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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项研究中，增田将一幅卡通图片展示给不同的人看，这幅图片的中心有一个人，这个人周围簇拥着其他一些人。增田要求观看者判断这个位于正中的人的情绪。与美国人相比，日本人往往会更多地根据周围人的表情来判断这个人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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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人和西方人看到了不同的东西，是因为他们关注的东西不一样。我和我的同事让观看者佩戴了一些仪器，这些仪器能够观察到观看者在千分之一秒内所关注的图片的部分。中国人比美国人花了更多的时间观察整个背景，并且眼睛在明显的物体和背景之间来回转动的次数也多于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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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注重整体使得东亚人能够在一定的情景中对因果关系做出正确的判断，而美国人则往往做出错误的判断。社会心理学家已经发现了他们称之为“基本归因错误”的现象。人容易忽略某种行为发生的重要社会和情境原因，而将这一行为认定为行动者的特征——个性特征、能力或态度。例如，某个科目的任课老师或某项心理研究中的实验人员让某位作者写一篇支持死刑的文章。当读到这篇文章时，美国人往往认为作者表达的观点一定是他自己的看法。即使是实验人员刚刚要求他们按照指定的观点写一篇支持的文章，他们仍然认为所读文章的观点就是作者自己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人往往会做出正确的判断，他们不会认为文章的作者实际上也持有他在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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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人这种把握全局的特点早在中国古代就开始形成了，这使得他们能够在更大的背景中理解某个事物，所以他们就有可能发现磁力和声学的原理，以及潮汐产生的真正原因（这个连伽利略都没有发现）。相反，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则完全关注物体本身的特征。在他的理论体系中，石块落入水中后就会沉底是因为自身存在重力，一块木头浮在水上是因为自身存在浮力。然而物体自身当然不具备浮力和重力的特征，只有在物体和其他物体的联系中才存在浮力和重力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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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古代的物理知识更正确，中国古代在科技上的成就也远远超过古希腊，但创立了形式科学的还是希腊人，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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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希腊人将注意力都集中在物体上，他们关注的是物体的特点和归类。为了理解物体的运行状况，他们就推测那些控制物体运行的规律。规律和分类是科学的基本组成部分。没有规律和分类，就不存在具有概括性的显式模型来验证世界。不论事物多么复杂，都一定存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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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希腊人发明了形式逻辑。据说，亚里士多德听腻了市场上和政治集会中那些漏洞百出的论点，于是发明了形式逻辑，以避免论点存在逻辑上的漏洞。不管怎么说，逻辑确实在西方实现了这样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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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好像从来都对逻辑不太感兴趣，事实上，逻辑只在公元前3世纪短暂地出现过一次，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学科。希腊人能够发明形式逻辑完全是因为有被社会普遍接受的辩论习惯。在中国古代，以及如今在东亚的大部分地区，提出不同意见是有风险的——你或许会因为提出了不同意见而在不经意间树敌。所以东方的抽象推理模式并没有朝逻辑的方向发展，而是朝着辩证的方向延伸，注意从对立的观点里求得“折中的道路”，并且强调不同观点的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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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定律、分类和显式模型一样，形式逻辑对于科学来说是一个极其有用的工具。不过希腊人对逻辑辩论的热爱走向了极端。他们不承认零的概念，因为按照他们的推理，零就等于“不存在”，而“不存在”怎么可能存在呢？还有芝诺[5]著名的悖论，就是逻辑不受控制的结果。（例如，运动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一支箭要到达靶子，就先要经过弓与靶之间一半的距离，然后再走剩下的距离中一半的距离，不断进行以至于无穷，所以箭永远也射不到靶子上。