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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过载的过去与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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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已经存在了大约20万年。在人类历史早期99%的时间里，除了生育与生存之外，我们并没有做太多事情。这大多是由当时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造成的。直到1万年前，气候才稳定下来。此后不久，人类就发明了农耕与灌溉，他们放弃了迁徙不定的生活，以便种植培育稳定的作物。但是，并非所有的农田都一样，每个地区在阳光、土壤和其他条件上都存在差异，这也就意味着，一个农民可能会收获特别好的洋葱，而另一个农民却会收获特别好的苹果。这最终导致了专业化的出现，农民不再只是种植满足自己家庭需要的农作物，他可能只种植他最擅长的，并用这些擅长的去交换一些他并不擅长的作物。由于每个农民只生产一种农作物，而他需要的更多，市场和贸易也因此出现，最终城市逐渐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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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尔人的城市乌鲁克（？—公元前5000年）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大城市之一。其活跃的商业贸易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商业交易数目，苏美尔客商迫切需要一个会计系统，用于记录当天的库存和收据——这就是书面文字的产生。在这里，文科专业的学生可能需要将他们的浪漫概念暂且收起来。书面文字最早形式的出现不是为了艺术、文学或爱情，也并非出于精神或礼仪用途，而是出于商业用途——可以说，所有文学都起源于商业销售单据（很抱歉这样说）。随着贸易、城市和书面文字的发展，人们很快发明了建筑、政府，以及所有我们认为属于文明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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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5000年前书面文字出现的时候，人类对其并不看好。许多人认为这一发明走得太远了，是一个恶魔般的发明，必须马上予以阻止。正如现在印刷文字如此混乱一样——我们无法控制它会传递到哪儿去，也无法控制谁会接收到它。文字完全不受书写者的知识支配与控制，它可以随意流通。由于无法从说话者的口中亲耳听到某些信息，反对者认为我们无法证实书写者言论的真实性，也无法探究问题。柏拉图就是其中的反对者之一。埃及神王泰姆斯曾公开谴责，对书面文字的依赖会“减弱人的特质，在人们的心灵中制造健忘”。这种对事实与故事的外化意味着人们再也不需要自己在大脑中保存大量信息，转而依靠所传达的书面或其他形式的故事与事实。泰姆斯认为书面文字会用虚假的知识侵染埃及人民；古希腊诗人卡利马科斯曾经将书籍比喻为“伟大的恶魔”；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尼禄的导师）抱怨说，他的同行们都浪费了太多时间和金钱阅读大量书籍，他告诫说：“读太多书会让人分心。”相反，塞内加建议反复彻底地读一些好书，太多的信息可能会损害你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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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中期，人们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一发明让书面文字经历了更快速的发展，取代了之前费力（又容易出错）的手抄本。这一次，又有许多人抱怨说读那么多书其实是无用的。1525年，伊拉斯谟针对“蜂拥而来的新书”发表了一篇长篇大论，他认为这将会严重阻碍人们学习。他指责，在利益驱动下，出版者会出版许多“愚蠢、无知、恶俗、颠倒黑白、疯狂、不敬、极端”的书籍。莱布尼茨抱怨，“不断增加的可怕的书籍”会让我们一无所获，最终“回归野蛮”。笛卡儿建议忽略大量积压的文本，转而依靠我们自己的观察。正如今天很多人说的那样，笛卡儿抱怨说，“即使所有的知识都可以在书本上被找到，但大量书本中确实夹杂着许多没用的东西，我们花费在阅读上的时间已经远远大于我们应该花费的时间，比起找到那些有用的东西，我们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选择有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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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后期，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对书籍出版的抱怨。智者们警告说：人们将闭口不言，人们将埋头于书本，用他们愚蠢的想法误导他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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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这些警告在我们有生之年再次被提出，起初是电视机的发明，然后是电脑、iPod、iPad、电子邮件、推特以及脸书。每一个发明，都会被谴责为毒瘤，一种不必要的分心，一种性格软弱的标志，会导致人们丧失与真人交流的能力，丧失思想交流的能力。即使当人们发明拨号电话用于取代接线员电话时，也遭到了反对，人们担心如何记住所有的电话号码，怎样拨打并记录电话（正如戴维·伯恩与传声头像乐团唱的那样，“一切如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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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革命和科学的兴起，很多新发明不断涌现。例如1550年，世界上有500种植物；截至1623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6000种；今天，我们已经知道9000种草类物种、2700种棕榈树、50万种不同的植物物种。