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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UT加工过程的第5个步骤是：在所有维度上，把对所有可能选择进行的评估以及各个维度的权重结合到一起。这一步有好几种方法，表11-3的最后三行展示了其中的3种方法。“最高标准”模型关注的是最重要的标准（在这个案例里就是“主题兴趣”）并且只看评分的数字，其他都不看。在这个案例里，心理学稍高于生物学，因而是该学生认为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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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模型运用到学生更多的感知方面。在“等权重标准”模型中，计算对于所有标准的评分总和。在该模型中，生物学稍稍超越了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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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最复杂的“完全多属性效用”模型中，每一个评分与其相关的权重相乘然后再求和。根据这个模型，生物学是最好的，其次是心理学，这两项都远远超出其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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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在决策中使用MAUT，所列维度必须是相互独立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比如，“课程难度”这一维度与“该课程过去的成绩”维度之间也许是相关的。因此，决策者必须小心地确定每个维度。然后，决策者还必须在不同维度间做出权衡和取舍。虽然本例中决策者最关心的可能确实是未来的职业目标，但MAUT认为，如果有一种另外的选择在其他维度上有足够补偿的话，这名学生也可能选择这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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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面说过，许多心理学家把MAUT看成一个决策的规范模型（尽管也有其他的看法，我们稍后讨论）。也就是说，如果遵循MAUT，人们就会以最佳地达成所有目标的方式来使他们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然而遗憾的是，很少听说在做重大决定时，尤其是与决策制定有关的信息非常多的条件下，人们会自发地使用MA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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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ne的一项研究显示（Payne，1976），人们并不总是自觉地运用MAUT。Payne考察在向人们提供有关不同选择的不同数量的信息时，他们是如何挑选公寓的情形。向被试呈现一块附有许多卡片的“信息板”，如照片11-3所示。每张卡片代表一套不同的单卧室并配备家具的公寓，并且还带有一个考察因素的名称，比如“噪声水平”“租金”或“壁橱空间”。卡片的背后给出了该套公寓在这一维度上的值，比如，租金这一因素在各项上可能的值是500美元、650美元或98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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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Payne先驱性地运用“决策板”作为研究决策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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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一次可以查看一条信息（比如，公寓1的租金），并可以根据需要，任意次数地查看他们决策所需的信息。实验者随时跟踪被试查看的信息。实验中有两个因素发生改变：呈现选择（即公寓）的数量——2，6或12，以及从每种选择中可获得的信息种类——4，8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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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两套公寓中进行选择时，被试对每套公寓查看了相同数量的因素。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查看了一套公寓的租金、壁橱空间、停车和洗衣设施的情况，也会对另一套公寓的租金、壁橱空间、停车和洗衣设施方面的信息进行查看。他们愿意在决定中做出取舍，让一个因素的满意值（比如低租金）来抵消另一个因素的不称心值（比如壁橱空间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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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被试必须从6或12套公寓中做出挑选时，他们就会用另外一种策略。他们会仅仅根据一个或几个较少的维度淘汰掉一些选项。比如，他们先看租金便马上淘汰掉所有高租金的公寓，根本不去考虑其他因素的抵消作用。这种策略称为因素排除法（elimination by aspects）（Tversky，1972）。其原理是这样的：首先挑选一个因素，比如租金。所有超过该因素阈值（如500美元）的选项都会被淘汰。接下来再选择一个因素（比如噪声水平），所有超过该维度阈值（比如非常吵闹）的选项都会被排除在外。这个过程一直继续下去，直到还剩下一个选择。Payne（1976）认为，当决策者有太多的信息需要处理时，他们会通过采取因素排除法这样并非最佳的启发式来减少“认知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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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UT是一个规范模型，而因素排除法是一个描述模型。它向我们展示了人们究竟是如何行动的具体情形。不管因素排除法是不是最佳的决策方法，用有限的时间和记忆来做决定，终究是个开放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完全是理性的。如果寻找公寓的人承担不起某一价位的租金，不管其他方面评价的好坏，都没有必要再花力气考虑那些租金贵的公寓。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对决策者而言花时间和精力用MAUT分析决定可能就非常重要了。还有各种不同的决策帮助（包括计算机辅助决策）存在，而且都证实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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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心理学：认知科学与你的生活（原书第5版） [:1701568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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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心理学：认知科学与你的生活（原书第5版） 11.6 决策的描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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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我已提到的那样，并非所有的研究者认为期望效用理论是一种规范模型。Frisch和Clemen（1994）指出了期望效用理论的一些缺点。首先，期望效用理论只对从一系列选择中做出最终决定进行了解释，而不是在维持现状和做出改变之间进行决策。其次，期望效用理论并没有描述人们“建构”决定的过程，即，收集信息与展开各种可能性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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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心理学：认知科学与你的生活（原书第5版） [:1701568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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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心理学：认知科学与你的生活（原书第5版） 11.6.1 意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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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近来提出的关于决策的描述模型与期望效用理论存在很大的区别，称为意象理论（image theory）（Beach，1993；Beach & Mitchell，1987；Mitchell & Beach，1990）。这个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决定很少通过正规的建构加工过程，像MAUT和其他期望效用模型所预计的那样，将所有的选项和标准罗列出来，评估各项的重要性再将各类信息整合在一起。相反，大多数决策工作是在一个称为“选择前的选项筛查”过程中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决策者一般会通过主动的思考在众多可备选择中选出数量较少，也就是一或两项的备选项。他们通过自我询查，审视新的目标、计划或选择是否与三种意象相匹配来完成这一加工过程，这三种意象分别为：“价值意象”（value image，包括决策者的价值观、道德和其他原则），“轨道意象”（trajectory image，包括决策者的目标和对未来的期望），“策略意象”（strategic image，决策者计划达到目标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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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我们“选择专业”的例子中来，意象理论可以将大学生的选择看成对各种不同专业的“试读”。该学生可能因为某些专业与自己的价值观和准则不相吻合（例如，“我不能再读经济学了，因为所有的经济类专业都与钱有关”）而很快地拒绝它们。然后，再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如果有的专业不能与学生对未来的期望相符（比如，“艺术史如何？不可能。我可不想开租车终老一生”），或者不能与学生认为的可以达成未来理想的路径相符的话（比如，“如果我想去医学院，那么英语专业就不会对我有什么帮助”），这些选择也就会被排除。（顺便提一下，我引用的是学生的例子，并不代表我赞同他们的观点：我认识学经济的慈善家，学艺术史但后来在经济方面非常成功的人士，还有学英语文学专业却成为医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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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意象理论，与三个标准（价值、轨道、策略）中的一个或几个相违背的选项会被排除出进一步的考虑范围。这一选择前的筛选并非补偿性的：违背任何意象都足以排除该选项。筛查的结果是只有一个选择还符合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的最终决定仅仅是到底接不接受该选择。如果最后剩下的选项多于一个，那么决策者就要使用补偿或其他策略来进一步做出最终的决定。如果最后一个选项也没留下，那么决策者可能就要尝试发现其他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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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理论为我们研究现实生活中的决策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路。已有一些初步的研究对它提供支持，但仍需要有更多的研究来对其进行全面评估，以考察它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反映了决策的早期加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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