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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听说过某些人被某种类型的替代药物治愈，无论是感冒、背痛还是癌症。我的一位好朋友曾经被诊断为前列腺癌，医生告诉他，他只剩下6个月的时间了。“处理好你的后事，干你想干的事吧。”医生告诉他。“也许我会去夏威夷度假吧，”他回答道，“我一直希望的就是自己能活得更长久”，然后他走出了医生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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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位朋友听说一位医生擅长替代疗法。医生给他做了一种替代血液检查，然后开了很特别的饮食配方，并嘱咐他多锻炼。医生给了他很多可食用的与不可食用的食物清单，我的朋友每天都需要花费三四个小时来准备饮食。他严格遵守饮食与锻炼计划，注意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严格的作息，让他在38岁的时候成为一家知名国际公司的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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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医生给他的6个月的大限已经过去了12年，我的朋友仍然很健康，甚至比之前更好了。在他被宣布大限的2年后，他又去找了他的医生，做了一系列检查。他的PSA已经下降到几乎为0，其他一切生物指标也都很正常、很稳定。“你上一次来做检查的时候，一定中间出现了某些差错。”医生只能这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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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好几个有这样故事的人。他们的故事都很吸引人，我很感谢上苍，我的朋友还活着。但这里的关键在于这些都不是科学研究，它们仅仅是故事而已。他们的故事振奋人心，让人啼笑皆非，引人深思，还带着神秘感，但它们终究只是故事而已。再多的故事也无法构成数据。没有试验控制，患者也没有被随机安排到某种环境或另一种环境之中，更没有研究人员记录患病或治愈的全过程。我们无从知晓，如果我的朋友更改了饮食或放弃了锻炼，故事的结局会是怎样——他也许还能活这么长时间，也许不会每月花8个小时在厨房里切菜，或者他也许已经死了。不久前，我问他，有没有回去做活体检查或其他医学成像检查以确定他的癌细胞已经死亡。“我为什么要那样做？”他问道，“我比以前更健康了，我感觉很棒，也不会根据他们所发现的而改变我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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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通过饮食与锻炼战胜癌症的故事既不与科学一致，也不与科学相悖，他的故事完全在科学甄别以外，因为所有的数据都没有以科学的方式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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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医生们都渴望相信有着合理机制的心脏搭桥手术和血管成形手术一样，即使在没有科学支撑的情况下，我们也会相信饮食与锻炼可以战胜癌症。对我们而言，这已经很合理，也很具有直观意义。我们中没有人完全了解饮食、锻炼与疾病、健康之间的关系。听到故事，我们开始思考：“哦，这其中一定有某种道理。”我们看待这一切时是基于机制的合理性，而不是基于数据。试着想想，如果我的朋友没有按照他的饮食与锻炼计划进行，而是选在一个金字塔形状的帐篷中倒立睡觉，我们一定会认为他已经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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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最吸引人的一点在于它能容纳像我朋友一样的故事，这样才不会错失新的重要的治疗方案。大多数科学研究都是从简单的观察，通常都是偶然的发现开始，然后才是细致研究。想想牛顿的苹果，再想想阿基米德在浴缸里的排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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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等待“替代药物”的效果，也许它们能够治愈某些癌症以及其他一些疾病。目前，数百个实验室正在研究世界各地的测试草药制剂、替代药品和疗法。但在被证实有效之前，它们都是有危险的，也许会延迟患者寻找正确治疗方案的时间。甚至当他们找到正确的药物时，也已经无力回天。这就是发生在史蒂夫·乔布斯身上的故事，他拒绝手术，转而求助于针灸、膳食补充剂以及果汁。后来，他意识到这些根本就没有作用，而且还耽误了专家给出的可能能延长生命的传统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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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死于某些原本西药可以预防或治疗的疾病。这一科学手段在过去200年来对推动文明所做的贡献远远大于其他所有手段在过去1000万年对文明进步所做的贡献。医学研究人员明白，一些患者的生命在他们医学试验的过程中已经危在旦夕——即使医学试验还未完成，科学家也能看到其中的好处，并会提前结束试验，以便更早地生产出药物。这样患者就不用再等待了，因为他们中的某些人已经病入膏肓，没有了等待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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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由于某些替代疗法，如饮食和锻炼，确实能够起到某种作用，我有太多朋友发生过类似的故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设了一个补充物及替代药物的分院，专门用科学的手段来探索这些替代药物。截至目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已经报告了大量没有效果或者收效甚微的替代药物，换句话说，只有一小部分人从替代疗法中获益，大多数人没有收获任何好处。例如，在一个经典的研究中，为了验证维生素D可能治愈癌症与心血管疾病的假说，试验人员给100万名实验人员随机分配了维生素D与安慰剂。结果显示，在需要连续5年服用维生素D的150人中，只有一个人的性命被挽救了；在没有任何实际疗效的149人中，药物对他们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包括肾结石、疲劳、胰腺炎、骨疼痛。我们不知道维生素D治疗的长期效果，但新的证据表明，过量维生素D将指向死亡。可见，我们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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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想？你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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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需要选择最佳治疗方案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大程度上你需要依靠自己。你需要收集信息，需要用到四格表。对于那些有相似风险的替代药物，我们通常很难决定。部分原因在于每个人愿意承受的风险不同，愿意忍受的痛苦（身体与心理）程度也不同。