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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感觉很大程度上归结为我们已经过时的注意力系统。我之前已经阐述过注意力过滤器的两大原则：改变与重要性。注意力还有第三大原则——并不是针对注意力过滤器——它比之前所提到的都更相关，即与注意力转换的难度有关。我们也可以这样阐述这一原则：注意力转换的代价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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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的进化让我们得以每次只关注一件事情。这帮助我们的祖先去狩猎，发明并改进工具，以保护他们的宗族免受天敌和邻国的入侵。注意力过滤器的进化让我们得以专注于任务，只接收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信息，以免思路被打乱。但在走向21世纪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过多的信息以及信息服务技术改变了我们开动脑筋的方式。多项任务是注意力集中系统的敌人。我们越来越多地要求注意力系统同时关注多件事情，但我们的大脑实际上还没有进化到这种程度。在给别人打电话时，我们还在开车、收听广播、寻找停车位、规划妈妈的生日聚会、避免撞上道路施工标志，以及思考午饭应该吃什么。我们不能一次性地真正思考或顾及如此多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大脑从一项任务转换到另一项任务，每一次这样的转换都以神经生物学转换为代价。这并不是最佳的系统运转方式。一旦专注于某一任务，坚持不转移，我们的大脑便能实现最佳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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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一件事意味着我们不能注意到别的事。注意力是容量有限的资源。当你专注于篮球录像中的白色T恤时，便自动过滤掉了穿黑色T恤的人，事实上，视频中大多数队员都穿着黑色的衣服，包括那个穿大猩猩西服的人。当我们关注一个谈话时，我们会忽略其他谈话。当我们想着电话的另一端究竟是谁时，我们不会关注车钥匙放在了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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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由前额叶皮层（前额后）神经元产生，它对多巴胺高度敏感。当大脑释放出多巴胺，它就会立刻被解锁，就像你的前门钥匙，它们开始发射能够刺激神经元的微小电脉冲。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最初的多巴胺的释放？通常情况下，多巴胺的释放由两个不同的触发器之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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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以自动获取你的注意力的东西，通常是那些关乎生存与进化起源的东西。这一警觉系统与注意力过滤器合作，总是在不停运转，甚至在你睡觉时，它们都在监测重要事件的环境。它可以是一个响亮的声音或是明亮的光线（惊跳反射），可以是快速移动的东西（可能是某种食肉动物），也可以是当你口渴时想要喝的饮料，或造型美观的潜在性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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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有效地让自己只关注于搜索或扫描与环境相关的事物。在实验室中，这种有意过滤已经表明可以改变大脑中神经元的灵敏度。如果你想找到在展览会中走失的女儿，你的视觉系统会重新配置，去寻找与她的身高、头发颜色、体形相关的事物，而过滤掉其他。同时，你的听觉系统会重新调试，仅仅关注她的声音所在的波段。你可以把它叫作“沃尔多在哪儿”过滤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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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沃尔多在哪儿》一书中，一位名叫沃尔多的男孩穿着红白相间的横条衫，总是出现在拥挤的画面中，画面里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和五颜六色的物品。在这本书的儿童版本中，沃尔多是画面中唯一一个红色的物体，儿童的注意力过滤器能快速扫描这张图画并定格在红色的物体上——沃尔多。对年纪稍大的人群而言，沃尔多谜题会设计得更加困难——干扰变成了纯红色和纯白色T恤，或搭配不同颜色的条纹衬衫，或红白相间的竖条纹衬衫而不是横条纹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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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多在哪儿》利用了灵长类动物的视觉系统的微体系结构。枕叶里有一个区域称为视觉皮层，内含响应特定颜色的神经元群——一些可能对红色的物体发出电信号，另一些可能对绿色的物体发出电信号，等等。相比竖条纹，某些人可能对横条纹更敏感。在对横条纹敏感的神经元群内，有些人可能对宽条纹更敏感，另一些人可能对窄条纹更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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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能够指挥这些神经元群，命令其中的一些站起来为你竞标，另一些坐下来放松，那么，你就能够——这也是我们在寻找沃尔多时要做的事情——找到丢失的围巾或钱包，也能观看篮球录像。我们将需要寻找的物品输入大脑，视觉皮层帮助我们在大脑中建构物品的模样。如果物品中含有红色，我们的红色敏感神经就会出现在构图中。然后，这些神经元会自动调节自己，压制其他神经元（你不感兴趣的其他颜色的神经元），以帮助我们寻找物体。《沃尔多在哪儿》训练儿童设定并锻炼自己的视觉注意力过滤器，在环境中定位细微的线索，就如我们的祖先训练他们的孩子在森林中追踪动物一样。他们会从容易发现、容易区分的动物开始训练，然后再训练去发现善于在环境中伪装自己的动物。这一系统也同样适用于听觉过滤——如果我们渴望在某种声音中找寻特定的音高或音色，我们的听觉神经元就会自动调节到对这些特征敏感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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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像这样调节知觉神经元，大脑就会进行自上而下的处理，启动大脑中比知觉系统更高级、更先进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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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系统才让专家们得以在他们所擅长的领域有所建树。它让四分卫得以看见开放的接球者，而不被其他队员干扰；它让声呐操作人员能够保持警觉，仅仅依靠“ping”（象声词）的声音就能够将敌方潜艇与货船或鲸鱼分开；它能够让指挥在60种乐器同时发声的情况下只听到一种乐器的声音；它能够让你将注意力集中在这本书上，尽管现在你的周围可能有许多干扰——风扇的声音、车辆的声音、门外鸟儿的叫声、遥远的对话，更不用说，你拿着这本书或看着屏幕时中央视觉焦点外的一切视觉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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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们有如此高效的注意力过滤器，为什么不能更好地过滤这些干扰呢？