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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比和考斯迈德斯的计算假定一个男人即使死了，他的孩子也一样能生活，所以死亡导致的适应损失是零，而不是负数。当然这不是真的。但他们指出，如果群体相对而言比较兴旺的话，失去父亲的孩子的幸存机会可能不会降低得太多，所以男人去侵略还是值得的。他们预测，当所在群体在食物上比较安全时，男人们应当比缺乏食物时更愿意去战斗，这和蛋白质缺乏假设恰好相反。数据也支持了他们的预测。另一个推断是，女性应当从未有兴趣发动一场战争（即使她们有武器或同盟来弥补她们较小的体格带来的优势）。女性从来都没有演化出同伙一起侵犯邻里村落抢夺丈夫的需求，原因是女人的繁殖成功并未受到可供男性的数量的限制。所以，任何因寻求额外配偶而给其生命带来的风险，都是对预期适应的净损失。（然而，原始女人们确实鼓励男人们去战斗以保卫群体，并为被杀害的家庭成员复仇。）这一理论还解释了为什么在现代战争中，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派女人去战斗，以及当女人伤亡时会感到道义上的愤怒，尽管并没有任何伦理上的论证说明女人的生命比男人的更宝贵。直觉认为，战争是一场令男人受益的游戏（对人类的演化历史来说，这也是事实），这种直觉很难动摇，所以男人应当承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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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论还预测，只有当男人对胜利有信心、而且没有人提前知道谁会受伤或被杀死时，才会愿意集体战斗。如果有可能被击败，那么继续战斗就没有意义了。如果你承担了超过你份额的风险——比如，如果你的战友因去寻找自己的藏身之处而将你置身于危险中，那么继续战斗也就毫无意义了。这两个原则塑造了男人参与战争的心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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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社会，交战各方通常是同一拨人的内部派系，他们有着同样的武器装备，所以人类演化历史中对胜利的预测结果只是数目。有更多战士的一方是难以征服的，而胜利的概率可以根据各方的人力来预测。雅诺马马人痴迷于自己村落的大小就是基于这个原因，他们常常组成联盟或者考虑脱离联盟，因为他们知道较小的村落在战争中是无助的。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你这一方的一大群人可以壮胆，而对方的一小群人则更容易示弱。召集一大群人是激励爱国主义的一种常见策略，群众示威游行即使在军队支撑的统治下也能够引发恐慌。战场策略的一个主要原则是包围敌人的部分队伍，使胜利看起来唾手可得，并造成恐慌和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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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是公平地分配风险。战争一方面临着利他主义的问题。每个成员都有诱因去欺骗，使自己远离危险，而将他人置于更大的风险中。这就像善意的合作无法演化而来，除非恩惠的施与者查处并惩罚欺骗者一样；侵犯的合作也无法演化而来，除非战斗者查出并惩罚懦夫或逃兵。战士执着于勇敢和纪律，这影响着一切——从士兵想和谁同处一个散兵坑，到诱导士兵以为风险均等以及奖励英勇、惩罚背弃的指挥结构。战争在动物王国中很罕见，因为动物像人一样，也是胆小懦弱的，除非它们能够组成多派别联盟来分担风险。和远祖人类不同，动物没有认知设备，能够让他们自然而然地演化出能够用来执行这种契约关系的计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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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争的逻辑和心理还有另一个特殊之处。一个男人应当会同意待在联盟中，只要他不知道自己将会死去。他也许知道这个概率，但他不可能知道死亡轮盘正在逐渐缓慢地在他这里停下来。但到了一定时候，他可能就会看到死亡的来临。他可能会瞥见弓弩手正将他瞄准在射程内，或者察觉一次临近的伏击，或者注意到自己已经被派往履行一次自杀式的使命。就在那一刻，所有的事情都会改变，唯一理性的动机就是逃离。当然，如果不确定性的坍塌仅仅是在死前的几秒，那就太晚了。一个战士能越早提前预测到自己将成为一具无名烈士，他就越容易逃跑，而联盟也就越容易被拆散。在动物联合进攻另一支联盟或单个个体时，如果一个进攻者被选定为反攻对象，会有一些警示，它能够在自己被追逐之前就逃之夭夭。正因为这一原因，动物联盟很容易就会被拆散。但人类所发明的武器——从长矛和弓箭到子弹和炸弹，使得命运直到最后一秒仍是未知的。在这个无知的面纱背后，男人被激励战至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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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比和考斯迈德斯推出这个逻辑的几十年前，心理学家阿纳托尔·拉波波特（Anatol Rapoport）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悖论对此进行了描述。