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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把这几个方面的错误改正过来，基于同卵双胞胎相关度的遗传度估值就会远远低于詹森及其他坚定的遗传决定论者认为的0.75~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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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是环境施加影响的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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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心理学家桑德拉·斯嘉和凯瑟琳·麦卡特尼，经济学家威廉·狄更斯，以及哲学家兼智商专家詹姆斯·弗林提出了遗传的作用被高估的另外一个原因，即原本微弱的遗传优势被加以利用后就会转化为巨大的智力优势，原因就在于遗传优势会影响一个人的生命轨迹。让我们举一个关于篮球的例子，比平均身高略高的孩子更有可能打篮球，更有可能享受篮球的乐趣，更有可能经常打篮球，也就更有可能吸引教练的注意，进而进入篮球队打比赛，等等。身高的优势完全依赖于这样的基因条件才能发挥出来。分开抚养的同卵双胞胎很有可能会有非常类似的经历，因为他们身高差不多，所以有可能他们练就的篮球技术也不相上下。但是篮球技术接近并不是因为他们拥有相同的“打篮球的基因”，而是由于他们拥有相同的身高基因，这才导致了他们与篮球有关的经历高度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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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观点放在智力上也是成立的。例如，如果一个孩子因为遗传而具有相对较强的好奇心，那么家长和老师就有可能鼓励这个孩子去实现各种与智力有关的目标，这个孩子就更有可能发现智力活动的收获很大，就更有可能学习并参与其他的脑力练习。这会使这个孩子变得比不具备好奇心遗传优势的孩子聪明——但这种遗传优势可能很小，并且只有借助环境“倍增器”才能够发挥出来，环境“倍增器”对于实现这一优势是非常关键的。尽管如此，按照遗传度的计算方式，这种基因—环境的相互作用（或基因—环境相互关联，这是遗传学家更偏爱的说法）被归结于遗传性的作用。虽然这并不算错，但这样就低估了环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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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为什么对遗传度的估值抹杀了环境的作用，让我们回到关于篮球的那个例子上。假设一个普通身高的女孩，也许是因为她的哥哥或姐姐打篮球，在车库前的车道上放了一个已经用得很旧的篮筐，这个女孩就开始打篮球。再假设一个高于平均身高的女孩，也许因为家在乡下，邻里四周没有其他孩子可以一起打篮球，这个孩子就失去了接触篮球的机会。来自乡下的这个较高的孩子就不太可能成为篮球队员，而那个身高一般的孩子则有相当大的可能成为篮球运动员。这两个孩子，一个具备遗传优势却不太擅长打篮球，一个没有遗传优势却成了篮球高手。遗传很重要，如果环境保持不变，遗传也许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才能的大小。但是一旦环境介入，就会大大影响——甚至超越——遗传的作用。这一点在估计环境对智力影响的程度大小时尤为重要。不难想象会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或多或少地使更多人能够学习，而且更愿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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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和领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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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遗传决定论者是如何评估不同家庭环境的影响的。通过计算被收养儿童智力与其养父母智力间的关联度，以及生活在同一家庭内彼此间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智力之间的关联度（通常都是被收养的孩子），遗传决定论者对环境差异的影响做出了估计。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数据，这些情况下的关联度平均来说都很低——0.20~0.25。不过只有当我们假设不同养父母营造的环境之间的差异度与所有家庭环境之间的差异度一样大的时候，这些数字才有意义。而实际情况是，像托尔斯泰所说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收养家庭也都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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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麦克·斯图米勒证实，在收养家庭中，能够预测智力的因素间的差异程度远远低于所有家庭的整体水平。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收养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高于非收养家庭。在社会经济地位的阶梯上，最低的一阶上几乎没有收养家庭的身影。第二，收养家庭HOME[3]的得分差异很小。HOME研究者想要通过考察家庭中存在的智力刺激和支持因素的多寡来评估家庭环境。考量的主要指标包括，父母是否经常和孩子谈心，孩子们是否有很多机会接触到书籍和电脑，父母的行为中包含的慈爱多一些还是严厉多一些等等。HOME的评估显示，在这些方面，收养家庭的HOME值远远高出其他家庭的整体水平。实际上，收养家庭的百分位排名是第70位。不仅如此，与整体人口相比，这些变量的变化范围是非常小的。而穷困家庭在HOME测试中得分的差异程度是收养家庭的5倍。