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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在100个接受放疗的人中，所有人能够挺过治疗，5年后，78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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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说法，从数学角度来说是一样的——100个人中死亡10个相当于存活了90个——但是它们从心理角度来说却是不一样的。在第一种场景下，我们更倾向于选择手术治疗；而在第二种场景下，我们更倾向于放疗。在第一种场景中，我们的注意力显然关注了5年的存活率，手术的存活率为34%，放疗的存活率为22%。第二种场景的说法显然更能让我们关注手术本身的风险：放疗可以将死亡风险从10%降至0。这种效应不但会出现在病人身上，还会出现在有经验的医生与精明的商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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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多数人比起原始数字，往往更关注图形，这就是为什么大学采用画图解决较难的微积分课程的原因。医生经常会使用的一种帮助病人了解风险的方法是：告诉病人如果有100个病人，那么实际出现结果的会有多少人。图6–1的例子是关于用抗生素治疗中耳感染（中耳炎）的风险与好处。需要接受治疗的人数为20人（在100个服用抗生素的人中，只有5个人获益）；此外，9人没有治愈，需要后续治疗；86人没有得到帮助也没有受到伤害——至少从身体上看是这样（也许他们在经济上遭受了一定的损失）。我们服用的大量抗生素实际上只能取得很小的效果。但这样的图片可以帮助病人了解风险，更好地做出决定，因为他们可以看到每一个类别下人数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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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用抗生素治疗中耳炎的风险与好处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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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心理学的另一个影响因素是避免后悔。阿莫斯·特沃斯基曾说过，后悔是风险规避的驱动力，这是一个强大的心理力量。当需要做出决定时，我们都会试着避免由于错误决定导致的遗憾，尽管有时这些决定可能会与我们的预期价值截然不同。尽管×方案只有10%的概率会帮到我们，而且还具有较高的副作用风险，但你仍然会选择它，因为你不想以后后悔，你可能就是那受益的10%中的一个。人类在后悔上面的情感开销是巨大的。正如一位乳腺癌幸存者所说的那样，“他们告诉我，他们也不知道手术后的放疗究竟有没有作用。但我仍然会想：如果乳腺癌复发了，而我又没有接受治疗，我该怎么办？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个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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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车的两个前轮胎已经用了5年了，车胎中心仍还有很多胎面胶，但我注意到，车胎边缘有磨损（这可能是由于充气不足或大量山区驾驶引起的）。我向一位轮胎专家咨询了此事，他指出，车胎在使用5年之后会变得不稳固，会破裂，导致胎面胶、传送带与轮胎其他部分分离。再加上较低的边缘胎面，轮胎很少采取保护措施，因此，很可能发生爆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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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已经有多年驾车经历和几十万的驾车里程，但目前只发生过两三次爆胎。这些都没有发生在很危险的情况下，但它们就是很不方便。你需要将车胎取下，给车架上支架，然后装上备用车胎。如果一切都顺利，你可能只是约会迟到半个小时，衣服被弄脏而已。但如果爆胎发生在暴风雨时，或者发生在没有路肩的山路或高速公路，情况可能就不那么理想了，甚至可能会很危险。无论是我的机械师还是美国交通运输部门都无法告诉我，中心胎面磨损完之前如果我没有更换车胎，究竟发生事故的概率会是多少。即使缺少这样的信息，我的直觉——以及我的机械师的直觉——也认为，更换车胎的预期价值或益处远远低于更换它们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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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艾伦喜欢省钱。我的意思是，他钟爱省钱，他经常告诉我们怎样在一元店购买盘子、在救世军店购买衣服。这并不是由于他负担不起——他有足够的钱——他只是觉得自己是一位藐视现代世界消费文化的领军人物。他会经常吹嘘自己因为没有更换轮胎又节约了200美元，他愿意承担未来可能的不便，尽管他也不知道这个概率是多少。我宁愿用金钱来交换便利与安全。其他人可能需要更多的保障，他们也愿意为此付出。这就是保险——如果火灾保险对房屋主人而言难以负担，那么保险公司就不会成为如此富有的跨国公司。不要搞错，对他们而言，这确实是一笔划算的交易。但我们喜欢保险带给我们的内心宁静。我买了新的轮胎（当艾伦读到这一页的时候，他让我告诉读者们，他认为我是被非理性的恐惧驱使，我太过担心还未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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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决策过程中，后悔确实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如果真的由于我没有花那200美元，而导致自己错过了美好的郊游，或者弄脏了精美的衣服，又或者遭遇了事故，我一定会感觉自己是个傻子。如果艾伦能够用那两个旧轮胎再行驶两年，他一定会兴高采烈地砸200美元现金在我的脸上，然后告诉我，我就是一个杞人忧天的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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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医疗决策也被后悔的恐惧所驱使。我们中的一些人会愿意拿现在的不便与不适来交换以避免未来很小的，甚至只有5%的出错概率，避免自己会后悔“如果我按照医生说的做了会怎样？我到底是怎么了？——我的性命已经命悬一线了”。而艾伦希望无限放大眼前的快乐，他看中自由，不愿意被今天并非绝对需要的健康机制或医学体质所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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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时，组织医疗信息的最佳策略是让自己知晓更多准确的数据，了解自己对风险与后悔的偏好与口味。如果你发现自己迷失了、困惑了，朋友和亲人通常能够提醒你，你赖以生存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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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数学，做出最有意义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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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的其他章节都在关注注意力与记忆力，但当我们做出重大决策时，最能帮到我们的是数学，它被称为科学的皇后。