（他相信这个情景是真实的，只是无法进行验证。）在太平洋的某个轰炸机基地，一位飞行员在执行任务时只有25%的机会生还。有人计算如果将每架飞机搭载的炸弹增加一倍的话，完成任务就只需要一半的飞机。但增加搭载量的唯一方法就是减少燃油，这意味着飞机将只能飞一次单程任务。如果飞行员们愿意抽签，赌1/2的概率去飞一次确定的死亡任务，他们生还的机会会增加一倍：只有一半的人会死，而不是3/4。不用说，这个提议永远没办法实施。很少有人会接受这样的出价，尽管它完全公平，还会挽救许多生命，其中有可能就还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这个悖论耐人寻味：我们的心智被说服自愿在联盟中承担死亡的风险，但这只在我们不知道死亡何时降临时才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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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中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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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应该干脆现在就吞下毒药，就此了结吗？有些人认为，演化心理学宣称，已经发现人性是自私和邪恶的，但他们是在奉承任何宣称发现了相反情况的研究人员或他人。没人会需要一个科学家来测量人类是否天生倾向于邪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历史书、报纸、人种志记录以及给安·兰德斯（Ann Landers）的信中都已经有所记录了。但人们似乎把它当成了一个开放性问题，好像有朝一日科学可能会发现，这只是一场噩梦，而我们会从梦中醒来发现彼此相爱才是人的本性。演化心理学的任务不是去度量人类本性，这个任务最好还是留给其他人吧。它是为了给只有科学才能提供的那种令人满意的见解添砖加瓦：将我们对人性的所知与我们对这个世界如何运转的知识联系起来，并用最少的假设来解释最多的事实。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很大一部分已经在实验室和实地现场得到了验证，无非都是基于亲缘选择、父母投入、互惠利他和心智计算理论的少数几个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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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本性就注定了我们的人生就是一场被残酷无情的适应最大化者盘剥的噩梦吗？同样，向科学寻求答案是愚蠢的。每个人都知道人们能够表现出巨大的善行和牺牲精神。心智中有许多组件，适应而来的不仅是丑陋的动机，还有爱、友谊、合作、公正感和预测行为后果的能力。心智的不同部分奋力踩下或松起行为的离合器踏板，因而坏的想法并不总会导致坏的行为。吉米·卡特（Jinmy Carter）在其著名的《花花公子》访谈中说：“我曾色迷迷地看过许多女人。我曾在心中多次犯下了通奸罪。”但喜欢窥探的美国新闻界还没有找到证据，证明他在现实中曾经犯过哪怕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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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大的舞台上，由历史见证的一些滔天大祸已经永久地消失了，数年的血腥杀戮之后，仿佛一股烟雾瞬时即散。奴隶制、妻妾成群的暴君、殖民征服、血海世仇、女人被虏为财产、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童工、隔离制度、法西斯主义还有战争，都已经从世界的绝大部分地方消失，而那些广袤的土地曾经饱受它们摧残长达数十年、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之久。最凶险的美国都市丛林中的谋杀率也只有许多原始社会中的1/20。现代英国人被谋杀的可能性只是他们中世纪祖先的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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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脑没有在这几个世纪间发生变化，人类的境遇怎能得到如此改善呢？我认为，部分答案是由于识字、知识和观点的交流已经削弱了一部分盘剥与利用。并非人们有一眼善良的心泉，并由道义规劝使之行善，而是信息可以表达为一种方式使得盘剥者看起来像是伪君子或傻瓜。我们的一项基础本能——以仁慈和能力为借口而自称权威，可以被狡猾地运用到其他人身上。当所有人都看到人们遭受苦难的画面，就不可能再宣称没有人造成任何伤害。当受害者用加害者可能会使用的第一人称进行表述时，就很难再坚称受害者只是一种更低下的人类存在。当发言人被发现是在附和敌人的话语，或是呼应其政策导致灾难的以往发言人的调子，他的权威就会崩溃。