但在所有的社会中，人们都认识到有一种统治等级制度，特别是在男人中。等级高的男人可以命令他人服从，在群体决策中有更大的影响力，通常占有更多份额的群体资源，并总是有更多的妻子与情人，有更多与其他男人的妻子进行婚外情的机会。男人们竭力争取地位与等级，所采用的其中一些手段类似于动物群体，另一些则是人类独有的。善斗者常常有更高的等级地位，善于斗争的男人也有着更高的地位等级。在这个将自己称为理性动物的物种中，绝对身高的作用大得让人惊讶。词汇“领导者”（leader），在大多数原始社会中的意思是“高个子男人”，而事实上，领导者们通常也都是高个子男人。在美国，高个子男性的就业率更高，能得到更多的晋升，挣得更多（年薪1厘米300美元），被选作总统也更多：高个子候选人赢得了1904—1996年间24次总统选举中的20次。随便瞥一眼征婚广告就会发现，女人想要个子高一些的男人。就像其他由雄性竞争的物种一样，在人类中，男性比女性的个子更高大，甚至还演化出了看上去显得更高大的方式，如低沉的声音和胡须（使得头看上去更大，狮子和猴子也分别各自演化出了这种方式。）勃列日涅夫称他之所以能身居最高层是因为他的眉毛。任何地方的男人都会夸大自己脑袋的型号（用帽子、头盔、头饰和皇冠）和肩膀的大小（用垫衬、板子、肩章和羽毛）。在一些社会中，男人甚至还会夸大他们的阴茎（用令人叹为观止的鳕鱼片和叶鞘，有些长达一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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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类也演化出了语言和一种新的方式来传达有关统治力的信息：声誉。长久以来，社会学家一直感到很困惑的是：为什么美国城市中的谋杀案的最大动机，不是抢劫、毒贩子内讧或其他有形的外界刺激因素，而是一类被称之为“以相对琐碎的小事为起因的口角，如侮辱、咒骂、争抢等”。两个年轻人争论该谁用酒吧的台球桌。他们彼此推搡，相互辱骂对方。失败一方觉得在众目睽睽下被羞辱，暴怒之下抄起一把枪又折返了回来。这种谋杀是“无意义暴力犯罪”的典型缩影，犯下这种罪行的男人往往被视为是疯子或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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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利和威尔逊指出，这些男人的行为表现出了比谁占用台球桌重大得多的利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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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被他们的同伙们分为“可以被欺负的那种”和“浑不吝的那种”；说到做到的人或是夸夸其谈的人；你可以和他的女朋友闲扯淡而不怕被他追究的男人或是你不愿去招惹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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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绝大多数社会环境中，一个男人的声誉部分地取决于他对一个可信的暴力威胁的维护。利益冲突在社会中很普遍，一个人的利益很有可能被竞争者所侵犯，除非这些竞争者服从于他。有效的威慑就是使我们的对手信服：任何打算以牺牲我们为代价而谋求他们利益的企图，都会导致严厉的惩罚，这种惩罚将使得竞争行为会以他们无法承受的惨痛损失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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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慑的可信性会因为没有勇敢面对一次公开挑战而被削弱，即使这次挑战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利害关系。此外，如果挑战者知道他的目标是一个冷静的成本收益计算专家，他可以威胁采用对双方都很危险的争斗来逼迫对手退缩。但一个会不惜一切捍卫自己声誉的莽汉（一台末日武器）则是不受任何事务逼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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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窟的黑帮成员捅了对他不敬的家伙，这在世界各地都屡见不鲜，且颇受推崇。荣耀（honor）的意思在许多语言中（包括它在英语中的一个含义）就是指对侮辱的断然报复，如有必要甚至不惜流血牺牲。在许多原始社会中，一个男孩只有在他杀过人后才能获得男子汉的身份。而一个男性得到的尊荣会随着他杀害人数的剧增而快速提升——因此种种如割头皮或猎人头的残忍风俗才会应运而生。“荣耀之士”间的决斗在美国南方是一种传统，许多男人升至领导地位都得益于他们在决斗中的胜利。10美元钞票上的男人——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死于与副总统艾伦·波尔（Aaron Burr）进行的一场决斗；20美元上的男人安德鲁·杰克逊（Anelrew Jackson）总统，赢过两场决斗，还企图对他人寻衅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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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没见过牙周病大夫或是大学教授为了一个停车位而决斗呢？首先，在他们生活的世界中，国家垄断了对暴力合理合法的运用。在国家政府触及不到的地方，像城市的地下党或边远乡村，或是在国家不存在的时候，例如原始氏族部落时期，一种可信的暴力威胁是一个人仅有的自我保护手段。其次，牙周病大夫和教授们的资产，比如房子和银行账户，很难被偷窃。当有必要对威胁做出快速反应时（因为一个人的财富可能被其他人带走），“文化的尊严”就应运而生了。它们是在原始游牧人群中发展起来的，因为他们的动物可以被偷走；而在种植庄稼的原始人群中则比较少见，因为他们的土地搬不走。“文化的尊严”还发展于其财富有着其他流动形式的环境中，比如现金。但也许最大的原因是牙周病大夫和教授们不是男人，也不穷，岁数也不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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