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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见的感知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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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开始观察任何事物时，总是倾向于主观去看，尤其是当我们需要收集那些特别的信息来帮助我们实现个人意愿或职业抱负的时候，我们容易受制于这样的弱点。不论你是为了谋生或者只是研究某一事件，请确保你在观看一件事物时，并不仅仅是因为你想看到或者出于你的工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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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我们想看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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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非常普遍的过滤器被定义为许多不同的名称，包括：认知偏差、确认偏向、自我中心偏见、期望愿景以及管状视力。它让我们在收集信息的时候存在选择性，从潜意识里寻找那些能够支持我们经验的信息，而屏蔽掉那些不能支持的信息，这样并不好。这是一个在很多领域里都会有的陷阱。警察在办案时认为某些案件就是某个民族的人干的；记者只采访那些能够支持他们对于某一话题观点的专家；学者做案例研究，却只将其设计为能证明他们的学术假设的形式；经理给员工进行评估，却只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支持他们以前对某一个员工的固有印象的事件，而根本不去看其另一面；我们都能看到这个陷阱。家长也会犯同样的错误，他们遇到孩子的反常行为时，也为此苦恼，因为他们对孩子的表现总是有个惯常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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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找到了带有个人色彩的证据，证明一厢情愿地看待事物会形成感知经历的“频繁的幻觉”，这个幻觉表现在：当我们开始知道了某样东西时，会突然发现到处都能看到它。比如说，你买了一辆新车，然后你就会看到到处都是同样的车。并不是说同样的车突然就在马路上多了起来，而是因为你以前并没有注意过它们。到了这本书的最后，你会发现同样的事情也很有可能发生在艺术上。在你被要求仔细地观看艺术作品以后，你可能会注意到原来到处都有的艺术图像：谷类的广告里、雨伞和笔记本电脑的套子上。你碰到艺术作品的频率并没有无端地增加，那些图像以前也一直在那里，你只是开始注意到它们了。这和你新的观察能力的提高有关，于是你就不再把它们屏蔽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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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义的希望达成的角度上来讲，认知偏差相对容易理解：她极度希望那是真的，她就用那样的方式看待事情。鲜为人知的是，我们的偏好也会改变我们看待时间、东西的材质，尤其是关于尺寸、长度或距离的认知。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在做实验的时候发现，我们有“希望让东西比它们实际上看上去大一些或者近一些”的渴望。在荷兰，参与者被要求猜测一款巧克力麦芬蛋糕的大小；节食的人把它看得比不节食的人要大，那是因为节食的人总是在计算卡路里，但他更渴望吃到蛋糕。在纽约，参与者看到一个水壶，并被问到这个水壶离自己有多近；相比较而言，那些更口渴的人认为水壶离他们距离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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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趋于主观的观看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但我们仍然可以减小它对我们的影响，只要我们懂得，对某种结果有所期待会给我们一个预设，从而使我们更努力地去寻找那些可以支持我们期望的东西。认知偏差尤其普遍，它给我们一种自我确认和自我放大的感觉。想要确认你没有把你的渴望和实际情况混淆的时候，要问自己两个问题：“这个信息和我一开始想得一致吗？”以及“这个信息会让我在个人方面或专业方面获益吗？”不过，即使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是”，你的发现仍然可能符合事实。但是无论如何，当你把你的期望直率地讲出来，你会在收集信息的过程中增加更多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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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的东西受他人话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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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别人会给我们的观察里加上感知过滤器。当我们去寻找那些自认为需要找的东西时，我们对于探索真相的初心可能被迫妥协。如果在给你看这张照片以前，我告诉你简·亚历山大在圣约翰神明大教堂的展览因为淫秽而被责难，你很可能就会更快地注意到狗头人的裸体塑像。如果我在给你看托尼·马特里雕塑的图片之前，告诉你“一个男人将走私的珠宝藏在内裤里”的故事，你也许就会首先去注意他的穿着，注意在那里凸出的部分了。即使我们没有意识到，实际上，我们看事物常常会受到他人话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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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这种过失，我们要特别注意任何外界施加在观察力上的建议和约束。弗吉尼亚大学护理学院的一个学生到我这里来听演讲，她讲到，通常的医学实践里的“只把‘异常’情况记录在图表里”的做法反而造成一种很“异常”的约束。为了简化病情记录并且使医生能够更快地回顾病人的病情发展，“只把异常情况记录在图表里”要求工作人员们记录异常的发现或者是相对而言不正常的情况。结果，医生和护士就试图对他们的发现加以限制，尤其是从前一批的工作人员开始，图表就被放入了视窗系统驱动程序里，其实他们在记录的时候，已经对他们的发现加以限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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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只关注图表，而是要深入到患者中去。患者看起来如何？患者对你的反应是什么？把同样的原则应用到任何领域、任何形式、评估体系或者标准化的报告中去。但小心别让它将你束缚了。