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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sser（1982b）对闪光灯记忆的产生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人们总在寻找一种方法将他们自身与历史联系起来。闪光灯记忆的产生是由于历史事件引起了强烈的情绪体验，这些事件促使人们复述自己的故事，比如当听到这一消息时自己身处何处等。因此，闪光灯记忆是故事复述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会逐渐歪曲，就像巴特莱特（1932）研究中的被试复述“幽灵战争”时对故事的歪曲：人们对故事进行精细加工，查遗补缺，使其更接近于标准的故事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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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施密特（Stephen Schmidt，2004）提供了一项关于人们对“9·11”事件闪光灯记忆研究的结论。他所在大学（中田纳西州立大学）的本科生填写了相关问卷，问卷询问了被试在“9·11”事件发生后一天（2011年9月12日）时对事件的回忆。此外，在两个月后对学生进行重测研究。因此，施密特能够比较被试横跨两个月时长的回忆内容。几乎所有的被试都能够报告基本的“闪光灯”信息：是谁告诉他们“9·11”事件，他们第一次获悉这一消息时身处何地、与谁在一起，他们的穿着，那天的天气情况。被试在回答斯密特称之为“核心”问题（比如上述列表的前三项）时，表现出更大的一致性，而在“外围”问题（比如那天他们的穿着）上表现出更少的一致性。然而，与预期相反，施密特发现那些最初对“9·11”事件报告的情绪反应强度最强烈的被试随后表现出最为严重的记忆错误。有趣的是，Daniel Greenberg（2004）通过分析新闻报告认为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对“9·11”事件的闪光灯记忆中存在大量的不确信。另外，作为“9·11”事件发生之时的在位总统，布什的情绪反应强度非常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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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年纪够长的人都能理解“9·11”事件发生时，他们身处何地、什么时候得到消息的记忆难以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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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光灯记忆是否可与其他类型的记忆分属不同的种类呢？这一问题激起了热烈的讨论（N. J. Cohen，McCloskey & Wible，1990；McCloskey，Wible & Cohen，1988；Pillemer，1990）。例如，McCloskey等人发现一些闪光灯记忆很不精确，这类闪光灯记忆中的遗忘和扭曲，可在一般记忆的传统研究基础上找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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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ver（1993）报告了一项有关闪光灯记忆的及时性研究。1991年1月，Weaver请注册高级心理学课的学生详细回忆他们与室友（如果单独住宿的话，则与朋友）最近的一次会面。其中，特别要求学生尽量回忆聚会时“所有的周围环境”（并未要求学生回忆特定的某些事物）。Weaver希望借此比较形成日常聚会记忆的作用机制是否与闪光灯记忆相同。学生在与朋友或室友聚会后要求尽可能快地就聚会填写一份事先密封的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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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巧，正是那个晚上布什总统宣布了海湾战争中对伊拉克发动首轮攻击。尽管这在意料之中，因而并不十分令人惊讶，但毕竟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特别是对那些朋友或亲戚卷入其中的人而言。因此，这一事件很可能促使闪光灯记忆的形成。反应快速的Weaver编制了另一份问卷，让被试描述他们听到布什宣告时的记忆。学生们在两天后填写了第二份问卷。Weaver（1993）在1991年4月（事件最初发生3个月后）和1992年1月（事件发生1年后）对被试的两种记忆（轰炸伊拉克和会见室友或朋友）进行类似的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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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发现（以被试1991年1月和后续两次描述的相关程度测量）这两种记忆在精确性方面几乎没有差异。Weaver报告说两者的精确性都经历了“艾宾浩斯”式的下滑：3个月后精确性有所下降，但从第三个月到第十二个月变化相对较小。那么学生对自身记忆的确信度有什么不同呢？和会见朋友或室友的记忆相比，他们对轰炸波斯湾的记忆更为自信。然而，高的确信度并不保证高的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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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ver（1993）认为，“闪光”并不是形成闪光灯记忆所必需的：只要有记住特定的会面或事件的意图就足以确保对其形成记忆。他相信“闪光”仅仅影响我们对自己记忆的确信度，而且他认为闪光灯记忆的特别之处部分在于“对于这些记忆准确性的过度自信”（p.45）。尽管后一论断肯定会招致非议，但可能没有一位认知心理学家会对Weaver的另一结论持有异议：“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和趣味性，异常事件的闪光灯记忆仍将继续研究下去。它们罕见、独特而又普遍”（p.45）。然而，Weaver和其他一些研究者反对闪光灯记忆依赖于特殊记忆机制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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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心理学：认知科学与你的生活（原书第5版） 6.4.3 目击者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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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你是一起抢劫谋杀案的陪审员。被告是一名年轻男子，他被指控在晚上11点左右持枪抢劫了一家便利店，并杀死一名店员。没有确凿的证据（比如指纹或纤维样本）证明被告与此案有关。然而一名便利店顾客的宣誓证词使案件出现了转机，证人坚信被告就是那晚她看到的疑犯。