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这种逻辑多么可笑，但当时的希腊人却认为这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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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风俗和思维习惯往往根深蒂固，所以如今东方和西方在社会和认知方面的差异仍和古代没有太大的差别。西方人更强调规律、分类和逻辑，而东方人往往更关注事物之间的联系和辩证推理。我和我的同事在实验中得到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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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给参与者提供三个单词，例如牛、鸡和草，然后让他们将其中两个词归为一组。我们从东方人和西方人那里得到了非常不同的答案。美国人更多地将牛和鸡归为一组，因为它们都是动物，也就是说，他们同属于一个分类学范畴；而亚洲人更关注关系，所以更多的将牛和草归为一组，因为牛吃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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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向美国人和亚洲人展示了一些三段论，并要求他们判断这些三段论的结论是否成立。我们发现，当判断一些用抽象概念表述的三段论——所有的A都是X，一部分B都是Y——的结论是否成立时，亚洲人的判断和美国人一样正确；而当参与者熟悉三段论中的内容时，亚洲人往往容易被误导。亚洲人往往认为如果三段论的结论本身不合理，那么即使这个结论是根据前提推导出来的，也是不成立的。（例如，所有的哺乳动物都冬眠/兔子不冬眠/所以兔子不属于哺乳动物。）他们容易将不是根据前提推导出来的但却合理的结论，判断为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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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还发现，美国人有时在推理上也会犯错，就是因为他们也采取了古希腊人典型的“超逻辑”立场。我和我的同事发现，比起不存在与之相悖的命题，如果有一个给定的合理的命题与一个不怎么合理的命题相悖，美国人更倾向于认为与一个不怎么合理的命题相悖的命题是真的。美国人认为，如果两个命题之间明显相悖，更合理的那个命题肯定是真的，而不怎么合理的那个命题肯定是假的。而亚洲人犯的错误正好相反，他们认为，明显相悖的两个命题中，更不合理的那个肯定是真的——因为他们乐于在两个对立的命题之中都找出一些合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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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感知和认知差异所反映的，是东方人和西方人大脑活动的差异。例如，当中国人看水下场景的动画片时，大脑中与背景和全局相对应的区域，活动得比美国人更频繁。相反，大脑中对应明显物体的区域的活动不如美国人频繁。另一项有关大脑功能的研究显示，美国人在忽略掉问题的周遭环境时更容易做出判断，而东亚人在全局环境中考虑问题时更容易做出判断。大脑的活动也证明了这一点：当人做出非优先的、更加困难的决定时——也就是需要美国人把问题的前后关联考虑进来做出判断，以及东亚人忽视问题的前后关联时做出判断，与注意力控制有关的额叶和顶叶皮质区域的活动更加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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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们如何知道这些感知和思维方面的差异是由社会造成的，而不是由基因造成的呢？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在我们进行的几项研究中，我们比较了亚洲人、亚裔美国人和欧裔美国人。在所有的研究中，亚裔美国人的感知和推理方式刚好介于亚洲人和欧裔美国人中间，但是通常更接近欧裔美国人。第二，众所周知，中国香港是一个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地区，中国习俗与西方习俗交织在一起。我们发现香港人推理的方式介于中国人和欧裔美国人之间。当我们要求香港人对鱼的行为进行因果归因时，如果他们看到的是庙宇和龙的图片，其推理方式就接近中国人，而当他们看到的是米老鼠或美国国会大厦的图片时，其推理方式就更接近西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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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工程师和西方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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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方人和西方人在社会倾向和思维模式上的差异，就可以推断出他们适合做工程师，还是更合适做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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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听说过这样的陈词滥调：日本人只能成为优秀的工程师却做不了优秀的科学家。这可不完全是对日本人的成见。日本人在工程学方面的卓越才能是美国工业中的一个奇迹。我的一些教授工程学的同事和聘用工程师的朋友都告诉我，亚裔美国人中工程师的比例很高，而且他们的平均水平大体都优于欧裔美国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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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里，有44项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者都居住在美国，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美国人，只有一位是日本人。