也就是说，穷困家庭彼此间的差异程度要比收养家庭彼此间的差异程度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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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环境差异小就会造成关联度估值如此之低呢？这是因为如果一个变量变化极小，那么它和与它相关的另一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度就不可能太高。让我们考虑一下极端情况，变量A根本不变化，那么变量B与变量A的相关度就为零。不论变量B的分值是高还是低，都只能与变量A的同一个分值相联系，所以变量A与变量B之间的关联度只能是零。因此，当不同收养家庭环境之间的差异度被高估时，环境对智力的影响就会被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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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同收养家庭之间的环境差异被错误地高估为和所有家庭间的环境差异一样大，对不同家庭环境影响的关联度估值就变得非常低。根据斯图米勒的计算，[4]如果对环境这一变量的范围进行校正，就会有50%的智力差异要归因于不同家庭环境之间的差异。我们已经知道同一家庭内部环境的差异也会对智商造成很大影响，[5]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智力差异是由环境造成的。（不过这些结论只在孩子身上成立。我们知道，在一定程度上遗传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升高，所以我们不得不从斯图米勒关于不同家庭之间环境差异的影响估值上扣除一个未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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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的遗传度没有固定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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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遗传对智力的贡献究竟有多大呢？实际上，遗传学家表示，根本就不能对遗传度进行单点估值。遗传度取决于特定的人群以及考察遗传度时的特定情况。尤其对于智力来说，人群的性质是非常关键的。心理学家艾瑞克·特克海默及其同事最近证明，遗传度完全取决于人们所处的社会阶层。他们发现，处于社会中上阶层的父母，其智力遗传度为0.70，而较低社会阶层的父母，其智力遗传度仅为0.10。对此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父母为孩子智力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这一点上，所有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父母之间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这种情况下，遗传对智力的贡献就会很大。在极端的情况下，也就是如果所有家庭的环境完全相同，那么遗传就是造成智力差异的唯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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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其智力的遗传度如此之低呢？我们通过斯图米勒的研究得知，就能够影响智力的环境因素而言，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家庭之间的环境差异程度，远远大于中等和上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其家庭环境既可能并不逊于最有利于子女发展的中上阶层家庭，也可能方方面面都受到问题的困扰。这就意味着对于这个群体来说，环境因素会对智力起到很大的作用。实际上，环境的影响几乎完全盖过了遗传的作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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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花在子女身上的时间、金钱和耐心并没有白费。如果将不同社会阶层的遗传度平均一下，很可能最高不会超过50%。剩下的智力差异大部分是环境因素造成的——同一家庭内部共享的环境，不同家庭之间的环境差异，以及同一家庭内部存在的环境差异。（其余的部分——很小的一部分——是由测量误差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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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请注意，特克海默的研究结果还具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意义，那就是这样的研究结果也印证了遗传度的估值如此之高，确实是因为被高估了。这是因为对遗传度的估值主要是基于对双胞胎的研究。双胞胎研究大都倾向于选择来自中上阶层的参与者，因为中上阶层的人更易联系，更易被说服参与这样的研究项目。因此，对成年人遗传度的估计是向上偏倚的，而对不同家庭环境的影响的估计则是向下偏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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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米勒关于养父母在促进智力发展方面具备优势的观点，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收养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解决这一问题能为研究家庭环境对智力的贡献提供另外一种方法。如果收养家庭在与能够预测智力的变量有关的研究中堪称示范群体的话，我们难道不该发现被收养孩子的智商要高于根据他们的出身预测出来的智商吗？