在作家杰尔姆·格罗波曼和帕梅拉·哈茨班德撰写的《你的医学思维》（Your Medical Mind）一书中，他们详细地讲述了病人的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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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存在怎样的药物偏见？我们都会有偏见。杰尔姆·格罗波曼和帕梅拉·哈茨班德描述了四种病人：极简主义、极繁主义、自然主义和技术专家。极简主义不愿意与药物、医生有太多接触；极繁主义认为每个问题、每次疼痛都有一个医学答案；自然主义认为，人的身体可以自己治愈，这也许需要基于植物和精神的某种补救措施；技术专家认为一定会有比眼前更好的新的药物与疗法，他们相信新的才是最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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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比较极端的；我们每个人身上多多少少都带着一点这四种类型。你可能会在牙齿护理方面主张极简主义，但在肉毒杆菌和“青春保养”方面主张极繁主义；你可能会对感冒和流感保持自然主义，但当你需要面对阑尾破裂手术时又成了技术专家。而这些倾向通常会交互进行。当然主张极繁主义的自然主义者可能会有好几个书架，上面都是关于草药的书籍，但主张极简主义的自然主义者可能会认为越少越好。但是，如果需要手术，他们一定会要求采用最新的高科技机器人引导的1.21千兆瓦磁通电容制导系统激光手术。了解自己属于哪种类型可以帮助你更有效地做出决定，也能让你和医生之间的对话更有意义。如果你能够直接告诉医生，自己倾向于哪种风格，你一定能够获益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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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了解可能性，了解四格表里的数字，也常常可以帮到我们。无论我们的可能性是多少，事实证明，这绝对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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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听到这样的话：如果你采取一些补救措施或遵循一些新的方案，你患×疾病的风险就会减少50%。这听起来像一个傻子都知道的问题。请时刻记住我们的基础概率，想想那个40岁打算生小孩的妇女，医生告知她，鉴于她的年纪（贝叶斯定理思考问题的结构），她生下的小孩的缺陷率将高达年轻孕妇生下孩子的5倍。假设年轻女士生下的小孩的缺陷率为1/50000，那么40岁女性生下的小孩的缺陷率将达到1/10000。这仍然是一个不太可能发生的概率。即使风险概率提高至5倍，但基础概率仍然很低。尽管听到的百分比让我们印象深刻，但它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如果你想到了我们在第4章所提到的网上交友离婚率的统计把戏，那么，你一定没想错。从7.7%下降到6%，25%的离婚下降率，实际上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这种下降也许具有某种统计意义（这是研究者们要思考的地方），但它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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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如果遭遇某种灾难的概率为80%，你能够将这一概率减少25%，即下降到60%的话，那么这就是有价值的——25%的下降在刻度的顶端更有意义。这是因为我们都可能概率中招。知道这一点，这是因为我们具有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思维，我们称之为前景理论与预期效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理性的决策头脑，我们看重损失大过看重收获。也就是说，损失100美元比收获100美元对我们的影响更大。换一种说法，我们大部分人都会投入更多用于避免损失，而不是收获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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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最伟大的见解之一是：损失或收获都是非线性的，也就是说，相同量的收获（或损失）并不会带来相同量的幸福（与悲伤）——这都是相对你现在的状态而言的。如果你破产了，那么获得1美元就会变得很重要；如果你是一个百万富翁，那么1美元就无所谓了。还有其他很多非线性的例子：假设你被诊断出某种特殊疾病，医生给你推荐了某个治疗方案，这将让你的康复概率提高10个百分点。根据你的初始康复概率，10%的增加也有着不同的意义。我们考虑一下这些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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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将你的康复概率从0增加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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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将你的康复概率从10%增加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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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将你的康复概率从45%增加到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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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将你的康复概率从90%增加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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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跟大多数人一样，场景A与场景D将会比场景B和场景C更吸引人。场景A将绝对的死亡变成了活的希望。虽然可能性仍是很小，但我们都渴望求生，当看到这样的替代方案时，我们会看到其中积极的一面。场景D将死的可能性转变成绝对的生存。我们会选择A或D；我们希望了解更多的关于B和C的信息，以确定它们是否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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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直觉系统天生不太能够理解统计学，也不太能够总是做出理性的决策——这就是卡尼曼《思考，快与慢》一书背后的中心思想。例如，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对一个问题的呈现形式敏感——问题是如何构成的——某些简单的，甚至是可笑的操控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决定与倾向。例如，想想下列癌症手术治疗与放疗的假设数据，你会选择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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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100个接受手术治疗的人中，90个人能够挺过手术，34个人多活了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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