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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研究显示，学校教育能够对影响各自不同认知任务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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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一下有关亚历山大·鲁利亚（维果茨基的学生）的一项研究，该研究于20世纪30年代苏联一个偏远地区，乌兹别克斯坦的农民中进行（Luria，1976）。当时该地区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农村正引入集体化耕作和工业化的观念与做法。作为这次社会经济改革的一部分，一些居民参加了文化课程。鲁利亚比较了参加过和没有参加过文化课程的人在各种知觉、推理和分类任务中的表现。他发现了一致的群体差异：不具读写能力的人最可能用具体的、知觉的和受情境约束的方式对任务作反应；受过学校教育的那组对象表现出更强的、更为抽象和概念化的处理材料的能力或倾向。受教育组可以从前提中进行推理，并根据除他们自身经验以外的知识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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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鲁利亚（1976）的研究结果时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研究离析出两个相关但在概念上独立的因素：读写能力和学校教育，其实是混淆的。正如Scribner和Cole（1981）指出的，学校教育和读写能力常常是相关联的，但又不是同义词。在鲁利亚的调查中，有读写能力的对象同样也上过学；没读写能力的被试也就意味着没有上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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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可能对认知产生什么影响呢？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学校本身给学生施加的特殊要求。学校是这样一个地方：为数不多的人（老师）要求其他人（学生）回答他早已知道答案的问题。试想这种情况发生在其他情境中会是多么不协调。想象如下的场景，有人走过来询问去图书馆的路。作为一名本地居民你知道怎么走，给他指了个方向，比如“向前走两个街区，在十字路口右拐，接着在一个路口左转，再走半个街区，你就会看到它了。”接着，你的谈话对象告诉你，你指的路错了，还有一条近道可以走。你会觉得这段谈话“正常”或是“时常会发生”吗？只有在像学校一样的场合，老师才提出问题来评估学生的知识而非获得信息。这使得学校情境本身就与日常生活有所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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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和日常情境的不同还表现在许多其他方面。教授的科目通常很少和日常生活有联系。比如说，学地理或历史的学生可能永远没有机会体验所讨论的现象。还有一些学科很抽象（诸如算术和几何），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很少直接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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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完成一项作业，例如，学习拼写表，其动机不是作业自身固有的，不像日常任务（比如学骑车）的动机。在后面一种情况下，你之所以学习是因为任务本身对你很重要；在前面一种情况下，学生学习经常是因为老师或父母让他们学。Bruner（1966）认为，学校教育因此提供了用一种去情境化的方式考虑抽象论题的实践，即脱离此时此地的日常生活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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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bner和Cole（1981）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以分清读写能力和学校教育各自的作用。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研究了西非利比里亚的维依人。维依人是研究中很有意思的一类人，因为他们发明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书写体系，称为维依书写体，这种书写文字用于许多商业和个人交易中。维依手写体不在学校传授，只在家里学习。尽管在研究进行时，总人口中只有约7%认识维依书写体，但它仍是成年男性认识的最常见的书面语言：成年男性中20%认识维依书写体；16%认识阿拉伯语（主要是在《古兰经》的学习情境中学到）；6%认识英语，英语是学校和政府的官方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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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访谈了650名15岁以上的人。除了一份冗长的自传式问卷（关于人口统计方面的信息，学校教育和读写能力状况，家庭教育和读写能力状况，职业等等），所有调查对象还要花一小时时间完成一系列不同的认知任务。其中包括分类任务（使用的刺激有几何图形和熟悉的物件），记忆任务（比如回忆一下在分类任务中用到的物件名称），逻辑任务（给出像之前描述过的三段论）和语感任务（比如问，“太阳”和“月亮”的名称可不可以互换，互换的结果会是什么）。在某些任务中，要求被试给出口头解释，之后将作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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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划分为7组。前6组只包含15岁以上的男性，依次为：没有读写能力的男性；只识维依书写体的男性；只识阿拉伯语的男性；既识阿拉伯语也识维依书写体的男性；上过几年学，识英语、阿拉伯语和维依书写体的男性；上学超过10年的男性。