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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医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然其背后还有科学的力量。但现在，假药仍然是一个灰色地带，存在很多问题，因为它会让真正需要医学治疗的病人的病情判断蒙上阴影，这个区域的管理太混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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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疗法：违背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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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同意是现代医疗最核心的原则之一——你已经完全知晓自己所接受的治疗的利弊；你已经知晓所有的信息，以便做出明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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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知情同意并没有在现代医疗中真的实现。在情感最脆弱的时候，我们被信息轰炸，大多数信息都是不完整、有偏见和不公平的，我们还没来得及准备好处理这些信息。对替代药物与替代疗法而言，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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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人在生病后都会寻找专业医疗—住院系统的替代疗法。由于这个产业监管不严，我们很难获取准确的数字，但《经济学家》预测，这项产业涉及全球600亿美元。四成美国人指出他们曾使用过替代疗法，包括草药、顺势疗法、精神或心理治疗疗法，以及其他以治疗为目的进行的身体及心理非医疗操作。鉴于替代疗法在我们生活中的突出地位，那些支持替代疗法的人有必要了解一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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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药物通常是没有疗效证据的药物。一旦某种治疗方案被证实具有科学性，那么它就不再是替代药物——它就被称为医药了。在某种方案成为传统药物之前，它需要经过一系列严格可控的试验，以获取其安全有效的证据。但对于那些替代药物，研究者们还暂时没能发现任何疗效。如果某人认为某种特定的干预有效，那这种干预就会成为一种“替代”。知情同意意味着我们必须知晓方案的效果与潜在风险，但这一切都是替代药物所缺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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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地说，没有证据并不意味着方案无效，这只能说明效果还没有能够得到证实——我们是不可知论者。但“替代药物”这个名字本身就具有迷惑性。它是替代的，但不是药物。（这就不禁让人发问：那它替代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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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的差别在哪儿？伪科学通常采用科学的术语与观察，但它们往往不会运用严谨的试验控制与可证伪的假设。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顺势疗法药物。这是一种产生于19世纪的疗法，其中包含了很少剂量的（或实际没有剂量可言）声称能治愈病人的有害物质。这种疗法有两大好处。第一，当一个人出现失眠、胃痛、发热、咳嗽或颤抖的反应时，服用正常剂量引起这些症状的药物可以治疗这些疾病。但这种结论没有任何科学论断。如果你服食了有毒的常春藤，我会给你更多的有毒的常春藤，我能做的就是给予你更多的有毒的常春藤。这不是治疗——这是一个大问题！第二，反复稀释物质可以让原来物质的残余变得活跃且具备疗效，稀释次数越多，物质的疗效越好。根据顺势疗法的说法，原物质的“震动”把能量传输到水中并且留下对原始物质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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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物质的稀释还需要遵循某些特殊的步骤。顺势疗法技术人员取出一份化学物质，倒入10份水，上下、左右、前后各晃动10次；然后再取出一份溶液，倒入10份水稀释，然后按照上面的做法再次稀释。他需要反复如此20次，得到一个含有一份化学物质、100000000000000000000份水的溶液。用于出售的溶液的规格为1后面再加30个0，你经常还会得到1后面1500个0的溶液。这就好比将米碾碎成粉末，然后将其放入太阳系大小的碗中。我还忘记了：这一过程还需重复26次。顺势疗法的产生早于阿伏伽德罗定律的发现。这一定律由意大利科学家阿莫迪欧·阿伏伽德罗发现，并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该定律阐述了溶液（6.02×1023）中原子或分子的数量。按照这个标准，用于销售的顺势疗法溶液中完全不存在原始物质。但这对顺势疗法而言却是一个好消息，稀释次数越多，疗效越好。这一切都引来专业怀疑论者詹姆斯·兰迪的怀疑，过量服用顺势疗法药物的方法就是什么也不吃（兰迪连续10多年，提供100万美元用于奖励那些能提供证据证明顺势疗法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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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势疗法是伪科学的原因是：（1）它经不起控制试验的检验；（2）它采用科学的语言，如稀释和分子；（3）它的原因与效果都没有任何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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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顺势疗法不谈，某些严重疾病，如癌症、感染、帕金森病、肺炎，或甚至更温和的疾病，如普通感冒和流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替代医学是有效的。英国研究科学家恩斯特查阅了大量研究数据发现，95%的治疗与没有接受治疗效果一样——这些替代疗法相当于安慰剂（剩余有疗效的5%也许也是出于试验误差，因为科学研究通常都存在一个误差值）；维生素和营养物质也没有任何效果。经过多年的医学试验以及各种不同的试验研究，研究者们已经发现，复合维生素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效果的；实际上，维生素还可能造成伤害：维生素E和叶酸会增加癌症风险；过量的维生素D会增加患心脏炎症的概率；过量的维生素B6与神经损伤有关。在正常食量下——如果我们没有依靠补充物质——这些维生素都不是问题，但补充物质及非处方维生素片却可能是有害的。