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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原谅也是我们人类的天性，尤其是当听了别人的解释之后。一项调查显示，人们常常会原谅那些插队的人，尽管他们的理由很可笑。在等待复印的排队人群中，“不好意思，我可以插下队吗？我需要复印”的效果就跟“不好意思，我们可以插下队吗？我来不及了”的效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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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密歇根大学医院的医生开始向患者公开自己的失误时，医疗事故诉讼减少了一半。解决问题的最大障碍是要求患者了解医生的想法，患者不得不通过起诉找出问题，而不是只让医生解释错误是怎样发生的。当面对人为因素、医生的无奈与挣扎时，我们更容易选择理解和原谅。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尼古拉斯·埃普利（《我懂你》一书作者）写道：“如果公开透明可以强化社会关系，能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意义，让别人原谅我们的不足，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经常这样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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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们也会因为其他原因而撒谎，并不仅仅是因为害怕补偿，这其中还包括避免伤害他人的感情。有时，一些善意的谎言会成为社会凝聚力，既可以防止臭脾气的爆发，也可以减少对立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当别人说谎时，我们也会惊人地跟着说谎，我们每天都会很合作地与谎言生活在一起。当我们需要某样东西、不想造成冲突时，就会用到这种温和的方式——间接言语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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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不能更直接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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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互动的很大一部分需要我们征服自身与生俱来的灵长类敌对动物。虽然灵长类动物是最社会化的物种之一，但它们也有少量群体，即拥有超过18位男性成员——人际关系紧张和统治层次结构让他们最终无法忍受——就会开始走向分裂。然而，几千年来，人类一直生活在拥有数以万计的男性成员的城市之中，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其中一种能够保持人类邻近居住的办法就是使用非对抗话语或间接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并不表达人们真正想要的，人们往往通过隐含意义来表达自己的意图。哲学家保罗·格赖斯称之为会话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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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约翰和玛莎都坐在办公室里，玛莎坐在靠窗户的一边。约翰觉得有点热，他会说，“打开窗户”。这句话就是直接言语，这会让玛莎感觉有点奇怪。如果他们的工作地位相等，玛莎会想，约翰凭什么指挥我、命令我。但如果约翰这样说，“天哪，天气越来越热了”，他实际上是给了玛莎一个合作会话，对他的意图进行了简单但不平常的包装。他以一种不带命令、不带冲突性的话语表达了自己的愿望。通常情况下，玛莎会据此推断他是想让她打开窗户，而不是简单地谈论天气。这时候，玛莎有以下几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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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她朝约翰笑了笑，然后打开了窗户，表示她遵从了这个小小的社会游戏，她了解这个哑谜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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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她说：“哦，真的吗？我感觉有点冷啊。”这表明她也遵从了这个游戏，但是基于事实，她有着不同的意见。玛莎很合作，尽管她表达了不同的意见。这时候，约翰的合作行为要求他要么结束这个话题，要么提高要求。当然，提高要求可能会增加冲突与攻击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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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玛莎可以说：“是的，真是这样。”根据玛莎的回答，约翰会将她的反应看成调皮的、俏皮的，或者是讽刺的、粗鲁的。在第一种情形中，她或者希望约翰表意更明确，表明他可以不用找借口；或者他们的关系很好，她允许约翰更直接地表达。在第二种情形中，如果玛莎使用了带有讽刺意味的语气，那么表明她同意这个前提——真的很热——但是她不愿意自己开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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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玛莎可以说：“你为什么不把毛衣脱掉呢？”这句话一点也不合作，甚至带有冲突意味，玛莎选择退出这个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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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玛莎可以说：“我也觉得热，但我脱掉毛衣之后就不热了。我猜供暖系统终于起作用了。”这句话的冲突意味没有那么浓厚。玛莎同意这个前提，但是不同意其中隐含的处理办法。在这里，玛莎在一定程度上合作了，她在帮助约翰解决问题，但是却没有按照约翰想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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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玛莎可以说：“去你的。”这表明她不想玩这个隐含游戏，此外，她的话语还带有攻击性。这时候，约翰的选择是有限的——要么他可以忽略她（有效地撤回要求），要么他可以引发冲突，站起来，跺着脚从玛莎的桌旁走过，用力打开窗户（现在这就是战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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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行为最简单的例子是说话者说出一句话，然后准确直白地表达他想说的意思。然而，间接言语行为却是让我们相处愉快的社会凝聚力。在间接言语行为中，说话者不但表达了想表达的含义，也传递出了其他一些东西。这里的隐含意义对听话者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因此，间接言语行为可以看作一个行为游戏，是对听话者参与游戏的邀请，希望听话者参与这个口头捉迷藏：你能听懂我所说的话吗？哲学家约翰·塞尔认为，间接言语行为的作用机制在于听话者与说话者对共同世界的解读。间接言语行为依赖于言语与社会共同的背景信息。基于共同的信息，说话者与听话者形成了一个协议，确认他们共同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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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还给出了另外一种说话者A与B的对话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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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我们今晚一块儿去看电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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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我今晚要为考试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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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者A并没有使用会话含义——这里可以被视为字面意思，属于直接请求，因为话语中有了标记语“一块儿”。说话者B的回答显然是间接的。这里传达的不仅是字面信息（我今晚要为考试做准备），还有隐含信息（因此我今晚不能去看电影）。大多数人认为B采用了一种更温和的方式来解决潜在的冲突，防止了正面冲突。相反，如果B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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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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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者A就会感觉被拒绝了，没有任何借口和解释。很显然，我们对拒绝的恐惧是很强烈的：事实上，社交拒绝会激活大脑中跟物理疼痛一样的区域，令人惊奇的是——泰诺可以减少人们的社交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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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者B给出了理由，以一种合作的方式表达了意见，她表达了她真的很想去，只是没办法去。这就跟复印排队人群中插队的人一样，给一个没有意义的借口永远好过不给借口。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会话含义都是相等的。相反，如果B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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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我今晚得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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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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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我正在玩一个单人纸牌游戏，我必须玩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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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说话者B会希望A能够理解这些都是拒绝，尽管她没有给出任何好的借口——这就像是在脸上扇了“会话性”的一巴掌，尽管还延续了这个隐含游戏。与B1相比，B2与B3采用了一种较为温和的拒绝方式，因为它不涉及直白的、彻底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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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进一步分析了间接言语行为，囊括了那些无法被解读，但如果够幸运，意图却百分之百明确的言语。他希望我们这样考虑。假设你是一位“二战”时穿着便服的美国士兵，被意大利人逮捕了。现在，为了让他们放过你，你想出了一个计划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你是德国军官。你可以用意大利语对他们说“我是一位德国军官”，但他们可能不会相信你。进一步假设，你没有在第一时间说足够多的意大利语。在这种情况下，你最好这样说，“我是一位德国军官。放了我，快点。”假设你的德语水平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只会一句德语，还是高中时期你从一首德国诗歌上学到的：“你知道那片开满柠檬花的土地吗”（Kennst du das Land,wo die Zitronen blühen?）如果抓住你的人不会说德语，你的这句话就能达到证明你是德国人的效果。也就是说，你的言语行为的字面意思不重要，只要它的会话含义能够表达就行。意大利人会将他所听到的视为德语，你会希望他们会推断你的确是德国人，因此，应当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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