第7组包含15岁以上的女性（其中11名有读写能力的维依女性的数据最终没有被采纳，可能是女性具备读写能力相当不典型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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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实验设计需要比较无读写能力组、识维依书写体组和上学组之间的差异。如表14-3便是研究的部分结果，颇有些出人意料。在大部分认知任务中，读写能力本身只有分散且微不足道的作用。Scribner和Cole（1981）总结说，不用上学就获得的读写能力（比如在家里学会维依书写体）并没有产生鲁利亚（1976）和其他人报告的普遍认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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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学校教育的确产生了许多效果。最明显的作用是，学校教育，尤其是用英语指导的教育，增强了语言解释和判断能力。上过学的被试比没上过学的能够更好地对他们的回答给出条理清晰的解释。即便是上学组和未上学组的表现没有区别的情况下，在解释答案时仍存在显著的组间差异。换句话说，学校教育并没有影响到反应的选择，而是影响到调查对象解释和判定选择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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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Scribner和Cole（1981）的确还是发现了读写能力对某些具体任务的影响。大部分影响和语言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例如，识字的被试更可能给出维依书写体中句子语法组成的合理解释。他们还发现，在示范如何理解儿童画谜后（参见图14-10中画谜的例子），被试学习“阅读”其他书写体更容易。Scribner和Cole使用这些原则来发明维依画谜，并将其传授给识维依书写体（没上过学）的和不识维依书写体的村民。识字的村民学习这一任务比不识字的村民容易得多，而且表现远超不识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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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3 Scribner和Cole（1981）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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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样理解Scribner和Cole（1981）的发现呢？和一些常见看法相反，他们的研究不支持读写能力或学校教育对认知过程的进行方式有影响的观点。尽管在一些任务中，上过学且/或识字的被试比没上过学、不识字的被试表现出色，但是后者表现常常并不差，或只是比前者略微差而已。读写能力和学校教育的确对一些认知任务的执行方式有明显影响，至少在有些情况下是这样的。所以，显然学校教育和读写能力两者对认知都有影响，至少有时候是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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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0 画谜示例。翻译为：在花床上，向外看蜜蜂。（In flower beds，watch out for bee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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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bner和Cole（1981）在回顾其所有发现之后，提出了“实践的读写能力”作为理解这些实验结果的框架。所谓实践，指的是“一再发生的、使用特定技术和特定知识系统的、以目标为指向的序列行为”（p.236）。两位作者检验了读写能力所需要的知识和技巧，以及读写能力实践促成的知识和技巧。人在开始读写时所进行的活动、运用练习已认识的字所进行的活动（比如阅读或写作一封信）增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技巧。Scribner和Cole断言，读写能力并不促进广泛普遍的认知变化，而是促进了更为局部的、具体的任务情境中的认知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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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理由可以解释学校教育的作用。回忆一下，上过学的维依人只在需要语言解释的任务上表现得比没上过学的维依人出色。Scribner和Cole（1981）指出，学校教育的“实践”，特别是英语学校教育，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学校里，能为自己的回答给出一组结构严密的理由，并掌握任务的处理与方式，尽管这些处理方式是脱离实践经验的却也能得到奖赏（Bruner，1966）。因此，在上述实验情境中，那些最富经验的人在利用特定技能促进其他情境中问题解决方面表现得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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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Scribner和Cole（1981）认为，在通常情况下，认知技能与情境密切相关。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似乎不可能存在一种或几种能够影响或改善广泛认知能力或技能的活动，比如“思维”或是“分类”。这些学者反而坚持认为，认知处于其自然发生的条件中，或与之紧密相连。个体所处的文化和日常环境为认知任务设定了实践的边界和可能性，认知活动于此实践，从而也得以巩固和加强。情境和文化影响着认知，也受认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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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语中的“钟”与“观看”是同一个词watch；“4”与“for”同音，字母“B”的复数与“蜜蜂”的复数读音相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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