有时候，数学很无聊、很没意思，但当需要组织我们的大脑时，我们需要抛开对那些看起来不怎么人性的可能性分析与数学计算的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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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当面对很严重的后果、很难做出决定时，我们常常会感到很害怕、困惑和沮丧。当生命真的命悬一线时，我们需要将自己的信念转向数字。尽可能多地收集信息，与专家一起沟通。如果你需要手术，请找经验丰富的医生完成你的手术。作为自身健康管理的首席执行官，你需要明白怎样利用医生给你的信息，然后在四格表中分析它，运用贝叶斯定理，这样可以让你在决策时省去很多的猜测，将决定转变为可以评价的数字，因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豪斯医生如此敏锐的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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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一点时间做决定，从数学的角度思考问题。与你的医生交谈，找到愿意与你谈论数学的人。你需要克服不愿意问问题和不愿意与医生争论的尴尬，让你所爱的人做你的后盾，确保你们的谈话时间足够长——询问你的医生：“你需要我治疗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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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生病或受伤时，我们的生命似乎被专家所控制，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们可以掌握自己的疾病，了解更多的相关知识，向更多的医生寻求专业意见。当然，医生也是人，他们也会有自己不同的个性、风格和特长。我们需要找到与自己的风格匹配的医生，找到明白我们的需要、可以帮助我们战胜疾病的医生。你和医生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家长与孩子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合作关系，你们应该是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合作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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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关于心智效率的认知科学 [:170155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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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关于心智效率的认知科学 第7章 我们如何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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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我们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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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30日，蒙特利尔拉瓦尔立交桥倒塌在魁北克高速公路19号处。这个位置是南北大动脉位置所在。车辆被掀翻在路边，事故造成5人死亡、6人重伤。在大桥建设期间，承包商没能正确地将加固钢筋安装在混凝土上。为了省钱，他们单方面决定采用质量较差的、不合标准的混凝土。随之而来的政府调查认定这就是造成大桥垮塌的原因。当政府部门彻查建筑业的贪污案件时，他们又发现了好几起大桥、立交桥、高速公路的劣质混凝土案件。以次充好的施工案例在人类历史上早有出现，费登那（意大利古城名）附近的古罗马木制露天剧场地基不稳，加之施工不当，造成公元27年死伤2万人的悲剧。类似的灾害发生在世界各地，包括1976年爱达荷州的提顿水坝溃坝事件、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时的四川一些学校倒塌、2010年芬兰图尔库梅里希尔塔桥坍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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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情况下，像这样的大型民政工程需要多位专家的参与，需要各种级别的检验与平衡。设计、决策、施工都需要精心组织，以增加成功的概率，从而提高价值。工作中，最理想的情况是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都实现其最大价值（当复杂系统的每个部件都实现价值最大化，并且为了让一个部件变得更好，而不需要损害至少一个其他部件时，这个系统就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沥青工人在摊铺城市街道的时候，通常不应该决定使用什么质量的铺装材料，也不应该决定铺层的厚度，这一切应该由能够做出最优决策的高级别人员决定。高级别人员需要同时考虑预算、交通流量、天气条件、预计使用年限、标准习俗和惯例，以及如果出现坑洞时潜在的诉讼。这些不同的信息收集和决策通常分布在整个组织中，并分配给不同的管理者，然后他们再向自己的上级报告。当上级需要做出某个特殊的决定时，他们又会平衡各种因素，以实现城市长期目标。正如亚当·斯密在1776年《国富论》当中写到的那样，提高工作效率的最大进步之一是劳动分工。无论什么类型的企业，分工都已经被证明是非常有影响力和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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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之前，企业大多还是小规模、家族式的，只服务于当地某一特定市场。19世纪初，由于电报与铁路的发展，让更多企业在已经发展了几个世纪的海运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国内与国际市场。随着这种新兴的长途贸易的兴起，文档记录及功能专业化或交叉培训的需求也大幅增加。信件、合同、财务、库存、状态报告等，都提出了新的组织挑战：你怎么在堆积如山的纸张中找到下午所需要的那条信息？工业革命引发了文书工作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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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40年代出现的一系列列车事故，推动了改善文档和功能专业化的迫切需要。调查者们总结出，事故是由工程师们之间沟通不良，以及不同线路之间铁路工人的管理松散造成的。没人知道究竟谁才是操作的权威。在当时，确保接收到每一天的重要信息也不是常规做法。铁路公司调查人员建议将操作程序与规则标准化、文字化。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超越任何单个个体对技术、记忆、能力的依赖。这涉及准确定义职责与责任，并严格按照标准方式履行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