为什么信息过载现在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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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从事着比以往更多的工作。我们曾经被告知，在计算机社会的未来，我们能够将重复琐碎的工作都转嫁给机器，从而去追求更崇高的目标，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现实却不是这样。我们不但没有更多的时间，所拥有的时间反而更少了。大大小小的公司都有做不完的工作需要转嫁给消费者。曾经它们所能提供的服务，如今都需要我们自己来完成。随着空中旅行的普及，我们需要自己完成预订与登记，而这些工作之前都是由航空公司或旅行社完成的。在杂货店，我们需要自己包装物品，在一些大型超市，我们甚至需要自己寻找所需要的物品。我们需要自己在加油站加油。电话操作员以前还会为我们查找电话号码，现在，一些公司甚至不再邮寄我们的电话账单——我们需要登录它们的官网，进入自己的账户，查找账单，完成电子支付。实际上，我们是完成了本应该属于电话公司的工作。总的来说，这被称为影子工作——它代表了一种平行的影子经济。许多本应该由公司提供的服务都转嫁给了消费者。我们每个人都在做着其他人的工作，却并未得到任何报酬。这些就是我们认为在21世纪本应拥有的闲暇时间被偷走的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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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时代，我们不只从事了更多的工作，还需要应对多种变化，相比我们的父母和孩子们，我们将面临更多的变化。大多数美国人每两年就会更换一次手机，这也就意味着，他们需要学习新的软件、新的按键和新的菜单。我们每三年就会更换一次电脑操作系统，这就需要学习新的图表、新的程序，了解旧菜单的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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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的看来，正如丹尼斯·奥弗比所说的那样，“从新加坡的交通堵塞到火星上的气候”，我们只是接收了向我们袭来的信息。经济全球化意味着我们将面临比我们的祖父母们所需要面临的更多信息。我们听说全球一半的国家都曾经历过改革与经济困难。我们去了那些从未去过的地方，听到从未听过的语言。我们的大脑正饥渴地吸收着这一切，因为这就是大脑的用途；但与此同时，所有这些材料都跟生活中所需了解的事物在大脑中争夺着神经注意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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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吸收新概念、学习新事物可以延长我们的寿命，延缓阿尔茨海默症——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扩展我们的知识储备。所以，并不是我们需要接受更少的信息，而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系统来组织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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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一直是我们生活中的重要资源。它让我们的社会进步，提高了我们的医疗水平与决策水平，让我们快速成长，让经济快速发展，让我们更好地选择管理者。但这同时也是一种获取与处理的代价都很高的资源。由于信息正变得越来越容易获取——集中于互联网——准确性与权威性也都打了折扣。不同见解之间的辩论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很多时候，这些信息又被一些无视事实与真理的人四处传播。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开始疑惑究竟应该信任谁，到底什么才是真实的，什么是被篡改过的，什么是经过调查的。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为一些小的决定进行细致调查。相反，我们依靠的是所信赖的权威——新闻、广播、电视、书籍，甚至有时是我们的表兄弟，或是拥有漂亮草坪的邻居，或是将我们送到机场的出租车司机，又或是我们曾经相似的经历。有些时候，这些权威值得我们信任，有时却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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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斯坦福大学认知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讲了一个“沃尔沃的故事”。一位同事想购买一辆新车，为此他做了大量调研。消费者报告显示：通过自主测试，沃尔沃是同类产品中外形最美观、最可靠的汽车品牌之一。客户满意度调查显示：沃尔沃车主购车几年后的满意度都远远高于其他品牌车主。这项调查基于数以万计的客户。参与调查的人数也就意味着任何极端——某辆特别好或者特别差的车辆——都会被其他报告所淹没。换言之，任何购车者在做出决定时都应仔细参考这样一项如此有统计与科学合理性的调查。它代表着大多数人的经验，是你自身经验最有可能的猜测（如果你没有其他选择，那么你的经验最有可能与大多数人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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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聚会上，阿莫斯又遇见了他的那位同事，并询问了他的购车情况。他的这位同事已经决定不购买沃尔沃，转而倾向于另一辆评价更低的汽车。阿莫斯问他，为什么当如此多的研究都倾向沃尔沃时，他反而改变了主意呢？是觉得价格不合理吗？是颜色不喜欢？样式不好看？不，都不是，他的同事回答道。他说他发现他的姐夫就曾购买过一辆沃尔沃汽车，可那辆汽车却总需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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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谨的逻辑角度看，他的这位同事显然很不理性。他姐夫糟糕的沃尔沃购车体验仅仅是个别体验，足以被数以万计的良好购车体验淹没——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异常。但我们都是社会动物，我们经常会被第一人称的故事或别人的亲身经历所动摇。尽管从统计学的角度看，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学会去克服它，大多数人却没能做到这一点。广告商深知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能在电视上看到许多个人评价类的广告：“喝了这种酸奶后，我两个星期减掉了20磅（1磅约等于0.454千克）——它真的很美味”，或者“我经常头痛，我以为自己肯定好不了了。我会朝狗大叫，会呵斥我的亲人。自从我开始服用这种药之后，我又回归了正常生活”。相比那些枯燥、无聊的统计数据，我们的大脑更专注于生动的社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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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认知偏差，我们做了许多错误的推理。我们许多人都对以下这类错觉很熟悉（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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