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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在的时候，这里充满春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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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够听到云雀，在某个地方清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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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没有任何爱的歌曲，可以比它更加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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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歌声婉转旖旎，忽高忽低，或欢喜，或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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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当我们依依作别、不舍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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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歌讲的是与恋人离别时从欢乐到悲伤的情感变化：旋律从欢快变得忧伤，歌词也运用了从欢喜到悲伤的旋律为隐喻，来表现情绪从欢喜转变为哀愁的过程。在努力营造音流引发情绪变化的过程中，什么元素都没有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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娴熟运用完备性打动我们的不仅是同时利用多个通道引发愉悦的情感。一些部分在最初可能是不协调的，在解决这种不协调性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方法，利用这些方法，艺术家们将媒介的不同部分加以编排，从而可以同时发挥同样的效果。我们会问，为什么要突然刮起呼啸的狂风？那位女士的脸颊上为什么要有块绿斑？为什么一首情歌要述说关于音调的内容？在解决疑惑的过程中，观众或听众被引导着开始注意这个媒介中某个通常不起眼的部分，而渴望的效果也因此得到了加强。这个顿悟来自亚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关于创造性的杰作《创造性行为》（The Act of Creation），并构成了他对另一个人类心理难解之谜——幽默的高妙分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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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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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库斯勒如何引入幽默这个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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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会无法抑制自己与某种噪声相关联的15块面部肌肉不自觉的同时收缩，这一动作对我们的生存有何价值？大笑是一种反射，但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没什么明显的生物学用途；人们可以称它为一种奢侈的反射。它唯一的实用性功能就是能让人从功利性的压力中获得暂时的放松。从笑产生的演化水平上看，一种轻佻的元素似乎潜入了一个由热力学定律和适者生存法则统治的、毫无幽默感的宇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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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悖论可以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讲。它之所以会打动我们，其实非常自然合理，就像一束强光照进眼睛会使瞳孔收缩，或是别针扎到脚里会让脚立刻回缩一样——因为“刺激”和“反应”都处于同一生理水平。但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比如阅读瑟伯的一页书，应当会引起反射水平上的某种特定运动反应，这成为自古以来困扰哲学家们的一种畸形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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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库斯勒的分析、演化心理学的最新研究，还有对幽默和笑的实际研究中的线索组合在一起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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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斯勒写道，笑是一种不自觉地制造噪声的行为。正如所有的学校老师都知道的，它会干扰讲话者的注意力，使讲话难以继续。而且，笑是具有传染性的。心理学家罗伯特·普罗文（Robert Provine）记录了人类的笑习性学，他发现，与他人在一起时比他们独处时笑的次数要多30倍。即使在人们独自大笑时，他们也往往在想象和他人在一起：他们在阅读其他人的话语，听收音机里其他人的声音，或者观看电视里的其他人。人们在听到笑时也会笑，这就是为什么喜剧会用笑声背景来弥补现场观众的空缺。