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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格拉齐亚诺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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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齐亚诺博士也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神经学家，著有《意识与社会脑》（Consciousness and the Social Brain）一书。他在自己的课上，用独特的口技表演假扮成凯文，向学生展现洞察的力量。格拉齐亚诺个子高高的，深色的胡子中夹杂着灰白色，眼睛明亮有神，当他把凯文放在手上时，学生一开始是紧张地傻笑，然而几分钟后，他们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就把这只假的大猩猩贴上个性标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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睁大眼睛去看表演，即使完全明白这只是一场社交的幻觉，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个很美妙的体验。我开始时充满怀疑——一只大猩猩玩偶在常青藤联盟？这是真的吗？——可我发现最终还是被它吸引了。凯文说粗鲁的笑话，声称自己是达斯·维达[2]，它环顾房间，看起来并不受主人支配。当格拉齐亚诺把它的手抽出来时，我对它愤怒的长声尖叫忍俊不禁。尽管我知道凯文只是一只玩偶，但有时候，它看起来像是有自己的“头脑”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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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齐亚诺把这个现象归于他所谓的“注意图式理论”（attention schema theory）。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这里装点着一幅色彩缤纷的壁画，内容是一个名叫“科学”的恐龙在吃科学家，他自得其乐地说画中的科学家就是他自己。他对我们解释这个现象的基本原理：因为人类被刺激所轰炸，外部形式的景物、声音，以及其他感官信息和内在的思想、情感和记忆，而大脑不能把每一点每一滴的信息都处理到，而是必须集中到某一些事情上，而放弃关注另外一些信息。人类大脑中的神经元怎样去决定处理什么信息？这就被称作“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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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会莫名其妙地开始注意到某些东西，”格拉齐亚诺说，“这是一个大脑处理信息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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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社交意识赋予一只玩偶大猩猩的实验过程，我们知道了注意力是这样形成的。多亏格拉齐亚诺的讲解，才不显得那么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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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快就指出，注意力很难被抓住，而且很有限。我们并没有无限的能力，可以去解码任何一个我们所遇到的刺激，不管是外界的还是内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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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资源解析的问题。”他说，“在很多方面，你的注意力让你聚焦。你专心于一件事，那么你的大脑就有效地抑制或者过滤掉其他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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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们虽然知道大脑已经过滤掉了一些事，但还是难以相信。有另一只大猩猩的实验可以说明这点。这是一个关于女人打扮成大猩猩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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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西蒙斯和克里斯托弗·查布里斯开始规划实验，试图证明，即使我们的眼睛一直睁开并且看的正好是那个方向的视线范围，我们也并不总是能够看见它。这是一种被称作“非注意盲视”的奇怪现象。他们在1970年重新设计了一个视频实验，实验内容是一个女人拿着一把伞走过学生在传球的场所。参与学生被要求去数完成了多少次传球。因为太专注做这件事，很多人完完全全忽视了那个女人和雨伞。西蒙斯和查布里斯的新版实验是让这个“突然闯入”更加戏剧性。他们在实验过程中，让女人穿上大猩猩的服装。就和我做的哥伦比亚大学岩墙上字母C的实验一样，有一半的参与者没有注意到大猩猩，尽管她在屏幕上和女人拿着阳伞的时间一样长，并且出现了两次，而且她就直直地看着摄像机，同时重重地拍自己的胸，而不仅仅是走过传球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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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后，非注意盲视的相关实验都证实，意识知觉需要注意力，而注意力也是有选择性的。如果我们的注意力被某件事情吸引，即使是数数这样的小事，我们也会忽视其他一些事情，哪怕是很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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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注意盲视可以在任何领域影响一流的专业人员，甚至是那些在工作中需要非常注意细节的人们。哈佛医学院的研究者也做了类似“看不见的大猩猩”实验，他们在很多肺部造影上添加了2英寸的大猩猩的影像，然后让实验参与者在片子上找癌症的瘤。结果83%的放射科医生从未提及片子上有大猩猩在朝他们挥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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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非注意盲视会给人致命的影响。波士顿的警官肯尼思·康利在跟踪一个枪杀嫌疑犯时，不远处有一群警察正在毒打一名男子，男子的头部和肾脏都严重受伤。