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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来，我一直在对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员做这个测试。学员们告诉我，图上有个年轻女人；最容易准确地被注意到的是她的穿着、她看的地方、她好像拿着什么东西、她哪只脚迈在前面。他们告诉我左边有一棵大树，光秃秃的；有的人甚至想到了通过和这个女人身高的对比去估算树的高度，但是，就像福尔摩斯所说的那样，没有人告诉我有几根树枝。我听到有人说起围栏和沿着围栏的灌木丛、长椅、落叶还有地面上的影子。但是，也许最令人吃惊的是，有将近一半的人在看这幅照片时，没有提到背景中有一个巨大的字母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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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见它了吗？你在一开始有没有看见它呢？你在描述照片的句子里有没有提及它？这可不是一种幻觉或是什么后期处理照片的花招，这个字母C真真切切地存在。这是不是照片中重要的部分？是不是值得被提及呢？因为种种理由，是的。这个字母C把这幅图放在了一个很独特的位置，如果再深入观察一下，你会发现这个字母C被刷在一面100英尺[1]高的岩石墙上。这面岩石墙在纽约市哈莱姆河的布朗克斯区那边，位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对面。这个信息可以帮助人们推知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因为这个字母C最早是在1955年用全白色刷的，后来在1986年重新粉刷，用的是灰蓝色粉刷并用白色勾出了轮廓。因为这个字母C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60英尺高60英尺宽的，或许是纽约市最大的涂鸦，所以能够注意到占据了这张照片的大部分的一个物体，的的确确称得上是一种基本的观察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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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看不到字母C的人，可都是有视觉功能的正常人，只是他们没有训练过自己的观察技能。假使在这50%的没有注意到的人里，有负责你抢劫案的侦探，或者你的外科医生，或者你的老板、男朋友、载着你孩子的公车司机，那怎么办？如果你自己没有注意到这个字母C呢？当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看漏这样一个巨大的细节也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可是如果你正在看小孩呢？如果你正在开车呢？或者正在过马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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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真正训练我们的观察技能之前，我们首先要去理解致使所有人在某个时刻忽略一些东西的内在生物机制。我们可以通过一只叫作凯文的大猩猩获得一点儿帮助，来看一看我们的内在生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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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里的大猩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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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你要知道，凯文是没有意识的。我会说，凯文并不真实存在，但他的主人，迈克尔·格拉齐亚诺博士恐怕不会同意我的说法。因为凯文的确“存在”，即便它只是个用丙烯酸纤维制成的玩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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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格拉齐亚诺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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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齐亚诺博士也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神经学家，著有《意识与社会脑》（Consciousness and the Social Brain）一书。他在自己的课上，用独特的口技表演假扮成凯文，向学生展现洞察的力量。格拉齐亚诺个子高高的，深色的胡子中夹杂着灰白色，眼睛明亮有神，当他把凯文放在手上时，学生一开始是紧张地傻笑，然而几分钟后，他们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就把这只假的大猩猩贴上个性标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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睁大眼睛去看表演，即使完全明白这只是一场社交的幻觉，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个很美妙的体验。我开始时充满怀疑——一只大猩猩玩偶在常青藤联盟？这是真的吗？——可我发现最终还是被它吸引了。凯文说粗鲁的笑话，声称自己是达斯·维达[2]，它环顾房间，看起来并不受主人支配。当格拉齐亚诺把它的手抽出来时，我对它愤怒的长声尖叫忍俊不禁。尽管我知道凯文只是一只玩偶，但有时候，它看起来像是有自己的“头脑”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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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齐亚诺把这个现象归于他所谓的“注意图式理论”（attention schema theory）。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这里装点着一幅色彩缤纷的壁画，内容是一个名叫“科学”的恐龙在吃科学家，他自得其乐地说画中的科学家就是他自己。他对我们解释这个现象的基本原理：因为人类被刺激所轰炸，外部形式的景物、声音，以及其他感官信息和内在的思想、情感和记忆，而大脑不能把每一点每一滴的信息都处理到，而是必须集中到某一些事情上，而放弃关注另外一些信息。