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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先行教育计划是个失败的计划吗？这就取决于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了。从改善身体健康状况的角度来看，这项计划取得了十足的成功。相比未参与该计划的健康状况相近的儿童，参与这项计划的儿童的死亡率要低33~75个百分点。实际上，参与这项计划的儿童的死亡率已经降到了美国儿童的整体死亡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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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项计划实施的早期，完成该计划的5岁儿童在认知测试中的得分提高了大约0.35个标准差，相当于智商提高了5分。而最近的研究显示，孩子六七岁时某些智商和成就变量上仍然保留着0.1~0.2个标准差的水平。不过到了孩子升入小学高年级时，这些效果就完全消失了。最近有一些报告显示，5岁的效果值更低——接近0.25个标准差。不过在那个时候，对学前教育措施进行效果测试时，很难找到真正意义上的控制组，因为那时即使是穷困的少数族裔的孩子，也有一大半在上学前班之前就已经接受过一定的教育了。这样一来，在比较效果大小时，比较的就不是治疗组和完全没有接受过治疗的控制组了，而是与其中半数孩子都上过日托班的控制组在做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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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吃惊的是，几乎没有什么评估美国先行教育计划对孩子学习成绩产生的长期效果的研究。仅有的一些研究显示，孩子们念完高中时这项计划还保留极少的一部分效果，比控制组大约高出2~5个百分点，当孩子们即将升入大学时还有一小部分成效在，比控制组大约高出3~6个百分点。美国先行教育计划的成本大约是每个孩子7 000美元，所以，从提高智力和学习成绩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回报究竟值不值得，恐怕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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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先行教育计划从婴儿刚出生时就开始实施，到孩子3岁时结束。不过和先行教育计划一样，这项计划也被证明不会改善孩子的智力状况。这项计划的服务项目包括儿童成长、儿童看护、家访、父母养育方法教育，以及家庭支持服务。每个家庭都可以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自由掌握各项服务所占的比例。在考察这项计划的效果时我们衡量了一系列变量，从纯粹与认知有关的变量到与情感和社会有关的变量，这些变量的效果值介于0.1~0.3个标准差之间——对少数族裔孩子产生的效果略大于对白人孩子产生的效果。取得的最显著的短期效果也就是智商提高了不到4分而已（尽管词汇得分提高了0.4个标准差）。这项计划花费不菲，但是现在仍无法确定其长期效果（很可能不会得到测量）以证明这样的投入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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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比先行教育计划更耗时耗资的计划，并且其中一部分计划取得的效果更大更持久。一些托儿所和学前班项目主要面向黑人儿童，这些项目的规模要小一些，但执行的情况也相对好一些。对十几个这样的项目进行研究后发现，这些项目大大提高了孩子们的智商——在孩子5岁时提高了0.7个标准差甚至更多。不仅如此，孩子们在小学低年级时的学习成绩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过这样的效果一般都会逐渐减弱，最后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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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无法维持高质量的环境，这种成效尽失的结果是在所难免的。只有孩子们的大脑像黏土一样，我们才能期待大脑一旦被塑造成形，在很多年以后仍能保持当初的形状。而如果孩子们的大脑像肌肉一样，那么只有勤加练习，例如刺激智力发展的环境和活动，才能使其保持良好的表现。我倾向于认为孩子们的大脑更有可能像肌肉一样，数据显示的结果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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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一些儿童早期教育计划确实使智商在短期内得到了大幅提高，在长期内也使智商或学习成绩得到了显著提高，有些孩子的智商和学习成绩甚至都得到了提高。让我们来看一看更加有效的三项计划。这些计划随机选取了一些孩子编入治疗组和控制组，然后一直跟踪记录到这些孩子即将成年或者成年以后的数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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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1967年，劳伦斯·施瓦哈特和戴维·韦卡特在密歇根州的伊斯兰提开展了一项叫作佩里计划的早期教育计划。总共有58名黑人儿童参加了这项计划，这些孩子家境贫困，母亲在斯坦福—比奈智力测试中测得的智商在75~85分之间。计划开始实施的第一年里，孩子们参加时的年龄是4岁；后面的4年里，孩子们参加时的年龄是3岁。