这一数字还在持续增长。仅仅是科学信息的增量就是惊人的。300年前，获得“科学”学士学位的人就跟现在的专家一样博学；而现在，即使是生物学博士也无法完全了解鱿鱼的神经系统！谷歌学术报告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论文有30000篇，这一数字还在成倍增加。当你读到这篇文章时，这一数字至少又增加了3000篇。过去20年，我们发现的科学信息的数量超过了从语言诞生之初所获取的信息量。仅在2012年1月，人类就生产了5艾字节（5×1018）的信息，这是美国国会图书馆所有文字的500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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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爆炸的每一天都让我们疲惫，我们努力辨别自己真正需要知道什么、不需要知道什么。我们做笔记，写下待办事项，在电子邮件和手机中写下备忘录，但最终仍然感觉不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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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感觉很大程度上归结为我们已经过时的注意力系统。我之前已经阐述过注意力过滤器的两大原则：改变与重要性。注意力还有第三大原则——并不是针对注意力过滤器——它比之前所提到的都更相关，即与注意力转换的难度有关。我们也可以这样阐述这一原则：注意力转换的代价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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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的进化让我们得以每次只关注一件事情。这帮助我们的祖先去狩猎，发明并改进工具，以保护他们的宗族免受天敌和邻国的入侵。注意力过滤器的进化让我们得以专注于任务，只接收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信息，以免思路被打乱。但在走向21世纪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过多的信息以及信息服务技术改变了我们开动脑筋的方式。多项任务是注意力集中系统的敌人。我们越来越多地要求注意力系统同时关注多件事情，但我们的大脑实际上还没有进化到这种程度。在给别人打电话时，我们还在开车、收听广播、寻找停车位、规划妈妈的生日聚会、避免撞上道路施工标志，以及思考午饭应该吃什么。我们不能一次性地真正思考或顾及如此多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大脑从一项任务转换到另一项任务，每一次这样的转换都以神经生物学转换为代价。这并不是最佳的系统运转方式。一旦专注于某一任务，坚持不转移，我们的大脑便能实现最佳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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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一件事意味着我们不能注意到别的事。注意力是容量有限的资源。当你专注于篮球录像中的白色T恤时，便自动过滤掉了穿黑色T恤的人，事实上，视频中大多数队员都穿着黑色的衣服，包括那个穿大猩猩西服的人。当我们关注一个谈话时，我们会忽略其他谈话。当我们想着电话的另一端究竟是谁时，我们不会关注车钥匙放在了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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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由前额叶皮层（前额后）神经元产生，它对多巴胺高度敏感。当大脑释放出多巴胺，它就会立刻被解锁，就像你的前门钥匙，它们开始发射能够刺激神经元的微小电脉冲。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最初的多巴胺的释放？通常情况下，多巴胺的释放由两个不同的触发器之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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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以自动获取你的注意力的东西，通常是那些关乎生存与进化起源的东西。这一警觉系统与注意力过滤器合作，总是在不停运转，甚至在你睡觉时，它们都在监测重要事件的环境。它可以是一个响亮的声音或是明亮的光线（惊跳反射），可以是快速移动的东西（可能是某种食肉动物），也可以是当你口渴时想要喝的饮料，或造型美观的潜在性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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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有效地让自己只关注于搜索或扫描与环境相关的事物。在实验室中，这种有意过滤已经表明可以改变大脑中神经元的灵敏度。如果你想找到在展览会中走失的女儿，你的视觉系统会重新配置，去寻找与她的身高、头发颜色、体形相关的事物，而过滤掉其他。同时，你的听觉系统会重新调试，仅仅关注她的声音所在的波段。你可以把它叫作“沃尔多在哪儿”过滤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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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沃尔多在哪儿》一书中，一位名叫沃尔多的男孩穿着红白相间的横条衫，总是出现在拥挤的画面中，画面里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和五颜六色的物品。在这本书的儿童版本中，沃尔多是画面中唯一一个红色的物体，儿童的注意力过滤器能快速扫描这张图画并定格在红色的物体上——沃尔多。对年纪稍大的人群而言，沃尔多谜题会设计得更加困难——干扰变成了纯红色和纯白色T恤，或搭配不同颜色的条纹衬衫，或红白相间的竖条纹衬衫而不是横条纹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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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多在哪儿》利用了灵长类动物的视觉系统的微体系结构。