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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稽演员操纵着这种心理机能以使观众或听众从一种违背他们意愿的陈述——调和了不一致性的陈述中获得娱乐。人们之所以能轻易理解贬损式陈述的真实含义，是因为它并不像人们通常都会拒绝的宣传辞那样露骨地断言，而是由他们自己推断出的一个结论。这个陈述必须至少具有一点点合理的根据，否则观众或听众就无法从其他事实中将之推导出来，也无法明白这个笑话的意思。这就解释了这样一种感觉：一个诙谐说法抓住的实质可能会因太复杂而很难被清晰有力地表达，所以幽默是一种有效的武器——来迫使人们，至少是暂时地同意他们原本会否认的事情。里根关于“堕胎权拥护者都已经出生”的俏皮话是如此地平凡又正确——每个人都已经出生了，所以乍一听似乎没有任何意义。但在基于如下这样的假设下确实有意义：有两种人，已出生的和未出生的。这些措辞就是堕胎的反对者们想要表达这一问题的方式，任何理解这个讽刺的人都已经隐约承认这种表达结构是可能的。在这个结构框架中，堕胎权拥护者拥有了一个权利，但却想否认别人的拥有权，因而他们是伪君子。这个论证并不一定合理，但驳斥它却需要比里根所用的十几个词多很多的单词才够。在“更高”形式的幽默例子中，听众或观众的认知过程被违心地强行绑架，从一个他们无法否认的前提中推导出一个贬低污蔑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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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的幽默都是恶意的。朋友之间会花大量的时间彼此打趣逗笑，并没有人从中受到伤害。确实，和朋友们一起笑着度过一个夜晚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当然，这种快乐的大部分都来自贬损他们这个圈子之外的人，这更加深了友谊，其原则就是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但其中也有许多是适度的自我贬低和温和的自嘲，每个人似乎都从中获得了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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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的幽默不仅不那么具有侵犯性，而且也不那么逗乐。在对幽默指手画脚的2000年历史中，罗伯特·普罗文做了一些从没有人曾想过要去做的事情：他走出去观察是什么让人们发笑。他派助手们在大学校园里闲逛，凑近正在交谈的人群，偷偷记下是什么引发了他们的笑声。他发现了什么？一个典型的笑语是“我们回头见”，或者“这应该是什么意思”。他们在说这些话时，你要在现场。只有大约10%～20%的情节可以被归类为幽默，而那也是根据最宽松的标准。在多达120个例子中最逗笑的话是：“你可以不喝酒，卖酒给我们喝就行”“你是跟你的同一物种约会吗”和“你是在工作呢，还是就为了看上去很忙”。普罗文写道：“拥挤的社交聚会中常听到的笑声不是因为客人们所讲的笑话很精彩，大多数的笑前对话就跟一个极没天赋的作家所写的没完没了的电视情景喜剧中的台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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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如何来解释这种几乎毫无幽默感的戏谑是怎么引发大多数的人发笑的呢？如果幽默是一剂反统治的毒药，一种关乎尊严的自杀，它不必只用于有害的目的。第7章的重点在于，人们在互相影响时，需要从一个不同的社会心理清单中进行选择，每种心理都有着不同的逻辑。统治力和地位的逻辑基于隐含的威胁和贿赂，当身居高位者不再能从中获利时，这种逻辑就消失了。友谊的逻辑基于对相互不计较的援助的承诺，无论发生什么。人们想要获得地位和统治力，但他们也想要朋友，因为地位和统治力可能消逝，而朋友还会在那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这二者是不相容的，所以这就提出了一个释放信息的问题。假定有两个人，一个总是比另一个更强壮、更聪明、更富有、更漂亮或者人际关系更广。引发出统治-顺从或名人-粉丝关系的诱因总是存在的，但双方谁也不愿意两人的关系朝那个方向发展。通过反对使你可以对你的朋友作威作福或者你的朋友可以对你大加摆布的某种性质，你是在传递这样的信息：你们之间关系的基础，至少在你看来不是地位或统治力。如果这种信号不是刻意的，那就会更好，因为它很难被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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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它就能解释成人的笑以及对讥笑嘲弄的反应与孩子们和黑猩猩们的搔痒游戏之间的同源性。笑声是在说：看上去似乎是我试图要伤害你，但我所做的其实是我们俩都需要的。这个观点还解释了为什么开玩笑是衡量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关系如何的精确工具。你不会去戏弄一个上司或是陌生人，但如果你们中的一个人试着去开了个玩笑，对方没有着恼的话，你就知道坚冰已在融化，你们的关系正在转向友谊。而如果这个玩笑引发的是阴郁的干笑或是冷淡的沉默，这是在告诉你，这个不高兴的人没兴趣成为你的朋友（甚至还可能打断这个笑话，以表示一种咄咄逼人的挑战）。好朋友之间你来我往的相互取笑表明，他们关系的基础仍然是友谊，但一方总是不断企图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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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心智：我们的思想与情感都是大自然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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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见的蠢事，”H.L.