除了第一组孩子，其他孩子参加这个计划的时间都是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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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里计划要求在一年的时间里，孩子们每天上午在教室里度过两个半小时，持续30周的时间，主要是进行一些促进孩子认知和社交能力发展的活动。孩子与老师的比例平均是6∶1，这个比例确实很低，所有的老师都接受过很多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方面的培训。每周老师会进行一次家访，在孩子家里待上90分钟，鼓励孩子的母亲参与到孩子的教育过程中来。参与这项计划的58名孩子构成了治疗组，其他65名孩子构成了控制组。当项目计划结束后，这些孩子都进入他们所在社区里教育水平较低的社区学校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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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结束时孩子们5岁，控制组中孩子的平均智商是83分，治疗组中孩子的平均智商是95分。此后，治疗组孩子的智商随着年级的增加逐渐下降，到10岁时，他们的智商已经下降到了控制组的平均水平，也就是8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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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结果令人失望，但考虑到孩子们在项目结束后的家庭情况、居住环境和就读的学校，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和后来的社会经济地位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些都显示在了图7–1（a）中。控制组的孩子大约有1/3在某个时期内不得不接受一些课外辅导，而治疗组只有13%的孩子接受过课外辅导。14岁时，控制组里只有14%的孩子在加州成就测验中的百分位排名高于第10位，而治疗组里有大约一半的学生的百分位排名都高于第10位。阅读、数学和语言成绩的得分比控制组高出0.5~0.75个标准差。控制组里有43%的孩子能够从高中毕业，而治疗组的这一比例是65%。治疗组的高中成绩比控制组高出0.57个标准差。到27岁时，控制组里只有6%的人月工资达到2 000美元，治疗组里则有28%的人可以挣到这样的工资。控制组里有11%的人拥有自己的住房，而治疗组里有33%的人拥有自己的住房。控制组里有20%的人从未接受过救济，而在治疗组里这一比例达到了40%。控制组里有8%的女性结婚，而治疗组里有40%的女性结婚。到了40岁，控制组里有55%的人被拘捕了5次以上，而这一比例在治疗组里是36%。这样的成果对社会和经济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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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佩里学前教育计划和初学者计划的参与者在学习、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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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色的图柱代表治疗组，深色的图柱代表控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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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佩里计划在参与者年满27 岁时收集到的数据。成绩百分位排名高于第10 位，是指孩子们14 岁时在加州成就测验（1970 年）中的排名高于成绩最低的10% 的学生；高中毕业率，是指按时从高中毕业的孩子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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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初学者计划在参与者年满21 岁时收集到的数据（卡罗来纳初学者计划以 及卡罗来纳反应式教学方式，1972—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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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Knudsen, Heckman, Cameron, and Shonkoff,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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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佩里计划，还有一些教育计划也显示，虽然治疗组的孩子们获得的智商优势逐渐消失了，但是后来他们在生活中取得了更多的成就。这些成就包括留级率和接受课外辅导的比例降低，高中毕业率升高。即使智商上的优势完全消失以后，学习成绩和生活状况还能得到如此大的提高，这使得很多人怀疑这样的提高恐怕不是由于智商提高本身造成的，而是因为这样的干预措施导致孩子发生了一些性情上的变化，或积极性得到了提高。