在相互质询时，辩护律师让证人承认了这样的事实，即那晚灯光黯淡，歹徒用长筒袜套蒙面，她自己惊慌失措而且较多地把注意集中在枪上而非歹徒的面貌等。尽管如此，证人仍坚持被告正是那晚她所看到的抢劫并杀死店员的匪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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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者的证词在多大程度上使你确信被告的罪行？Elizabeth Loftus是一位专门研究目击者记忆（eyewitness memory）的认知心理学家，她认为证词会对你的行为产生不恰当的影响。她坦陈“目击者的证词很可能被陪审员采信，特别是当证人表现出极高的确信度时”，即使在自负的证人记忆不正确的情况下也是如此。确实，她认为“所有的证据都明显地说明一个结论：当一个站在证人席上作证的活生生的人，用手指着被告说‘就是他’时，几乎没有任何事情会比这更令人信服的了”（Loftus，1979，p.19）。但是，Loftus重新考察的几项研究表明，目击者对证词的确信度可能被夸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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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目击者的证词对陪审员的决定有着戏剧化的影响效果，但是研究显示它并不是永远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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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一项研究中，被试观看一组描述一次（模拟）交通事故的幻灯片。一辆红色的“大生”（Datsun）汽车行驶到一个停车标志下（一半被试观看）或一个让车标志下（另一半被试观看），然后与一个行人发生了碰撞。实验控制体现在幻灯片放映后的问题中。问大约一半的被试（其中一半人看到了停车标志，另一半看到了让车标志）：“是否有另一辆车超过了停在停车标志下的红色大生车？”另一半被试则被问道：“是否有另一辆车超过了停在让车标志下的红色大生车？”答完这些答案明显的常规问题后，让被试进行一项20分钟的非相关活动操作。随后他们通过看幻灯片进行再认测试。测试包含一对关键性的测试对，其中分别描绘一辆红色大生车停在停车标志下或让车标志下。要求被试判断哪一张幻灯片是他们最初所看到的。回答的问题与最初看到的幻灯片一致的被试（例如，被试原先看的幻灯片中有停车标志而不是让车标志，问题也与停车标志有关）其正确再认率达75%，而那些所答问题与幻灯片不一致的被试总体正确率只有41%，相对于仅靠猜测也可能有50%的正确率而言确实是急剧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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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ftus（1975）还有一些研究证明人们的记忆能明显地被误导性问题改变。例如，在一些被试看完一场电影后问他们：“那辆沿着乡村公路行驶的白色跑车经过谷仓时速度有多快？”而对其余的被试只是提问他们：“那辆沿着乡村公路行驶的白色跑车速度有多快？”事实上电影中并未出现谷仓。一星期后，询问所有被试是否在电影中看到过谷仓。第二种条件下的被试报告看到谷仓的人数少于3%，而接受误导性问题被试中有17%的人报告看到过谷仓。Lane、Mather、Villa和Morita（2001）发现，与仅仅要求实验中的“证人”总结录像中犯罪行为的主要方面相比，要求被试集中注意特定细节更有可能使被试将他们所看到的事件与事件发生后提出的问题中的信息混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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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延展性”与句子回忆的实验室研究结果相吻合，而且两者都支持巴特莱特把记忆视为一个建构性过程的观点。由Bransford、Barclay和Franks（1971）开展的一项经典研究说明了这一思想。他们给被试呈现一组句子，所有的句子都产生于4个基本句子，例如“蚂蚁在厨房里”“果冻在桌上”“果冻是甜的”“蚂蚁吃了果冻”。呈现给被试的句子由前面4个短句中的两个（例如“香甜的果冻放在桌上”）或3个结合而成如“蚂蚁吃了桌上的甜果冻”）。在随后的再认测试中，要求被试判断每一个呈现的句子是不是以前见过的原句，并评价自己判断的确信度。结果显示，即使由全部4个短句联合成的句子“厨房里的蚂蚁吃了桌上的甜果冻”没有被呈现过，但被试对于“再认”这一句子最为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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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sford等人（1971）解释说：被试并未在记忆中存储实际呈现的句子副本。相反，他们从句子中提取并重组信息，整合思想，然后将整合过的信息存入记忆，以致最后无法将呈现过的句子和自己整合后的信息区分开来。有人也许认为这正是Loftus的被试所做的事情：把原有记忆与后来的问题整合起来。如果后来的问题是误导性的，那么其中的错误信息就被整合到原有记忆中，从而产生歪曲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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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心理学实验近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何提高目击者指认的准确性方面。Wells（1993）回顾了一些研究，并对警察如何编排待指认的嫌疑犯或嫌疑犯照片，以降低目击者错误的概率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例如，他建议使用“模拟”证人，也就是犯罪发生时不在现场但得到了有关犯罪行为有限信息的人。其中的逻辑是，模拟证人也同样会指认一排嫌疑犯中的任何一人。但是，如果所有模拟证人都“指认”同一个事实上的嫌疑犯，那么这就部分表明嫌疑犯的排列方式存在偏差。对于如何降低对目击者的暗示性问题，其他研究者也提出了建议（K. L. Chambers & Zaragoza，2001），例如告诫人们不要被耍花招的问题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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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实验室研究的结论在多大程度上能推广应用到现实世界中这一问题，仍然存在着激烈甚至尖锐的争论。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研究中被试所看到的是被搬上舞台的事件，或者甚至是事故的电影或幻灯片。这种经历可能与一名旁观者目击现实中的抢劫、强奸、谋杀、恐怖袭击或其他类型犯罪的情境有所不同。而且，案件的受害者或潜在受害者与旁观者相比，很有可能会注意到情境中的其他方面。Yuille（1993）认为，我们需要更充分的理由来证明实验中的被试与现实犯罪的目击者（或受害者）受到的影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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