当然这必须是在环境对智力有很大影响的假设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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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养研究看家庭环境对智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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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遗传度的估计是建立在关联度的基础上的，但正如我们看到的，根据关联度得出的结论也有可能是错误的。我们需要用实验来测试家庭环境的差异会对智力带来多大的影响。从实际情况来看，有大量研究日常收养行为的自然实验可供我们参考。收养家庭环境的好坏是否会对被收养的孩子的智力产生影响，这是我们想要通过这些实验弄清楚的问题。很多自然实验虽然“设计”各不相同，但结论是一致的：在对智力非常有利的环境下成长会对智力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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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克里斯蒂娜·凯普伦和迈克尔·杜伊姆在法国孩子中进行了一项“交叉抚育”的研究。他们跟踪记录了一群出生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里的孩子，这些孩子后来被其他家庭收养。这些收养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有高有低，并且所处社会阶层的差别很明显：以养父的职业作为划分的依据，他们把收养家庭是贫穷的工人阶层家庭（养父是半技工或非技工，受教育时间不超过9年）的孩子，和收养家庭是中上阶层家庭（养父是专业人士或较高级别的管理人员，平均受教育时间为16年）的孩子进行对比。这种安排不仅能够独立评估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父母基因对子女智力的影响，还能评估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收养家庭对孩子智力的影响。根据研究的结果来看，遗传和与社会阶层相关的环境都会对智力产生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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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来说，不考虑成长的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亲生父母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孩子比亲生父母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孩子的智商高出12分。（我们不知道这一差距有多少是基因造成的，有多少是非基因的因素造成的，如胎儿期、围产期及产后不久的环境因素，但我相信这一差距主要还是由遗传因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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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最关键的发现在于，养父母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孩子的智商比养父母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孩子的智商平均高出12分——不论孩子的亲生父母社会经济地位是高是低，情况都是如此。所以这项研究证明了，在较高社会阶层的环境中成长，能够使孩子的智商远远高于在较低社会阶层的环境中成长的孩子。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在较高社会阶层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其学习成绩也远远好过在较低社会阶层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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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法国研究采用了不同的“自然实验设计”，研究的是被中上阶层家庭收养的、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中出生的孩子，并将这些孩子与他们未被收养的兄弟姐妹进行比较。被收养的孩子在两项测试中测得的智商分别是107分和111分，而他们未被收养的同胞兄弟姐妹在两项测试中测得的智商平均数为95分。因此我们得出结论，与在较低社会阶层环境中成长相比，在中上阶层环境成长能够为智商贡献12~16分。被收养孩子与其未被收养的兄弟姐妹的学习成绩也有很大的差别。被中上阶层家庭收养的孩子，其考试不及格率只有13%，而他们未被收养的兄弟姐妹的不及格率高达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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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伊姆及其同事在法国进行了另外一项极为重要的自然实验，这项实验的设计与前面的实验都不同，研究的是受到虐待的低智商儿童。这些孩子在四五岁被收养时进行一次智力测试，然后等到他们14岁时再接受一次智力测试。研究人员有意寻找那些被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收养的孩子。年龄较小时，孩子们的智商在61~85分——这是智力测试人员认定的智力明显迟缓和智力迟钝—正常的范围。收养这些孩子的家庭被划分为贫穷（非技术工人）、中低和中等阶层（低层或中层管理者、小业主以及技术工人），或中上阶层（专业人士以及高层管理者）。收养对于智力的作用很大，平均使孩子们的智商增长了14分，但是收养家庭的社会阶层使增长的幅度产生了很大的差别。被较低阶层家庭收养的孩子智商增长了8分，被中等阶层家庭收养的孩子智商增长了16分，被中上阶层家庭收养的孩子智商增长了差不多20分。由此估计，与在较低阶层家庭长大相比，在中上阶层家庭长大能够将智商提高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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