当联邦当局调查这起攻击时，没有警官承认自己参与其中，甚至没有人承认自己目击了这场攻击。康利被要求证明和承认自己虽然在场，却没有看到这个事件。调查人员不相信这么一个事件会被他忽略，于是康利就被判阻碍司法和伪证罪。他被免职，并且被判入狱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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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康利只能把他没有看到路途中的攻击归于某种“管状视力[3]”，而最高法院却不会理睬这样的说法。做“穿大猩猩衣服的女人”实验的心理学家西蒙斯和查布里斯认为这位警官是受到了非注意盲视的影响。为了证明这个情况的发生是合理的，他和志愿者一起重新设计了实验场景，要求他们在一名男子后面慢跑并且数男子碰了帽子多少次。带这些慢跑的人途经一个一步步策划好的打斗现场，他们之中有67%的人根本没有注意到打架这件事。西蒙斯和查布里斯把他们研究的成果记述在一篇名为《如果你没注意到搏击俱乐部，你就不会谈论它》的论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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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受到非注意盲视的影响，常常漏掉重要的信息。不过，如果能够训练大脑拥有更强的注意力和观察力，我们还是有能力克服这种天生趋势的。美国心理学家赛缪尔·伦肖做了一个关于视觉的研究，帮助武装部队在二战中快速地认出敌人的飞机。伦肖认为，真正的观看是一种需要学习的技能，就像弹钢琴、说法语或者打高尔夫球那样。他声称，就像是钢琴家的手指那样，可以训练眼睛看得更好。同样地，发表在《视觉》（Journal of Vision）杂志上的多样研究证明，我们通过视觉注意力的挑战任务，从而使注意力容量大大增加。研究刺激的、复杂的、多维的甚至是令人不愉快的艺术能够为我们提供这样的训练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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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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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证实，用观察艺术的方法，能够有效地提高医学院学生的观察技能。在一项长达两年的，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的研究中，发现那些研究艺术品的人能够显著提高诊断能力，他们的观察能力，特别是探查细节的能力可以提升10%。耶鲁大学医学院皮肤学教授欧文·布雷弗曼博士称，这10%的改善是“有统计学意义的”，因为它表明“你可以在视觉上训练某人，让他更加善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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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佐治亚州一个小镇的艾莉森·韦斯特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还是纽约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对韦斯特来说，她在过去的时间里最喜欢的消遣之一就是在艺术博物馆漫步，曼哈顿有很多这样的场所。她虽然不是美术专业的，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去欣赏绘画，但她很享受在自己在艺术博物馆里仔细观看每一张画的过程。所以，当她发现医学院里可以上“洞察艺术”课时，她就很兴奋地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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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自己已经错过了多少，”她回忆道，“我希望自己是一个观察力非常敏锐的人，可我没有看到就在我面前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字母C！我感觉我就好像是戴着有色的眼镜在游荡，那个眼镜给所有东西上色，我却不知道我戴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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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会“如何观察而不仅仅是看”后，韦斯特注意到，她接触病人和记录病人病情的方法有了显著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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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典型的报告中，我曾经这样写道：‘中年白人男子倚靠在一张床上，疲倦的眼睛，苍白的皮肤，黯淡的神情，穿了一件医院的长袍，他的周围环境很平常：空墙，床右侧有带血迹的床单。’这是叙述性的描述，但是很冷静，”她对我说，“这门课结束后，我开始这样写了：‘在他的手里有一个纵横字谜，他的旁边有一张印着西班牙语的报纸，在告示板上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爷爷，祝你早日康复’。以前当我看到有鲜花的房间便会联想到病人，现在我会注意那些花是什么花，它们是不是正在枯萎，是谁送给他们的，大概是什么时候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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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斯特现在还会注意到，什么填充玩具动物会被放在窗台，病人在看什么电视节目，什么书是放在床头小桌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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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看这些我不曾注意的细节并不会帮助我诊断，”她解释道，“不过它们给了我很多重要的东西：病人为什么住院，何种生活方式对病人最有利，以及他可能会考虑选择哪些治疗方式来减轻自己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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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斯特就像是当代的贝尔博士，用她最初观察到的东西去揭示更多。看到西班牙语的报纸在病人的旁边促使她去观察他在家里的日常饮食：是不是多吃西班牙菜会让他的状态更不好？他平时以什么谋生？康复之后，他是否可以重返工作？他最喜欢的消遣和爱好是什么？恢复期间，他会不会再一次捡起那些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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