这和科研资金的多少并没有太大关系。在过去的25年里，日本人进行基础研究的费用只是美国的37%。虽然德国进行基础研究的费用只有日本的一半，但德国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了5项诺贝尔奖。中国和韩国直到最近才渐渐富裕起来，所以现在就说他们的国民在基础研究中能够取得何种成功还为时尚早。不过我们现在可以发现一些通往科学成果的路上存在的障碍，而这些障碍可能会挡住所有具备全局型思维、倾向于彼此依靠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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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东西方的一些社会差异对西方取得科学进步更为有利。与西方国家相比，日本在很多方面的社会等级划分更加严格，也更尊重前辈，所以更多的研究经费会划拨给那些已经上了年纪的、不再有什么成果的科学家。我相信，西方对个人成就的重视和对个人抱负的尊重更有利于人取得科学成就。在实验室里长时间工作并不会给科学家的家人带来什么益处，却能给科学家本人带来声望或荣誉。在西方，辩论是司空见惯的事，也被认为对于科学事业来说是非常必要的，而在东方，这样做则是非常无礼的行为。一位日本科学家最近说：“我在华盛顿的卡内基学会工作，我认识两位卓越的科学家，他们两个人私下里是好朋友。可一旦涉及工作，他们就会进行非常激烈的辩论，有时甚至在报刊上公开向对方开火。这种事在美国可能会发生，但在日本绝对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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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儒家传统并不赞同“知识本身是宝贵的”这种观点，而日本和韩国在这方面也受到了儒家传统的影响，这和古希腊的哲学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古希腊的哲学传统认为这样的知识在所有的知识里是最宝贵的。（我要强调上一句话中出现的哲学传统几个字。在《理想国》里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讲的是一个雅典商人痛斥苏格拉底追求没有实际价值的知识。他说，年轻人追求这样的知识很令人赞赏，而上了年纪还追求抽象的知识就很令人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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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西方人比东方人更习惯于在现实生活中运用辩论的智力工具，即逻辑。即使西方人有偶尔过度使用逻辑的习惯，这也对科学非常有帮助，不管它在现实生活中是多么不好用甚至可笑。在正式的科学、法律和政策分析的论述中，西方人最常使用的修辞就是逻辑，其中包括概述讨论的主题，与主题有关的种种问题，具体的假设，对假设进行论证的方法，相关事实的讨论，对有可能出现的相反论点进行驳斥，以及对结论的总结。这种对辩论模式的训练从幼儿园就开始了：“我喜欢这只泰迪熊，因为……”西方对这一修辞手段的普遍使用也许与其辩论和形式逻辑的渊源有关，但这在东方并不常见。我从我的东亚学生身上发现，标准修辞形式是他们在攻读博士学位时最不愿学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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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好奇心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西方人似乎比东方人更富有好奇心。西方人探索地球并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之中，西方人将哲学研究视为人类的本质。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不过我可以猜测其中的一个原因。我们都知道西方人一直不断地构建世界的因果模型。实际上，美国老师经常认为，因为经商而居住在美国的日本人的子女缺乏分析能力，因为他们不会搭建这种因果模型。搭建显式模型可能会出现的结果就是得出意外的结论。得出的结论可能与实际情况正好相反，这就促使一个人寻求更加正确的观点——也就更加激发了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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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人典型的思维习惯并不会在他们通往科学成就的路上设置难以逾越的障碍。科学实践促生了我的认知——认为西方具有优势的思考模式，并且接受的科学文化越多，头脑就会越来越自然地养成科学思考的习惯。这样东方人就可以将他们与众不同的思维习惯沿着有利于科学探寻的方向加以改进。物理学里量子理论的矛盾之处令西方人极为头疼，但和东方人却很契合。尼尔斯·玻尔就将自己做出的量子假设归功于自己对东方哲学的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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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与东方的友好竞争中，西方在科学上的优势或许正是他们的秘密王牌。不过，不要指望这样的优势能够保持多久。不要忘了，直到20世纪过了一多半的时候，欧洲科学家还在疑惑为什么美国就没有什么重要的科学发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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