枕叶里有一个区域称为视觉皮层，内含响应特定颜色的神经元群——一些可能对红色的物体发出电信号，另一些可能对绿色的物体发出电信号，等等。相比竖条纹，某些人可能对横条纹更敏感。在对横条纹敏感的神经元群内，有些人可能对宽条纹更敏感，另一些人可能对窄条纹更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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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能够指挥这些神经元群，命令其中的一些站起来为你竞标，另一些坐下来放松，那么，你就能够——这也是我们在寻找沃尔多时要做的事情——找到丢失的围巾或钱包，也能观看篮球录像。我们将需要寻找的物品输入大脑，视觉皮层帮助我们在大脑中建构物品的模样。如果物品中含有红色，我们的红色敏感神经就会出现在构图中。然后，这些神经元会自动调节自己，压制其他神经元（你不感兴趣的其他颜色的神经元），以帮助我们寻找物体。《沃尔多在哪儿》训练儿童设定并锻炼自己的视觉注意力过滤器，在环境中定位细微的线索，就如我们的祖先训练他们的孩子在森林中追踪动物一样。他们会从容易发现、容易区分的动物开始训练，然后再训练去发现善于在环境中伪装自己的动物。这一系统也同样适用于听觉过滤——如果我们渴望在某种声音中找寻特定的音高或音色，我们的听觉神经元就会自动调节到对这些特征敏感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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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像这样调节知觉神经元，大脑就会进行自上而下的处理，启动大脑中比知觉系统更高级、更先进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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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系统才让专家们得以在他们所擅长的领域有所建树。它让四分卫得以看见开放的接球者，而不被其他队员干扰；它让声呐操作人员能够保持警觉，仅仅依靠“ping”（象声词）的声音就能够将敌方潜艇与货船或鲸鱼分开；它能够让指挥在60种乐器同时发声的情况下只听到一种乐器的声音；它能够让你将注意力集中在这本书上，尽管现在你的周围可能有许多干扰——风扇的声音、车辆的声音、门外鸟儿的叫声、遥远的对话，更不用说，你拿着这本书或看着屏幕时中央视觉焦点外的一切视觉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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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们有如此高效的注意力过滤器，为什么不能更好地过滤这些干扰呢？为什么信息过载现在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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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从事着比以往更多的工作。我们曾经被告知，在计算机社会的未来，我们能够将重复琐碎的工作都转嫁给机器，从而去追求更崇高的目标，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现实却不是这样。我们不但没有更多的时间，所拥有的时间反而更少了。大大小小的公司都有做不完的工作需要转嫁给消费者。曾经它们所能提供的服务，如今都需要我们自己来完成。随着空中旅行的普及，我们需要自己完成预订与登记，而这些工作之前都是由航空公司或旅行社完成的。在杂货店，我们需要自己包装物品，在一些大型超市，我们甚至需要自己寻找所需要的物品。我们需要自己在加油站加油。电话操作员以前还会为我们查找电话号码，现在，一些公司甚至不再邮寄我们的电话账单——我们需要登录它们的官网，进入自己的账户，查找账单，完成电子支付。实际上，我们是完成了本应该属于电话公司的工作。总的来说，这被称为影子工作——它代表了一种平行的影子经济。许多本应该由公司提供的服务都转嫁给了消费者。我们每个人都在做着其他人的工作，却并未得到任何报酬。这些就是我们认为在21世纪本应拥有的闲暇时间被偷走的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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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时代，我们不只从事了更多的工作，还需要应对多种变化，相比我们的父母和孩子们，我们将面临更多的变化。大多数美国人每两年就会更换一次手机，这也就意味着，他们需要学习新的软件、新的按键和新的菜单。我们每三年就会更换一次电脑操作系统，这就需要学习新的图表、新的程序，了解旧菜单的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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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的看来，正如丹尼斯·奥弗比所说的那样，“从新加坡的交通堵塞到火星上的气候”，我们只是接收了向我们袭来的信息。经济全球化意味着我们将面临比我们的祖父母们所需要面临的更多信息。我们听说全球一半的国家都曾经历过改革与经济困难。我们去了那些从未去过的地方，听到从未听过的语言。我们的大脑正饥渴地吸收着这一切，因为这就是大脑的用途；但与此同时，所有这些材料都跟生活中所需了解的事物在大脑中争夺着神经注意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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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吸收新概念、学习新事物可以延长我们的寿命，延缓阿尔茨海默症——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扩展我们的知识储备。所以，并不是我们需要接受更少的信息，而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系统来组织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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