你最初的观察要尽可能地公正、不受限制。如果一个经理人把注意力放在一张评定员工的准时性或者盈利能力的表格上，她也许会错过其他一些可以反映员工表现的基准点，比如说员工的着装、行为举止或者肢体语言，要看到表格以外更加长远的东西。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基准点和评定表里，就会在一开始限制你去获得完整精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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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不让班上的学员去看博物馆里艺术作品旁边的标签，而且不马上告诉读者出现在这本书里的作者或作品的名称，因为标签会自动形成观点并且给人先入为主的观念。如果我马上就告诉你第50页那幅黑白的图叫作《伦肖的母牛》，你就会错过一次不受人左右地无拘无束观看这幅画的机会，也很难认识到这件事让你学到的东西。如果你事先就知道托尼·马特里的雕塑叫作《梦游者》，你就很难把那个人想象成一个主动的干扰者，或者去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这么去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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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一群政府人员去史密森尼美国艺术博物馆，当他们站在一幅作品前——一堆光滑的圆球堆成金字塔型，每个球都裂开一半，每个裂开的圆球里都有一张人脸——有位学员说他看见了新生命从蛋壳里出来，另外一个说他看到了炮弹里死亡的面具，还有人说圆球让他想到了俄亥俄州七叶树糖[2]，把一半的巧克力沾上几勺花生酱。要是他们事先知道这幅作品的名称是《纪念》[3]，那么可能每个人都会偏向战争和阵亡去考虑。但我并没有这样做，所以我们就有了更多样的答案，并且知道了第三个参观者来自俄亥俄州，而且他饿了。那么，这些无关信息也有相关性或者有帮助吗？当然是有的。它开启了一扇个人经验的门，这原本不是一个会受到个人影响的环境，这扇被开启的门能够让同僚以从未有过的角度来看他，把他看作了小时候在俄亥俄州厨房里看到妈妈做七叶树糖的那个小男孩，因为这位观察者童年的经历会通过他对雕塑的观察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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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获得对于任何一样东西完整而准确的描述，我们需要汇总所有在各个视角里可能收获到的信息，然后就可以整理、区分优先次序并且懂得它的意义。标签或者是事先写好的描述以及已经存在的信息在这个时候也可以被我们放入信息的收集之中，但是必须是在我们亲眼所见之后。所以，顺序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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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东西大致会看两次：第一次是在没有任何外部影响的情况下看，第二次则是在添加了新的信息之后再看。你先观察在本章开头的那幅画，没有什么外部影响，而现在你有了更多的信息：这幅画叫作《伦肖的母牛》，回过去再看一遍。这个名字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或者是否听上去熟悉？伦肖其实就是赛缪尔·伦肖，我们在上一章也提到过他，他是一个视觉专家，他所做的迅速辨认敌军飞机的系统，在二战中被用来训练了285000个准飞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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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肖曾经突然拿出他那关于旅行者的拙劣印刷图，给俄亥俄州立大学实验室成员看，并让他们猜那是什么。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猜错了。有一位研究伦肖在战争中贡献的记者把握十足，他说那是一张欧洲地图，而这仅仅是暴露了他的认知偏差。相比之下，伦肖把这幅图给每个小孩子看，他们都马上能说出来那是一头母牛。为什么？多亏了相对不足的经验和不易受人话语影响的习惯，小孩子没有那么多阻碍他们观察的感知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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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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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配我们的3个感知过滤器里，我们要进入的最后一个过滤器是“对于变化的盲目”，也就是在我们的视野范围内看不到波动起伏。“看不见的大猩猩”实验中的心理学家和绅士盗贼都戏剧性地、公开地向我们展示，我们是多么容易上这个过滤器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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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西蒙斯和他的同事们做了一个实验，让一个人向一所大学里的行人问路。当他们正在说着话时，两名男子拿着不透明的门从他们中间走过，在重新看到对方时，那个问路者已经被悄悄换成了另一个人了，但只有50%的指路者意识到人被换了。阿波罗·罗宾斯在国家地理电视节目《脑力大挑战》（Brain Games）中出现并担当顾问，这期节目通过在拉斯维加斯酒店发生的一段插曲，说明了对于变化的盲目问题。当嘉宾和一个酒店服务生谈话时，服务生把笔掉在了地上，然后弯下腰去桌子后面把它捡起来，那时，捡完笔出来的人已经换成了另一个人，可是只有少于一半的嘉宾注意到人被调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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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脑每秒钟会遇到大约1100万比特的信息，而我们可以处理和关注的信息是极为有限的，所以对于变化的盲目，也就不觉得很吃惊了。要想和它作斗争，有一个方法就是：意识到每样东西都一直在变，即使那些变化对我们来说太小，以至于不能及时发现。想象一棵树，你看不见它在生长，但是它依然在生长，也许只是以一年长高一英寸的速度缓慢生长。你可能每天经过一棵相同的树并且认为它看上去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更仔细地看一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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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赫希，《那棵树》，2012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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