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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显然都对语言中的关键声音差别予以仔细的关注，但并不只是声音才会影响我们的知觉。Massaro和Cohen（1983）设计的一个精巧研究证实了我们在言语知觉的过程中也利用了视觉信息。他们研究了\b\和\d\这两个只在发音清晰度上有区别的闭塞辅音的类别性知觉。实验中，被试听到9个计算机合成音节，根据声音属性从清晰的“ba”到清晰的“da”排列。在“中性”条件下，被试只听到声音而没有视觉信息。而在其他两个条件下，被试在听音节的同时，会看到一个没有出声但与磁带声音同步做出“ba”或是“da”发音模样的人。有一个问题是，当磁带发出“da”音而录影带中的人是发“ba”音时，被试是否能发现其中的差别，答案为否定。然而，有趣的是讲话者看上去在讲什么确实影响了被试所听到的内容。相对“中性”条件，在知觉“ba”-“da”系列中间的音节时，录影带中说话人的口型会使知觉产生细微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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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线索显然影响了声音如何被知觉。你可以将其描述为一种情境效应，在第3章中我们已经提到过。许多其他研究证实了言语知觉还受到众多其他情境的影响。Warren及其合作者的研究（Warren，1970；Warren & Obusek，1971）已经证实，在一些情况下人们会“听到”根本不存在的音素。在1970年的研究中，Warren给被试听一个句子的录音，内容是“The state governors met with their respective legi* latures convening in the capital city”。句中有120毫秒的部分被一声咳嗽音替代（用星号表示）。20个被试中只有1个报告察觉到有一个缺少的声音被咳嗽声掩盖，但他没有报告对声音缺失的位置。剩下的19个人证实了“音素修复效应”（phoneme restoration effect）的存在，之所以用此名称来命名这种效应，是因为听者似乎在知觉过程中通过其他语言信息的预测“修复”了缺失的音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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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通过大量的信息来“预测”缺失部分该是什么声音。Warren等人（1970）通过向人们呈现下面4个句子中的1句，证实了这点。4个句子除了最后一个后期接上的单词外都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录音，每个句子都缺少一部分，句中用星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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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It was found that the * eel was on the ax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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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It was found that the * eel was on the sh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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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It was found that the * eel was on the o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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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It was found that the * eel was on the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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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句子中为缺失声音提供的语境，被试报告听到了wheel、heel、peel或是meal。[1]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上下文指引入对声音的知觉，特别是听者根本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影响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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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研究同样表明了人们利用上下文来帮助他们进行言语知觉。Marslen-Wilson和Welsh（1978）在一项研究中要求被试“跟踪”言语，也就是大声重复听到的内容（就像你能记起的第4章中遇到过的追踪任务）。研究者呈现给被试的言语有所变形（比如cigaresh这种假单词）。他们发现被试经常会将变化过的内容恢复为确切的发音（cigarette），特别是该单词与前面的语境高度相关时（如，Still，he wanted to smoke a _____）。这个结论说明了读者和听者通常利用句子上下文中的前一个词来预测下一个词，如果那个词呈现的是歪曲的形式，甚至还会“错听”或是“错读”该词，你可能会注意到在第3章的一个标题下也提到了类似的视觉情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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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10年中，我所接触的一些公司（大多是航空公司和信用卡公司）相继安装了语音识别系统。举例来说，我可以拨打一个免费电话来查看信用卡的余额，或是查询航班起飞和到达的时间信息，而我所做的仅仅是在电话中清楚地报出卡号或是航班号。你可能会想，言语的识别是如此复杂，计算机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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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我们在第3章中讨论的笔迹识别系统的原理是相对应的。简单来说，输入的刺激被限制在一些不同的类别之中。语音识别系统事实上只能够识别不同的数字。他们不需要了解我说的是哪种语言（他们只在一种语言下工作），而且他们只需要对“1”“2”或是“3”有特定的反应即可，而不是对“斑马”“坩埚”或是“飓风”有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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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句句子的后半部分分别是“车轴上的轮子”“鞋上的鞋跟”“橘子上的果皮”和“桌上的食物”之意。虽然4个单词都以eel结尾，但在不同的上下文中被试会听到不同的单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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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心理学：认知科学与你的生活（原书第5版） 9.2.2 语言产生中的言语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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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谈论了我们知觉语言的方式，特别是口语，但这只是言语加工过程中的一部分。作为一门语言的母语使用者，除了理解和加工言语外，我们还要产生言语来让他人理解和加工。对言语产生的研究中有一类将焦点集中在言语错误上。“言语错误”是指说话者很清楚要说什么，但在说的过程中对词素做了替换或者位置变化。下面是一些言语错误的例子（M. F. Garrett，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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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Sue keeps food in her vesk.（“d”被“v”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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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Keep your cotton-pickin’ hands off myweet speas.（“s”被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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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got a lot of pons and pats to wash.（声音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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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We’ll sit around the song and sing fires.（互换了单词和词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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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错误研究中的大多数数据是从观察中得来的，而不是通过实验，理由很简单，要在实验室条件下控制人们产生言语的方式是相当困难的。因为研究是观测性的，所以对言语错误同言语产生之间因果关系的主张存在一定的疑问。但是根据不同种类言语错误出现的相对频率，还是可以对其中潜在的机制做出推论。M. F. Garrett（1990）就提倡这种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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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单词替换这类言语错误时，M. F. Garrett（1988）发现了两类广泛出现的错误。一类错误显现了意义上的联系（如，使用finger替代roe，或walk替代run），另一类错误则显示了字形上的联系（如guest代替goat，mushroom变成mustache）。Garrett认为这两类错误存在很大的区别。那些在意思上有很大相似性的错误在字形上很少相似，反过来也一样。虽然意思和字形上都相似的错误不是没有发生的可能（诸如head与hair，lobster用oyster），但实际上很少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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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M. F. Garrett（1990）的研究，在意义和字形上皆相似时，词语替代错误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体现了言语产生系统对意义和字形信息的加工分别处于句子建构的不同水平之上。他的推理是：如果意义和字形的加工操作是同时的话，那么意义和字形上都相似的错误最可能发生，因为它们产生的机会是最多的。事实并非如此，所以两种加工是分离的，并且是在不同的水平上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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