当和平的邻国被广泛传播，就很难再坚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想，终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巍然提升，并实践它信条的真正含义：‘我们坚信这些事实是不言自明的，所有人都生来平等。’”当他这样说时，他使得种族隔离者们不可能再维持爱国者的形象，反而看上去更像是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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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在一开始就提到的，尽管冲突是一种人类的普遍现象，但消除冲突的努力也是普遍现象。人类心智在严酷的经济状况下，偶尔也会抓住一抹微光，对手们会放下干戈，均分和平创造的剩余，使得双方都从中受益。甚至一些雅诺马马人也看出了他们所用方式的徒劳无功，渴望找到一种手段来打破这种冤冤相报的循环。在人类历史中，人们发明了巧妙的技术将心智的一部分用来对付另一部分，对并非因为善良而被选择的人类本性做出了文明的增补：修辞、揭露、保住面子的方法、契约、威慑、机会均等、冥想、法庭、强制执行的法律、一夫一妻制、对经济不平等的限制、放弃报复等。乌托邦的理论家看到这些实践智慧时，应当会自愧不如。这些做法，比起改变育儿方式、语言和传媒的“文化”提议以及扫描黑帮成员的大脑和基因以排查侵犯性和在贫民窟派发反暴力药丸的“生物”提议来说，可能会更为持续且有效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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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探奇：人类心智的起源与进化 结语 活出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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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活里不仅有面包，还有琴棋书画和歌舞，而后者却并非适应的产物。艺术、文学、幽默、宗教和哲学都是心智的杰作，我们的生命因它们而意义非凡。我们也许应该超越自己的心智，将自己的思想与感情看作自然选择的宏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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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探奇：人类心智的起源与进化 人不是仅靠面包活着的，也不是仅依赖于经验诀窍、安全、孩子或性活着的。任何地方的人都会花费他们所能支付得起的、尽可能多的时间在另外一些活动上，这些活动从努力生存和繁殖的角度来看，似乎是毫无意义的。在所有文化中，人们都会讲故事或背诵诗歌。他们开玩笑、大笑或相互嘲笑。他们唱歌、跳舞。他们打扮自己。他们举行仪式。他们想知道幸运和不幸的原因，他们信仰与自己对这个世界所知的其他事情相冲突的超自然现象。他们编织关于宇宙和他们所在的这个世界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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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这些活动还不难理解，从生物学角度来看，这些活动越无聊越空虚，人们就越赞美它们。艺术、文学、音乐、幽默、宗教和哲学被认为不仅能令人心神愉悦，而且还优雅高贵。它们是心智的最佳作品，使得人们不枉此生。为什么我们会追求这些琐碎、无益的东西，还能从中感受到崇高的体验呢？对许多受过教育的人来说，这个问题似乎俗不可耐，甚至是不道德的。但对任何对现代智人的生物学伪装感兴趣的人来说，这个问题都是无法回避的。我们这个物种中的某些成员会做出一些疯狂的行为，比如发誓要独身生活、为他们的音乐而活、卖血去买电影票，还有人去读研究生。为什么？这本书的基调是“心智是自然选择的神经计算器”，但在这一基调下，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艺术、幽默、宗教和哲学的心理过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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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所大学都有一个艺术院系，它不仅在人数上占优，而且能博得最多的公众关注。但数以万计的学者和几百万页的学术文献对“人们为什么追寻艺术”这个问题却没有给出丝毫启发。艺术的功能几乎是公然地含混晦涩，为什么会如此，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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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因为艺术涉及的不仅是审美的心理过程，还有身份地位的心理过程。艺术的毫无用处使得它对演化生物学来说不可理解，但对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而言却是太容易理解了。你会把钱花在一些装饰物和技艺上，它们既不能填饱肚子，又不能遮风挡雨，却需要珍贵的材料、多年的练习、对晦涩文本的掌握，或者与精英阶层的亲密关系，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你有充足的钱可供挥霍呢？