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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音乐的情感牵引作用的例子或许可以在电影配乐中找到。许多电影和电视剧实际上从一开始到结束都在用准音乐的编排协调控制观众的情绪。它们没有真正的节奏、旋律或分组，却能够将影迷们从一种情绪调动到另一种情绪中：默片中的高潮逐级上升、老式黑白电影的肉麻场面配上悲恻凄婉的弦乐（做拉小提琴状讽刺姿势的来源，意为“你在试图操纵我的同情心”）、《大白鲨》（Jaws）中不详的双音符基调、《碟中谍》（Mission Impossible）系列剧中充满悬念的铙钹和鼓声以及打斗和追逐场面中愤怒的不和谐音。尚不清楚这种伪音乐是否渗透到了自然声响、讲话、情感叫声或其他一些组合的框架中，但不可否认它是很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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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运动控制。节奏是音乐的通用组成部分，在许多音乐风格中，它甚至是基本或者唯一的组成部分。人们跟着音乐跳舞、点头、摇晃、摆动、迈步、鼓掌和打响指，这强有力地说明音乐进入了人的运动控制系统。重复性的动作，像走、跑、切、刮和挖都有一种最优的节奏（通常是节奏中套节奏的优化模式），它是由身体的阻抗和工具或所操作平面的阻抗所决定的。推孩子荡秋千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不变的节奏模式是调整这种运动速度的最优方式，保持这种模式就能使我们体会到适度的乐趣，运动员把这称为进入状态或者找到了感觉。音乐和舞蹈或许是这种愉悦刺激的浓缩剂量。肌肉控制也包含了紧张和放松的依次更迭（例如，在跳跃和击打中），动作执行的紧急、热情或是倦怠，以及反映出自信、屈服或抑郁的身体姿势的直立或萎靡。一些偏重心理学的音乐理论家，包括杰肯多夫、曼弗雷德·克林斯（Manfreed Clynes）和大卫·爱泼斯坦（David Epstein）都认为音乐再造了运动的动机和情感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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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一些东西。即一些解释了整体是如何大于部分之和的东西。一些东西解释了，为什么观看一张幻灯片进入和离开聚焦范围，或者拖着一个文件柜爬上一段楼梯不会把灵魂从人们的躯壳中拽走。或许是大脑中与一道声波同步激活的神经元和情感回路中一次自然振荡之间的谐振共鸣？左脑负责讲话的区域对应右脑未使用的部分？某种拱侧或狭小屋顶空隙，或者短路，或者与听觉、情绪、语言和运动回路在大脑中组合在一起的方式凑巧伴随而生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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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音乐的如上分析是推测性的，但它很好地补充了本书其余部分对心理机能的讨论。我选它们为主题，是因为它们表现出作为适应最清晰的标志；而选择音乐是因为它表现出非适应的最清晰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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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看电影时很快乐，即使是看一部很烂的片子。其他人则很珍视他们生命中值得记忆的时刻，我是这样读到的。”至少沃克·珀西（Walker Percy）的小说《影迷》（The Moviegoer）的朗读者承认这一差异。电视台常会收到肥皂剧观众的来信——他们对反面角色进行死亡威胁，给失恋的角色提供建议，给婴儿角色寄去婴儿袜。墨西哥影迷们因用子弹把屏幕打成筛子而举世闻名。演员们也会抱怨，粉丝们把他们与他们所饰演的角色搞混。伦纳德·尼莫伊（Leonard Nimoy）写了一本回忆录名叫《我不是间谍》（I Am Not Spook），然后放弃并又写了另一本名叫《我是斯波克人》（I Am S-pock）。这些轶闻经常出现在报纸上，通常是为了暗讽现在的人是区分不出幻想和现实的笨蛋。我怀疑人们实际上并不是被欺骗，而是愿意走极端，把从虚拟中丧失自我而得到的愉悦感放大并强化。那么，这种在任何人身上都能找到的动机从何而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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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抒情诗人贺拉斯（Horace）写道，文学的目的是“为了愉悦和指导”。这种功能在几个世纪后得到了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r）的呼应，他将戏剧定义为“一种对人性恰当而鲜活的形象，代表了它的热情和幽默以及制约它的命运的机遇；为了使人类愉悦并给予指导”。将愉悦（或许是为按下我们的快乐按钮的无用技术的产物）和指导（或许是认知适应的一个产物）区分开来是很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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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的技术传递了一种对人生的模拟仿真，观众或听众可以身处舒适的山洞、沙发或影院座位而在心理上介入其中。语言能够引发激活部分脑区的心理意象，这种激活记录了我们实际所感知的外部世界。其他技术违背了我们的感知系统的假设，通过我们看到和听到的实际事件进行部分复制而生成幻觉来糊弄我们。这些技术包括服装、化妆、布景、音效、摄影和动画。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把虚拟现实也加到这张清单中。