门肯写道，“是充满热情地相信本可察觉的错误。这是人类的首要工作。”在大多数文化中，人们相信人死后灵魂还活着，仪式与典礼可以改变物质世界并预言真理，而疾病和不幸的产生和减弱都是由于幽灵、鬼、圣人、仙女、天使、恶魔、巨灵、魔鬼和神。根据调查，今天超过1/4的美国人相信巫婆，几乎一半的美国人相信有鬼，一半人相信有魔鬼，一半人相信《创世纪》中所写的确实是真的，69%的人相信有天使，87%的人相信耶稣是死后复生的，96%的美国人相信有一个造物主或者万物有灵。宗教是如何适应于一个本以为是被设计来拒绝可察觉之错误的心智的呢？通常的回答是：人们认为，一位仁慈的守护者，一项无所不包的计划，或者一个来世，会让人感觉更舒服。但这个回答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它只是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心智的演化会从信仰明显看出是错的事情中找到慰藉呢？一个快冻僵的人不会因相信他是温暖的就能感觉舒服，而一个与狮子面对面的人不会因确信那是只兔子就身心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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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宗教？就像艺术心理学一样，宗教心理学已经被学者们在理解它的同时企图提升它的努力搞得乱七八糟了。宗教不能等同于我们更高层次的、精神的、人文的、伦理的渴求（尽管它有时会与这些有所重叠）。《圣经》中包含了对种族灭绝、强奸和破坏家庭的指示，即使是《十诫》，如果联系语境来读的话，也仅仅禁止部落内部的谋杀、撒谎和偷窃，而其禁戒并不针对部落外的人。宗教带给了我们石刑、烧死巫婆、宗教裁判、圣战、教令、自杀式炸弹袭击、堕胎诊所的专业人士，还有溺死自己儿子的母亲（这样他们就能够高兴地在天堂重聚了）。正如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写到的：“人们在干邪恶的勾当时，从来没有像当他们的动机是出于宗教信仰时那样，干得那么彻底、那么欢欣鼓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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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不单单是一个主题。现代西方称之为宗教的东西，是法律和习俗之外的另一种文化选择，它们由于欧洲历史中的巧合事件而与那些单一民族的国家一道幸存下来。宗教像其他文化一样，产生了伟大的艺术、哲学和法律，但它们的习俗和惯例也像其他文化一样，往往服务于散布它们的人。信奉祖先对于将要成为祖先的人来说是一个颇有吸引力的想法。随着一个人的来日无多，生活开始从一个重复的囚徒困境（背叛会被惩罚，合作受到奖励）转移到一个一次性囚徒困境（执行惩罚或奖励将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能使你的孩子确信你的灵魂会一直活下去并从上面注视着他们，他们就不太会在你还活的时候斗胆背叛。食物禁忌使部落成员保持不与部落外的人产生亲密关系。成年礼仪式界定那些被赋予社会类别特权的人们（胎儿或家庭成员，儿童或成人，单身或已婚），从而取代对任何灰色区域的争论不休。痛苦的加入仪式淘汰掉了任何想要获得成员收益却不愿承诺付出代价的人。巫婆往往是婆婆或岳母和其他令人不易接近之人。巫师和祭司就像《绿野仙踪》（Wizards of Oz）里的巫师一样，使用特殊效果（从变戏法和腹语术到豪华奢侈的庙宇和教堂）让其他人确信，他们是通往权力和奇迹的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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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让我们集中在宗教心理学的真正独特部分。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率先指出了所有文化中宗教活动的共同之处：宗教是为了获得成功的一种技术。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将“祈祷”定义为“代表一个自认不配的请愿者，请求将宇宙法则宣布无效”。所有地方的人们都恳求神和圣灵能让他们从疾病中康复，在情场或战场上取胜以及有一个好天气。宗教是一种危急时刻人们求助的手段，这种时刻常常利害攸关，他们也穷尽了所能获得的所有有助于成功的技术——药物、策略、求偶以及束手无策（在企盼天气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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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心智会做这些没用的事，比如发明幽灵并贿赂它们得到好天气？这与认为理性源于一个被设计来弄清世界如何运转的模块系统这一观点有什么一致之处呢？人类学家帕斯卡·博耶和丹·斯泼伯（Dan Sperber）表明，它们非常一致。首先，不识字的人不是无法区分幻想和现实的精神病患者。他们知道有一个由惯例驱动的人与物的平凡世界，而他们也发现其信仰体系中的鬼和神灵之所以令人害怕而又异常迷人，正是因为它们违背了自己对世界的寻常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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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鬼神、咒符、预言家和其他神圣的实体从来就不是凭空发明出来的。