索尔斯坦·凡勃伦和昆汀·贝尔对品位和时尚的分析认为，精英阶层对消费、休闲和恶行的炫耀性展示为下层民众所效仿，从而驱使精英们寻找新的难以模仿的展示。这种分析很好地解释了艺术法则难以理解的古怪之处。一个世纪的辉煌风格到了下个世纪就变得俗不可耐，正如我们在那些既是时代标志又是滥用术语的单词中所看到的那样（哥特式、风格主义、巴洛克、洛可可）。艺术品的不变主顾是贵族和那些想要加入他们的人。大多数人如果知道一张音乐唱片正在超市的收款台或午夜电视商城里销售，就会对它丧失兴趣。即便是比较著名的艺术家如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Pierre Auguste Renoir）的作品，当它在一次广受欢迎的轰动性博物馆展览中被展示时，也引来了讥讽的评论。艺术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与审美无关：一幅无价的作品如果被发现是赝品，就会变得毫无价值。当艺术圈说汤罐和漫画是高雅艺术时，它们确实就变成了高雅艺术，然后就可以开出炫耀性的浮夸价格。现代和后现代作品的意图不是令人愉悦，而是为了确认或搅乱一群批评家和分析家的理论，去打动有钱人，或者去阻拦乡巴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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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心理过程部分上就是身份地位的心理过程，这种陈词滥调已经被不止一次地指出，不仅犬儒主义者和粗俗的人这么认为，连博学的社会评论家如昆汀·贝尔和汤姆·沃尔夫等人也这么讲。在现代大学中，却没有人这么提，确实，它是不可言说的。学界人士和知识分子是文化秃鹫[22]。在如今精英们的聚会中，取笑你无法通过《给诗人们的物理学》和《给普通人的摇滚乐》这样的课程且一直都对科学懵懂无知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尽管科学素养对于做出有关个人健康和公共政策的明智选择非常重要。但如果说你从来没听说过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或者你曾经有一次试着去听莫扎特却更喜欢安德鲁·劳埃德·韦伯（Andrew Loyd Webber），这种笑话就像你用袖子抹鼻涕或是宣布你在自己的血汗工厂里雇用童工一样令人震惊了，尽管你在休闲时光的活动品位显然与任何事情都无关。艺术、身份地位和美德在人们心智中搅作一团，这是我们在第7章中遇到的昆汀·贝尔的裁缝道德的一个延伸：去除所有琐碎的必需品之后，在一个光荣而又无用的存在符号中，人们找到了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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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这些事实不是为了诋毁艺术，而是为了澄清我的主题。我希望你们看待艺术的心理过程（以及稍后的，幽默和宗教），可以从一个试图理解人类物种的外来生物学家的冷漠客观的视角出发，而不是作为这个物种中对艺术的作用颇为关心的一员的视角出发。当然，我们从对艺术作品的沉浸思考中可以获得愉悦和启迪，尽管并非所有的感受都是因与杰出人士分享而产生的自豪，但是要想抛开身份地位心理来理解剩余的艺术心理过程，我们必须要不害怕别人将我们误认为是更喜欢安德鲁·劳埃德·韦伯而不是莫扎特的那种人。我们需要从民歌、低俗小说以及黑色天鹅绒上的涂鸦开始，而不是马勒、艾略特和康定斯基开始。这并不意味着靠夸张“理论”中的伪装卑微题材来代替去底层社会的采风（对《花生漫画》的符号学分析、给阿奇·邦克进行精神分析、对杂志《时尚》进行解构）。它意味着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让人们从形状、色彩、声音、笑话、故事和神话中获得快乐的心智到底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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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或许还易于回答，而关于艺术的一般性问题就不那么容易回答了。艺术理论蕴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在一个任何人都能买CD、油画和小说的时代，艺术家们的谋生手段依靠的是找到途径来避免陈腐的腔调，挑战厌倦的口味，将行家从业余爱好者中区分出来，并嘲弄关于何谓艺术的当前智慧（所以对艺术定义的尝试几十年来一直都徒劳无果）。任何没有认识到这一动态性的讨论都注定不会有什么结果。它永远也不能解释为什么音乐可以令耳朵愉快，因为“音乐”被定义为包括无调爵士乐、半音阶作曲和其他一些智力运动。它永远也不会理解淫秽的笑和欢乐的戏谑这些对人们生活如此重要的东西，因为它将“幽默”定义为奥斯卡·王尔德的一次调皮机智的表现。卓越和前卫被设计服务于复杂的趣味，这种趣味是多年浸淫于一种流派并熟悉其传统惯例和陈词滥调的产物。这种艺术理论依赖于高人一等的作派、晦涩难懂的典故和精湛技巧的展示。尽管它们引人入胜，也值得我们支持，但它们一般会混淆审美的心理过程，而不是阐明审美的心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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