在更远的未来，还会有《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能看、能摸、能闻味道的电影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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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幻觉起作用时，“为什么人们喜欢享受虚构”这个问题就没什么神秘之处了，它就等同于“为什么人们喜欢享受生活”这个问题。当我们沉浸于一本书或一部电影时，我们会看到壮观的风景，与重要的人物产生共鸣，与迷人的男人或女人坠入爱河，保护所爱的人，实现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以及打败邪恶的敌人。这一切只需要花几十块钱，这可真是一笔不错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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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快乐的结局。为什么我们要花几十块钱来购买使我们感到悲惨的模拟生活呢？有时，就像看艺术电影一样，是为了通过文化大男子主义而获得身份地位。我们之所以忍受情感上的折磨是为了将自己与去看电影只为了享受的粗鲁庸人区别开来。有时，这是我们要满足两种不相容愿望而支付的代价：有着快乐结局的故事和有着无法预测结局的故事，它们保留了对现实世界的幻想。一定有一些故事中，杀人犯追不上地下室中的女主角，否则我们就永远不会在她逃脱的故事中感受到悬念和如释重负。经济学家史蒂文·兰兹伯格（Steven Landsburg）注意到，快乐的结局占主导地位，因为导演们都不愿牺牲自己所执导影片的票房，而去成就电影使总体上更有悬念，因而他们会让电影有更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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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如何解释那些催泪电影，那些定位在喜欢享受被哄骗的感受悲伤的电影？心理学家保罗·罗辛把催泪电影和其他良性受虐狂的例子归在一起，比如吸烟、坐过山车、吃辣椒和蒸桑拿。回忆一下，良性受虐狂就像汤姆·沃尔夫作品中的试飞驾驶员一样，将机能推到极限以外，小幅增量地测试一个人能够多么近距离地接近灾难边缘而不坠入深渊，从而拓宽了生命的备选范围。当然，如果理论对每一种令人费解的行为都提供了巧舌如簧的解释，那么这种理论便是空洞的。如果它预测人们会花钱把钉子钉在自己指头里，这种理论就是错的。但这个观点要更微妙一些。良性受虐狂还必须确信不会有严重的损害降临在自己身上。他们必须将痛苦或恐惧的增量控制在可度量的范围内，并且还要有机会控制和减轻这种损害。催泪电影的技术似乎符合这种要求。影迷们始终知道当他们离开电影院时，他们会发现自己所爱的人不会受到伤害。女主角是被一种慢性绝症夺走性命，而不是因为心脏病或者一块热狗噎在嗓子里致死，所以我们可以为这场悲剧的酝酿准备我们的情感。我们只须接受女主角会死的这一抽象前提，而无须见证可能有争议的细节。葛丽泰·嘉宝、艾尔丽·麦古奥（Ali MacGraw）和德博·温格（Debra Winger）看上去都很可爱——当她们因肺结核或癌症而逐渐消瘦时。而观众必须再找到下一个心仪对象，同情她们所抗争的苦难，并确信生活还会继续。催泪电影模拟了与悲剧斗争的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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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密切注意普通虚构人物在他们生活中的缺点也会按下一次快乐按钮，这个按钮的标签叫“流言”。流言蜚语是所有人类社会中最受喜爱的消遣方式，因为知识就是力量。知道谁需要帮助而谁能提供帮助，谁值得信任而谁是个说谎者，谁还（或很快就会）名花无主（或空有梧桐树尚无凤凰来）而谁受到妒忌心强的配偶或家庭的保护——所有这些在生命的游戏中都给予了明显的战略优势。这一点在信息尚未广为人知的时候尤其如此，那么，第一个得知此消息的人可以利用其中的机会，堪称具有等价社交性的内部交易。在我们心智演化过程中的小规模氏族部落中，每个人都彼此相识，所以，所有的流言蜚语都是有用的。现在，当我们窥视虚构人物的私人生活时，我们是在给自己传播同样的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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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文学不仅使人愉悦，还给人以指导。计算机科学家杰瑞·霍布斯（Jerry Hobbs）在一篇文章中试图反向设计虚构的叙事，他打算把这篇文章叫作“机器人会有文学吗？”他下结论说，小说的作用就像实验。作者将一个虚构角色放在一个模拟现实世界的假设情境中，这个模拟世界遵循着通常的事实、法则与规律，作者允许读者去探索结果。我们可以想象都柏林有个人名叫列奥伯德·布卢姆，他有着詹姆斯·乔伊斯赋予他的性格、家庭和职业，但如果我们突然得知当时的英国君主不是爱德华国王，而是埃德温娜女王，我们就会表示反对。甚至在科幻小说中，我们被要求暂时停止对一些物理学定律的信奉，比如为了把男主人公送到邻近的星系，但除此之外，所有事件应当根据合乎规律的因果关系来逐步展开。一个超现实故事，如卡夫卡的《变形记》（Metamorphosis）即以一个反事实的前提条件开始——一个人可以变成一只昆虫，然后在一个所有其他事情都一样的世界中发展故事情节和结果。男主人公保留了他的人类意识，我们关注着他的变形发展，人们对他的反应就像真人对一只巨大昆虫的反应一样。只有在有关逻辑和现实的虚构小说中，如《爱丽丝漫游仙境》（Alice’s Aeluentures），任何奇怪的事情才都有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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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虚构世界被建立起来，主角就会被赋予一个目标，我们注视着他克服障碍去追求这个目标。