人们从某个认知模块物体、人、动物、自然物质或人工制品中取出一个概念构想，然后勾画出或者新写入一种属性，让这个概念构想保留它其余的标准特性。工具、武器或物质会被赋予一些额外的因果力量，但除此之外，其功能与作用应当与以前一样。比如，它一次只能待在一个地方，不能穿透过固态物体等。神灵被描述成可以不受一项或多项生物学（成长、衰老、死亡）、物理学（固态性、可见性、由接触而产生因果关系）或心理学（思想和欲望只有通过行为才能获知）规则的约束。但除此之外，神灵被认为也像人或动物一样。神灵能看也能听，有记忆，有信念和欲望，行动的条件是基于它们相信会带来想要的效果，会做决策，也会做出威胁和讨价还价。当年长者传播宗教信仰时，他们从来不必劳力费心地讲出这些隐含内容。没有人会说，“如果神灵许诺给我们好天气作为收取祭祀品的交换，他们知道我们想要好天气，他们也预测我们会供奉祭品”。他们不必这样说，因为他们知道小孩子们的心智会自动从他们心理的隐含知识中提取这些信念。信徒们也不会特意去弄清楚对寻常事理稍加修订的逻辑后果。他们不会停下来思考为什么一个知道我们意图的神还需要停下来听我们的祈祷，或者神怎么会既能看穿未来，又在乎我们当下如何行动。与现代科学让人费解的观点相比，宗教信仰以其缺乏想象力而著称（上帝是一个很有嫉妒心的人、天堂和地狱是个地方、天使是有着小嫩芽翅膀的人）。这是因为宗教概念就是做了少量修改的人类概念，这些修改使得宗教概念显得不可思议；而这些被修改后的人类概念还具有一长串标准特性，使得它们从我们通常的认识方式来看是合乎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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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们是从哪里弄来这些修改的呢？为什么他们要浪费时间虚构编造些没用甚至还有害的观点呢？他们为什么不能接受“人类的知识和力量是有限的”这一观点，并把精力留到他们可以发挥用处的领域呢？实际上，我已经暗指了一种可能性：对奇迹的需求创造了一个为成为牧师或祭司而竞争的市场，他们可以靠利用人们对专家的依赖取得成功。我允许牙医钻我的牙齿，允许外科大夫切开我的身体，尽管我不可能亲自去验证他们用来解释其损毁行为合理性的那些假设。同样的信任会促使我在一个世纪前求助于庸医，在几千年前去索要巫医的护身咒符。当然，巫医们必须有些业绩记录，否则他们就失去了所有的可信性，他们会把戏法花招和真正的实用知识混杂在一起，这些实用知识包括草药治疗的方法和一些比碰运气准确一点的事件预测（例如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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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关于神灵世界的信仰并非空穴来风，它们是试图对某些阻碍我们日常理论的数据做出解释的假说。早期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指出，万物有灵论的信仰根植于普遍的经验。当人们做梦时，他们的身体待在床上，其他某些部分则会升起来前往世界各自游荡。精神和身体处于因重病或迷幻剂导致的昏睡状态时也会相互分开。即使在我们清醒时，在平静水面上看到的自己的倒影似乎也携带着一个人的精髓，但不带有质量、体积或时空的连续性。人在死去时，身体使失去了在活着时赋予它生命的某种无形力量。一个将这些事实综合在一起的理论就是，灵魂在我们睡着时出来闲逛，潜伏在影子中，从池塘的湖面向我们看，在我们死时离开尸体。现代科学对于影子和倒影给出了一个更好的理论，但科学在解释做梦、想象和指导身体的自我意识上又做得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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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问题仍然持续困扰着现代心智。正如哲学家柯林·麦金（Colin McGinn）对此所做的总结概括：“脑袋在混乱的理论中编织架构，对它本身却没有任何解释，怪异的本体论在隐隐迫近。有一种强烈困惑的感觉，但对于这种困惑位于哪里却没有清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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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2章中讨论了其中一个问题：感知或主观体验意义上的意识（而不是信息获取或自我反省意义上的）。神经信息加工的某个事件是如何导致牙疼的感觉，或柠檬的味道，或紫的色彩呢？我怎么知道一条虫子、一个机器人、碟子中的一片脑切片，或者你是有意识的呢？你对红的感知和我的一样吗，还是会像和我对绿的感知一样？死是什么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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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无法解释的是自我。什么或者哪里是意识的联合中心——那个成为存在又离开存在的意识，那个随着时间改变但又保持相同实体的意识，那个有着最高道德价值的意识。为什么1996年的“我”应当因1976年的“我”的所作所为而收获奖励或遭受惩罚？比如，我让某个人将我的脑成像扫描到计算机中，毁掉我的身体，然后再根据每个细节、记忆和所有事情重新构建一个我，这个过程等同于我睡了一小觉，或者自戕一次吗？如果重新构建了两个我，我的快乐会翻一倍吗？在裂脑人的头盖骨中有多少个自我？在连体双胞胎的部分聚合的脑中又是怎样的呢？在我死之前，有多少脑组织会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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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是第三个谜（见第1章）。