人类大脑中的神经元怎样去决定处理什么信息？这就被称作“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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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会莫名其妙地开始注意到某些东西，”格拉齐亚诺说，“这是一个大脑处理信息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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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社交意识赋予一只玩偶大猩猩的实验过程，我们知道了注意力是这样形成的。多亏格拉齐亚诺的讲解，才不显得那么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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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快就指出，注意力很难被抓住，而且很有限。我们并没有无限的能力，可以去解码任何一个我们所遇到的刺激，不管是外界的还是内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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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资源解析的问题。”他说，“在很多方面，你的注意力让你聚焦。你专心于一件事，那么你的大脑就有效地抑制或者过滤掉其他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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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们虽然知道大脑已经过滤掉了一些事，但还是难以相信。有另一只大猩猩的实验可以说明这点。这是一个关于女人打扮成大猩猩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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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西蒙斯和克里斯托弗·查布里斯开始规划实验，试图证明，即使我们的眼睛一直睁开并且看的正好是那个方向的视线范围，我们也并不总是能够看见它。这是一种被称作“非注意盲视”的奇怪现象。他们在1970年重新设计了一个视频实验，实验内容是一个女人拿着一把伞走过学生在传球的场所。参与学生被要求去数完成了多少次传球。因为太专注做这件事，很多人完完全全忽视了那个女人和雨伞。西蒙斯和查布里斯的新版实验是让这个“突然闯入”更加戏剧性。他们在实验过程中，让女人穿上大猩猩的服装。就和我做的哥伦比亚大学岩墙上字母C的实验一样，有一半的参与者没有注意到大猩猩，尽管她在屏幕上和女人拿着阳伞的时间一样长，并且出现了两次，而且她就直直地看着摄像机，同时重重地拍自己的胸，而不仅仅是走过传球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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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后，非注意盲视的相关实验都证实，意识知觉需要注意力，而注意力也是有选择性的。如果我们的注意力被某件事情吸引，即使是数数这样的小事，我们也会忽视其他一些事情，哪怕是很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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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注意盲视可以在任何领域影响一流的专业人员，甚至是那些在工作中需要非常注意细节的人们。哈佛医学院的研究者也做了类似“看不见的大猩猩”实验，他们在很多肺部造影上添加了2英寸的大猩猩的影像，然后让实验参与者在片子上找癌症的瘤。结果83%的放射科医生从未提及片子上有大猩猩在朝他们挥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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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非注意盲视会给人致命的影响。波士顿的警官肯尼思·康利在跟踪一个枪杀嫌疑犯时，不远处有一群警察正在毒打一名男子，男子的头部和肾脏都严重受伤。当联邦当局调查这起攻击时，没有警官承认自己参与其中，甚至没有人承认自己目击了这场攻击。康利被要求证明和承认自己虽然在场，却没有看到这个事件。调查人员不相信这么一个事件会被他忽略，于是康利就被判阻碍司法和伪证罪。他被免职，并且被判入狱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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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康利只能把他没有看到路途中的攻击归于某种“管状视力[3]”，而最高法院却不会理睬这样的说法。做“穿大猩猩衣服的女人”实验的心理学家西蒙斯和查布里斯认为这位警官是受到了非注意盲视的影响。为了证明这个情况的发生是合理的，他和志愿者一起重新设计了实验场景，要求他们在一名男子后面慢跑并且数男子碰了帽子多少次。带这些慢跑的人途经一个一步步策划好的打斗现场，他们之中有67%的人根本没有注意到打架这件事。西蒙斯和查布里斯把他们研究的成果记述在一篇名为《如果你没注意到搏击俱乐部，你就不会谈论它》的论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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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受到非注意盲视的影响，常常漏掉重要的信息。不过，如果能够训练大脑拥有更强的注意力和观察力，我们还是有能力克服这种天生趋势的。美国心理学家赛缪尔·伦肖做了一个关于视觉的研究，帮助武装部队在二战中快速地认出敌人的飞机。伦肖认为，真正的观看是一种需要学习的技能，就像弹钢琴、说法语或者打高尔夫球那样。他声称，就像是钢琴家的手指那样，可以训练眼睛看得更好。同样地，发表在《视觉》（Journal of Vision）杂志上的多样研究证明，我们通过视觉注意力的挑战任务，从而使注意力容量大大增加。研究刺激的、复杂的、多维的甚至是令人不愉快的艺术能够为我们提供这样的训练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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