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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们从有关前额皮质损伤的证据中能够得出的结论那样,脑成像研究也显示,当人们试图解决需要利用大量液态智力的问题时(例如瑞文推理测验或复杂的数学题),前额皮质的活动尤其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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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可以证明智力分为两种类型的证据就是,液态智力和晶态智力的曲线在人的一生中轨迹大不相同。图1–2显示的是这两种智力曲线的理想状态。液态智力在生命的最初几年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衰退。20岁出头的时候液态智力就开始显现出衰退的迹象。数学家,还有一些需要为符号化的、抽象的材料找出新的解决方案的人会发现,他们的能力在30岁左右就开始慢慢衰退了。到了70岁的时候,液态智力下降的幅度已经非常明显了,比1个标准差还多,这就是老年人更难完成拼图游戏和迷宫游戏的原因。而另一方面,晶态智力水平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不断提升,这种提升能够持续到很大的年纪。历史学家以及一些依赖大量信息储备才能有所成就的人会发现,直到50岁的时候他们的能力还在持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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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所有关于液态和晶态两种智力的年龄曲线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争议。争议的详情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在此只说达成普遍共识的一点,那就是液态智力的衰退早于晶态智力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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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液态智力和晶态智力的年龄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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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attell,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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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额皮质是大脑所有结构中最早出现衰退的部分,这一点也预示了液态智力早于晶态智力开始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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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可以证明存在两种智力类型的依据就是,执行功能和整体智商是可以分开来遗传的。执行功能在一定程度上遗传自父母。晶态智力,或者说有利于解决问题的知识,也在一定程度上遗传自父母。如果父母拥有较强的执行功能而晶态智力相对较低,那么子女的执行功能也较强,晶态智力也相对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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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了年纪的人相比,液态智力对于年轻人的智力发展更为重要。对于小孩子来说,阅读及数学技能与液态智力之间的相关度要高于其与晶态智力的相关度。与此相反,对于大一点儿的孩子和成年人来说,阅读及数学技能与晶态智力之间的相关度要高于其与液态智力的相关度。后面我会谈到为什么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以及一些少数族裔的人智商相对不高,这一论点在讨论中非常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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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与液态智力有关的极其重要的事实是,前额皮质与边缘叶之间存在大量互连,而边缘叶与人的情绪和压力有很大关系。当一个人处于情绪激发状态时,前额皮质的活动就会减弱,因此液态智力的功能就会更弱。日复一日,长期饱受压力的折磨可能会永久性地损伤前额皮质的功能。这一信息在我后面谈及穷人及少数族裔的液态智力可变性时,会变得非常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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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智力是由液态智力和晶态智力共同构成的,但我在讨论时重点将智商值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只在必要时才会对这两种类型加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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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多样的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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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商得分能够预测什么呢?首先,智商得分可以用来预测学习成绩。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这正是100多年前阿尔弗雷德·比奈发明智力测试的初衷。他想要通过智力测试挑选出那些不太适合正规教育,有可能需要特别的教育方法的孩子。典型智力测试的得分与小学生的学习成绩之间的关联度是0.5。虽然这个数值已经够高了,但这意味着还存在大量智力测试没有测量出的变量,而这些变量也能够预测学习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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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测试测量的往往是所谓的分析型智力,以及与之相对的实践型智力。分析型的问题通常是人为设计的,对问题的描述很详细,解决问题所需的所有信息都已经包含在对问题的描述中了。分析型的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通常只有一种特定的策略才能解决,而且和日常生活经验的联系并不紧密,问题本身也没有什么趣味性。这和实践型的问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践型的问题首先需要人们意识到有问题需要解决;对问题的描述往往不够完善,存在多种不同的可能解决方案;经常需要借助日常经验来解决问题;并且通常需要内在动机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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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实践型智力时,罗伯特·斯滕伯格要求受试者回答在某些情景下应该采取何种应对方式,例如走进一个派对,但参加派对的人你一个也不认识;和几个人合租房子,讨论应该如何分担房租以确保对每个人都公平;为一个你根本不怎么熟悉的人写一封推荐信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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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滕伯格还提到了第三种类型的智力,即他所称的创造型智力,是指创造、发明或想象事物的能力。他采用命题作文的形式来测试创造型智力水平的高低。例如,他让受试者以“章鱼的腕足”或“第五次机会”为题写一个故事。他还向受试者展示一系列图片,然后要求他们就其中的一张图片编一个故事,或要求受试者为新产品写广告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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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分析型智力时,斯滕伯格采用的都是标准化方法,即SAT(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或者智力测试,在测量实践型和创造型智力时则采用他独创的新奇方法。他发现,测量实践型和创造型智力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诸如学习成绩和工作表现等各种结果。有时,这种对于可预测性的提升是十分可观的。实际上,有时这些测试的效果远远好过智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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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滕伯格利用假想出的三个大学生的例子来进行说明,他的说明非常具有说服力。分析型的爱丽丝非常善于与人讨论各种想法,对他人的产品分析得头头是道。创造型的凯茜对于处理各种观点不太在行,但总有一些独创的有趣的想法,其中一小部分往往最后还真能派上用场。实践型的帕蒂既不善于分析也不是特别有创意,但她总能找到方法并完成任务,她可以用既明智又划算的办法完成某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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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当然希望你的同事们同时具备这三种智力类型,但是在一个团队里一起工作的时候,哪怕只是在其中一种智力类型上很突出的人,都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斯滕伯格对实践型和创造型智力的测试中,少数族裔与多数族裔之间的差距比分析性测试所显示的差距要小得多。这就意味着,这种测试能够使更多的少数族裔进入学校学习,找到工作,避免仅仅由于分析型智力测试的结果不佳就被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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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华德·加德纳认为智力测试测量的只是语言、逻辑数学和空间方面的能力,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智力”。这些智力包括各种“人际智力”,即类似社会心理学家彼得·萨洛维及其同事研究的“情绪智力”。情绪智力包括能够准确地感知情绪、利用情绪促进思考、理解情绪,以及管理自己及他人的情绪。萨洛维及其同事测量的情绪智力,与智力测试测量的分析型智力几乎毫不相关,但却可以用来预测同龄人及上司评价的诸多维度,例如对人际关系是否敏感,是否善于交际,能否营造积极的工作环境,能否承受压力,以及是否具备领导潜力。有些人也许不愿使用“智力”这个词来描述这些与情感技巧有关的能力,但这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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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德纳谈到的其他类型的智力还包括“音乐智力”和“动觉智力”。一些智力研究专家完全不屑于把“智力”这个词用在这些能力上。但是确实存在与音乐及动觉有关的种种灵感,也确实有音乐及动觉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我个人很乐意将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和阿尔文·艾利的《启示录》称为天才作品。所以我十分赞成:创造这些作品的本领就是智力的体现。不过,我不会把我个人的偏好强加给那些反对将这些能力称为智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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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增加的这几种智力类型,加德纳是这样解释的,他指出,在这几种智力类型中大都出现过神童,并且有神经学的证据显示,这几种智力与大脑的不同区域是一一对应的。不管别人称他发现的这几种智力只是技能还是别的什么,很明显,它们与标准的分析型智力不同,测量这几种智力能够预测——或至少在理论上能够预测——人类技能进步的重要方面,而这些都是标准测试所无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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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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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某些谁都不会称之为“智力”的特质也会显著影响学业和职业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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