如果我的行为完全是由我的基因，我所接受的养育和我的大脑状态所导致的，我又该怎么为我的行为选择而负责呢？一些事件是注定的，一些是随机的；一项选择怎么能两者都不是呢？当一个手持武器抢我钱包的人威胁我，若不从就会杀了我时，我把钱包递过去，这是一个选择吗？如果一个手持武器的人威胁说，如果我不去杀一个孩子他就杀了我，这是一个选择吗？如果我选择做某事，我就本可以不这么做——但在唯一一个根据规律随着时间不断展开的宇宙中，在这个我只能经历唯一一次的宇宙中，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决策，对人类行为有着99%成功率的专家预测，我会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是最糟糕的那个行动方案。我该继续苦恼挣扎，还是应当节省时间去做那个不可避免的行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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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困惑是意义。当我谈论行星时，我可以指宇宙中所有的行星——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但此时此刻，就在我的家中，我怎么能与500万年后的一个遥远的星系中将会创造的某颗行星有任何关系呢？如果我知道“自然数”的意义是什么，那么我的心智就是在与一个无限的集合发生交流——但我是一个有限的生命，对于自然的数目仅仅浅尝了一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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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同样令人困惑。我正坐在自己舒服的椅子上，手边又没有三角板和卷尺，怎么就能确凿地得出结论，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另外两边的平方之和适用于所有时空呢？我怎么知道我不是一个被放在桶里的脑子[25]，正在做梦，或者活在一个邪恶神经科专家设计的程序幻觉中，抑或宇宙不是5分钟前才被创造的，但却有着完整的化石、记忆和历史记录呢？如果到目前为止我所见到的所有绿宝石都是绿的，为什么我应该得出结论说“所有的绿宝石都是绿（green）的”，而不是“所有的绿宝石都是grue的”，这里的“grue”是指“要么是在2020年之前所观察到的是绿的，要么就不是那时被观察到的是蓝的”呢？我所见过的所有绿宝石都是绿的，那么我所见过的所有绿宝石都是grue的。这两个结论同等合理，但一个预测我在2020年见到的第一颗绿宝石将会是草的颜色，而另一个则预测它会是天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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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难题是道德。如果我悄悄地砍了一个不快乐的、被人鄙视的当铺老板，这一行为的罪恶性在哪里？说我“不该”这么做的含义是什么？“应该”是如何从由粒子和行星、基因和身体组成的宇宙中浮现而出的呢？如果伦理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快乐最大化，难道我们不应当放任不管一个从杀人中能获得快乐的神经病人吗，如果他从杀戮中获得的快乐要超过他的受害者从生活中所获得的呢？如果伦理的目的是为了生命最大化，难道我们不应当公开处决一个被栽赃诬陷的人吗，如果这可以威慑1000个杀人犯的话？或者征集一些人类豚鼠（实验品）进行致命实验，以挽救几百万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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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人类已经思考了几千年，但如何解决却没什么进展。它们给了我们一种迷惑感和智力上的眩晕感。麦金指出了思想家们多年来是如何在这4种解决方案之间转圈的，但没有一种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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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问题总给人一种神圣的感觉，在大多数时候大多数地方，最受欢迎的方法是神秘主义和宗教。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意识都是一簇神圣的火花。自我是灵魂，一种漂浮于现实事件之上的非物质幽灵。灵魂就是那么存在的，或者它们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赋予了每个灵魂一种道德价值和选择的力量。他规定了什么是好的，将每个灵魂的善恶都镌刻在了生命之书上，并在灵魂离开身体后对其进行奖励或惩罚。知识被上帝授予给了先知和预言家，或者以上帝的诚信和无所不知向我们所有人做出保证。在对那首关于为什么树还依旧在而院中已无人的打油诗的答复中，对其解决方法做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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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先生，您的惊愕很是怪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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