对情节的这种标准定义和我在第2章中提议的对智能的定义完全相同，这并非巧合。虚构世界中人物所做的和现实世界中我们的智能让我们做的完全一样。我们观看他们发生了什么并做心理记录，记下他们在追求目标时使用的战略战术及其带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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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目标是什么呢？一个达尔文主义者会说，有机体只有两个目标：生存和繁殖。这些也是驱动虚构小说中人类生物的确切目标。乔治·波尔蒂目录里的36种情节中，绝大多数都是由爱、性或对主角或其亲属的安全构成的威胁（例如，“错误的嫉妒”“血亲间的复仇”“发现爱人的不忠”）来定义的。儿童小说和成人小说之间的差异通常被概括为两个单词：性和暴力。伍迪·艾伦对俄国文学的尊崇被冠名以“爱和死亡”。宝琳·凯尔（Pauline Kael）给她所著的一本电影评论书的起名取自一张意大利电影招贴画，据她说包含了“对电影基本的吸引人之处所能想到的最简洁的陈述”：《小贼、美女和妙探》（Kiss Kiss Bang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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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暴力并不仅仅是低俗小说和垃圾电视剧热心的题材。语言学家理查德·莱德勒（Richard Lederer）和计算机程序员迈克尔·吉尔兰（Michael Giueland）列出了下面这些小报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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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汽车司机扼死老板女儿，然后肢解尸体塞入壁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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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妻子被曝怀上当地牧师的私生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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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双双自杀，其家庭誓言终结世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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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承认斧刃当地典当铺老板及其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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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库主暗中跟踪富裕商人，然后将其枪杀于其游泳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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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女人被长年囚禁于阁楼，因房子着火而跳下摔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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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学校教师原来一直是妓女，被判处关进疯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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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为报复父亲谋杀却杀死母亲，居然被判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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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起来熟悉吗？应该很常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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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阻挠主人公实现目标的障碍是追求不相容目标的其他人时，小说就尤其令人感兴趣了。生活就像国际象棋，情节就像记录经典棋局的那些书，认真的棋手会研究它们，这样如果一旦发现自己身处类似的困境，他们就能有所准备。这些书很便捷，因为国际象棋是组合性的。在任何阶段，都有太多可能的移动步骤和对策顺序而无法一一浮现在人的脑海中。一般的策略如“早些走出你的皇后”太过含混而没什么大用处，因为这些规则适用于数以万亿计的对局情形。一种好的训练方式是构建一个包括几万种难解棋局及其移动对策的心理目录，使得好的棋手可以熟练掌握这些棋局。在人工智能中，它被称作基于案例的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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