尽管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声称，他们会在觉得要感冒时服用维生素C或紫锥菊，这能让他们感觉更好，但很少有证据表明这些物质真的起到了某些作用。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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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脑已经进化到让我们足以发现事件之间的并发关系，但我们一直缺乏关注事件发生规律的能力。这就与我们之前看到的四格表有关：大脑天生会关注左上角的方格——心理学家称之为虚假相关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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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相关效应产生的原因在于，左上角的方格并没有我们所需要的做出最佳决定的信息。想象一下，当感觉自己要感冒时，你会开始服用大量紫锥菊。你会注意到自己真的没有感冒症状了。一旦这一事件出现5次，你就会认为紫锥菊是有疗效的。你的四格表就会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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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6 5次第二天感觉一切良好填入后的四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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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四格表太令人印象深刻了。但这里面存在一些问题：如果你什么也不做，有些感冒自己也会消失。你肯定遇见过这种情况：你感觉自己快要感冒了，什么也没做，然后你快速遗忘了这件事。如果你在进行某项科学研究的话，你会比普通人收集到更细致的数据。也就是说如果从科学角度出发，你的四格表剩下部分的信息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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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7 填入更细致数据后的四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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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为了更完整地观察事件，你需要知道自己没有服用紫锥菊和没有感冒的天数——这一定会是大多数时间！了解这些似乎是违反我们的直觉的——但这确实是最关键的一点，我们的大脑很难察觉这些信息。从四格表中可以看出，即使我们服用了紫锥菊，感冒的概率仍是没有服用的2倍（右栏）。将这些数据带入贝叶斯定理，我们得到：如果你服用紫锥菊，你患感冒的概率仍然为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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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安慰剂效应——一旦我们服食某种药物，即使其中没有任何药物成分，我们都会感觉更好，当然，事实上，我们也常常真的更好了。大的药片比小的药片有更强的安慰剂效应。许多没有医学价值的产品都可能会产生安慰剂相应。这就是为什么双盲的、随机的临床对照试验如此必要的原因：研究中的每个人都会得到一个药片，没人知道自己得到的具体是什么。他们中的许多人拿到的都是无效药片，这增加了与什么也没有拿的人之间的关联，但如果药物真的有作用，它的效果一定会好于安慰剂。这就是新的治疗方案被证实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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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我们因果推理的不只是紫锥菊和维生素C，我们一直都被虚假相关效应所欺骗。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突然间想起某个人，而你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过这个人了。突然，电话响了——哇！正是他。在匆忙得出超能力的结论之前，我们有必要知晓另外3条信息：你是否经常会想起某个不会给你打电话的人？你是否经常想不起某个给你打电话的人？你是否经常想不起不会给你打电话的人？如果将这些都填入四格表，你会发现这一偶然事件已经被其他3种事件所淹没，这只是虚假相关效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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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脑显然已经演化到本能关注左上角、关注偶然事件，而忘记了其他东西。我之前的一位老师保罗·斯洛维克，称之为分母忽略。斯洛维克认为，当我们想到分子时（你听到车祸中的某个悲剧故事），我们往往想不到分母（成千上万次安全的汽车旅行）。分母忽视会以很奇怪的方式出现。在一项调查中，第一批人被告知，一种疾病会导致每10000人中1286人死亡；第二批人被告知，这种疾病的致死概率为24.14%。结果，第一批人相较于第二批人认为这种疾病更危险。我们需要注意，1286/10000实际上还不到13%。所以，实际上它的危险性只有一半。但在第一个案例中，我们太过关注分子，关注死亡的1286人，我们开始想象很多人躺在医院病床上；在第二个案例中，我们听到24.14%，大脑会将其视为抽象数据，没有任何实际个体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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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母忽略会让我们倾向于想到最严重的场景，从而无法从正确的统计角度看待问题。正如丹尼尔·卡尼曼所写的那样，“每一位等待聚会晚归女儿的家长都会有这种感觉。你知道，你根本（几乎）没什么好担心的，但你就是忍不住要去想象各种灾难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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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的生动性，加之本能地忽略分母，造成我们做出严重错误的决定。2011年“9·11”恐怖袭击后的两个月，很多美国人都害怕乘坐飞机，他们宁愿乘坐汽车也不愿意乘坐飞机。10月与11月并没有增加任何空难事故，但在人们纷纷选择乘坐汽车的两个月期间，汽车事故的死亡人数增加了2170人。人们关注于分子（搭乘航班的246人），而忽视了分母（美国每年数十亿次安全飞行）。正如另一位研究者所说的那样：“恐怖分子可以伤害我们两次——第一次，直接杀人；第二次，通过他们的危险行为在人们的心中留下恐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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