即使当环境不再有利于提高智力时，这些变化也能使得孩子们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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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研究人员在密尔沃基实施了一项比佩里计划更加耗时耗资的早期教育计划。计划的发起人里克·希伯发现，这个城市里有一个很特殊的地区，这一地区的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3%，但智力发展迟缓的儿童的数量却占到全市总人口的33%。于是他决定把这个项目的资源集中用到这一地区。参与这项计划的孩子都是非裔美国儿童，这些孩子都是智力发育迟缓的高风险人群，因为他们的母亲经济条件很差，并且智商只有75分甚至更低。研究人员随机选取了一些孩子编为控制组（18个孩子）和治疗组（17个孩子）。编入治疗组的孩子要参加该计划所提供的日托项目，从不满6个月时开始，一直到上小学一年级之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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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尔沃基计划的目的是给孩子们提供类似中等阶层家庭的环境，重点培养孩子们的语言能力和认知能力。辅导人员经常利用当时最好的发展计划和益智玩具与孩子们进行有趣的互动。每天的活动时间是7小时，每周5天。这项计划不仅为孩子们提供了营养充足的食物和高品质的医疗及牙齿健康服务，而且还对孩子们的母亲进行家政和幼儿保育方面的培训。研究人员不仅常常将治疗组的孩子与控制组的孩子进行比较，还把他们与另一个比较组里的孩子进行比较。这个比较组里的孩子几乎不存在智力发育迟缓的风险，因为他们的母亲的智商都达到了中等或中上水平（使用韦克斯勒成人智力测验量表测得的智商是108分）。在孩子们30个月大的时候，使用斯坦福—比奈智力测试测量他们的智商，控制组孩子的平均智商是94分，治疗组孩子们的平均智商是124分，比较组孩子的平均智商是113分，也就是说治疗组孩子们的平均智商实际上超过了比较组的孩子。到孩子们5岁时，使用韦克斯勒学前儿童及小学生智力测验量表测量他们的智商，控制组孩子的平均智商是83分，治疗组孩子的平均智商是110分，而比较组孩子的平均智商是101分，治疗组孩子的平均智商仍然高于比较组里那些低风险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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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子们7岁时，也就是这项计划结束的时候，治疗组的平均智商仍然高出控制组22分。（请注意，这一差距甚至大于在较低社会阶层和较高社会阶层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之间的智商差距。）到了要进入小学学习时，与佩里计划中的孩子们不同的是，密尔沃基计划的孩子进入了相当优秀的学校——这些学校在成就测验中的水平都达到或超过了全美平均水平，这使得治疗组里的孩子保持住了已取得的智力优势。在这项计划结束9年后，也就是孩子们到青少年时，使用韦克斯勒儿童智力测验量表对他们的智商进行测试，控制组的平均智商是91分，而治疗组的平均智商是101分——与比较组大致处于同等水平。比较组里那些母亲拥有中等或中上水平智商的孩子，平均智商是9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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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治疗组的学习成绩一直高于控制组，如果以标准差来计算的话，两者的差距很大——大约0.75个标准差。不过，由于样本的人数较少，所以就存在10%的可能性，即如此大的差距可能是偶然获得的（虽然对于任何一组来说这种差异的可能性都是10%，但是单就治疗而言，被高估的可能性只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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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格·雷米和弗朗西斯·坎贝尔及其同事尝试了一项更为细致复杂的计划——初学者计划。有111个孩子参加了这项计划，这些孩子出生于1972—1977年之间，绝大多数都是非裔美国儿童。这些孩子被认为是面临极高的智力发育迟缓的风险，因为孩子的母亲平均智商只有85分，受教育年限平均只有10年，还有其他一些风险因素，例如家庭收入低、母亲独自抚养孩子、母亲缺少社会救助和家庭支持、兄弟姐妹学习成绩差、父母从事非技术类工作、依赖公共机构的救助等。这项计划是一项全日制干预计划，全年没有一天中断，从孩子们未满6个月时开始实施。刚开始时幼儿与教师的比例是3∶1，后来随着项目的进行提高到6∶1。这一干预活动一直持续到孩子们进入学前班学习为止。此后研究人员坚持定期收集参与者的数据，直到他们年满2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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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把孩子们编为4组，每组大约25个孩子。其中一组不但参加学前干预计划，还参加学龄儿童干预计划。在孩子念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期间，学龄儿童干预计划会派出一名家庭—学校教师，这位教师经常和孩子的父母见面，教给他们如何在家里进行辅助的教育活动，并鼓励家长每天至少抽出15分钟的时间和孩子一起学习。家庭—学校教师还是家长和孩子的老师之间沟通的桥梁，她们每两周和家长以及孩子的老师碰一次面。此外，她们还帮助这些家长找工作，和社会服务机构打交道，并带孩子去看医生。除了第一组孩子外，另外一组孩子只参加了学前干预计划，一组孩子只参加了学龄儿童干预计划，第四组孩子作为控制组没有参加任何干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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