杂耍表演演员在讲笑话时不时穿插强调的鼓边敲击或鼓声就是一种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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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两件事。其一，笑声很聒噪不是因为它释放了被压抑的心理能量，而是因为这样其他人才会听见；它其实是一种沟通交流的方式。其二，笑是不自觉的，这和其他情绪展示也是不自觉的原因一样（见第6章）。大脑通过传达源自计算系统的控制，来播放对心理状态诚实、不可伪装和昂贵的“广而告之”。在计算系统控制的基础之上，才由身体工厂的低层次管理者负责自觉主动行为。这就像对生气、同情、羞愧和恐惧的表现一样，大脑会努力使“广告对象”相信表现出的心理状态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一种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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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在其他灵长类动物中似乎也有类似的对应物。人类习性学家伊瑞诺斯·艾伯·亚贝费特（Irenaus Eibl-Fibesfeldt）听到猴子们聚集起来威胁或进攻一个共同敌人时会发出围攻叫声，这种叫声里就包含有节奏的笑声。黑猩猩会发出一种不同的噪声，灵长类动物学家称之为笑声，这种声音是在呼气和吸气时都能发出的喘息声，它听起来更像是锯木头的声音，而不是人类笑声所发出的“哈哈哈”声。（也可能黑猩猩还有其他种类的笑声。）当黑猩猩相互胳肢对方时会“笑”，就像孩子们一样。胳肢是指在模拟攻击中触及身体脆弱的部位。许多灵长类动物和孩子们都会采用这种胡乱的玩耍作为打斗的练习。练习打斗使打斗者面临这样一种矛盾境地：这种扭打应当足够真实才能作为有用的攻防练习，但每一方都想另一方知道进攻是假装的，这样打斗不至于升级也不会造成真正的伤害。黑猩猩的笑和其他灵长类动物的扮鬼脸都演化为一种信号，表示侵犯就如我们所表现出来的，都是在闹着玩的。所以，我们有两个备选答案作为笑的前兆：一个是集体进犯的信号，另一个是假装进犯的信号。它们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二者都可能会给人类的幽默提供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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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常常是一种侵犯。谁都不愿意被嘲笑，因为感觉上那就像受到了攻击。喜剧效果往往是建立在闹剧和侮辱上的，在不那么文雅的场合中，包括人类的原始社会，幽默可以是公然的残酷虐待。孩子们在看到其他孩子弄伤自己或者遭受不幸时，常常会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文献中对原始人之间的幽默的许多报告也都很相似。当人类学家雷蒙德·汉默斯（Raymond Hames）和亚马孙雨林的Ye’Kwana印第安人住在一起时，有一次他的头撞到了小屋门口的横梁上，然后踉跄地跌坐在地上，当时血流如注，他痛得身体都扭曲了起来。旁观者却在笑声中越聚越多。和这些印第安人相比，我们也没好到哪里去。英格兰的死刑犯处决现场曾经也是整个家庭聚在一起观看行刑的场所，当死刑犯被套上绞刑架绞死时，看客们会欢呼大笑。在《1984》中，奥威尔借温斯顿·史密斯的日记对流行娱乐进行了辛辣讽刺，令人有些不舒服的是，那个场景颇为类似于当下电影院里的某个寻常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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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去看电影，全是战争片。有一部还不错，讲的是一艘装满难民的船在地中海某处遭到空袭。观众们在看到一个大胖子想要游开，以便逃脱追他的直升飞机的一幕时都觉得很好玩。起初你看到他像一头海豚一样在水里浮沉，后来你会通过直升飞机的瞄准器看到他，最后他全身都是枪眼，四周的海水都被染红了。他突然下沉，好像枪眼里吸进了海水一样，下沉的时候观众笑着叫好。接着你看到一艘装满儿童的救生艇，上空有一架直升飞机在盘旋。有个中年妇女坐在船头，大概是个犹太女人，怀中抱着一个大约三岁的小男孩。小男孩吓得哇哇大哭，把脑袋躲在母亲的怀里，好像要钻进她的胸口里去似的，那个妇女用胳膊搂着他，安慰着他，尽管她自己的脸色也吓得发青。她一直用自己的胳膊尽可能地掩护着他，仿佛她以为自己的胳膊能够抵御子弹不让他受伤似的。接着，直升飞机在他们中间投了一颗20公斤的炸弹，引起了可怕的爆炸，救生艇四分五裂，成了碎片。接着又出现一幕很精彩的镜头：一个孩子的胳膊飞了起来，越飞越高越飞越高，直到天空中，一架机头装着摄像机的直升飞机一定在跟着这只胳膊，电影院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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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几乎不忍再读下去了，但另一方面，我不记得当看到电影中印第安纳·琼斯掏出枪来射杀呲牙咧嘴、挥舞弯刀的埃及人时，我是否也笑得很起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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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对受害者恐怖遭遇的悲惨描述所引发的震惊，表明了单单残酷本身并不会启动幽默。被嘲笑的对象一定要被看成是在要求一些他配不上的尊严和尊重，而幽默事件一定要把他折辱一番。幽默是排场和礼仪的大敌，特别是当这些排场和礼仪支撑的是一个对手或上司时尤其如此。最吸引人的奚落对象是老师、牧师、国王、政客、军队军官，还有其他有权有势之人。当我们被告知他们是微型的小人，而哈默斯是个魁梧的美国人时，甚至连Ye’Kwana人的幸灾乐祸也让人感觉更加熟悉了。现实生活中我见过大概最好笑的事是在哥伦比亚卡利的一次军队游行。位于游行队伍前面的一位军官在骄傲地昂首阔步，他前面有一个不超过七八岁、衣衫褴褛的小孩在骄傲地昂首阔步，孩子的鼻子翘到了天上，两只胳膊雄赳赳地摇摆着。那位军官试图猛踢几下顽童且又不打乱自己的步伐，但那个男孩总是成功地向前跳跃几步，刚好保持了不被踢到的距离，并一直带领着游行队伍穿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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